但是，到达柏林后的最初几周内，卡夫卡几乎没有收到家人的任何来信，他开始担心起布拉格的情况来。他写信给奥特拉的丈夫佩帕说，柏林的形势让他害怕："但布拉格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那里每天有多少危险威胁着这个焦虑的灵魂？"在给奥特拉的信中，他一开始似乎想邀请她来柏林，但后来又反悔了。他承认："柏林的一切是如此柔弱，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它攫取了，因此我处在一种微妙的境地"。他觉得，如果他的家人来看望他，他们的影响范围就会从布拉格扩展到柏林，用"我不仅仅爱而且怕的布拉格"来评判他，弄得他夜不能寐。他计划整个冬天都住在柏林，因此他开始盘算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天气温和的日子回一趟布拉格，看看父母，让他们把他的房间租出去，顺便再取些过冬的衣服。
卡夫卡又和厄尼斯特卫斯见了一面（并把他推荐给了那位瑞士出版商），另外也和布洛德的情人爱米扎尔费特见了面，但他很少出门："除了公寓附近，我很少去别的地方"，他在给费力克斯韦尔奇的信中这样写到，接着还描写了当地迷人的景色，那里的风景"在我这个移居国外的小人儿看来是美丽的"。但不久，经济上的担忧日益明显了。卡夫卡的退休金是寄往布拉格他的父母的住处的（可能因为他获准提前退休的条件是保证不离开布拉格），而家中的汇款却迟迟不到。由于煤气灯的亮度不够，他急需一大笔钱购买一盏煤油灯。如果保险公司发现他不在布拉格而少付给他退休金，那么他就不可能在柏林长住下去。
卡夫卡的身体极度虚弱，很少写作。他好奇地看着结实的家具搬运工来公寓搬运前一位租户的大钢琴，想到自己即使在柏林街上走一圈也必定会呼吸困难、咳嗽不止。他告诉布洛德，此前之所以没有写信不是因为他想隐瞒一切--"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一生都在隐瞒"--而是因为他厌倦了书信："我不相信语句和书信，不相信我的语句和书信；我愿意和人而不是幽灵分享我的情感，幽灵们玩弄词句，吐着流涎的舌头读我的信……有时我觉得，一般来说，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存在只有根据这种'策略考虑'才是可以解释的，艺术使真正的语句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大约在这个时期，卡夫卡开始写作小说《小女人》（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ｏｍａｎ）和《地洞》（Ｔｈｅ Ｂｕｒｒｏｗ）；前一篇小说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于他的女房东，它表达了一种因为总是被人评判而产生的焦虑感，后一篇小说在多拉看来表达了卡夫卡对返回父母家中的恐惧。布拉格的幽灵一路尾随他到了柏林。
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是，卡夫卡在到达柏林后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写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多拉迪阿曼特。我们无法得知她从查洛特伯格孤儿院（她是那里的女裁缝，在那里工作、居住）搬去和他同居的具体时间。卡夫卡很晚才向他的朋友和家人谈起她。在１１月底写给米伦娜的一封信中，他说他在米里茨时开始考虑迁居柏林的可能性，后来这件事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当然是指多拉也会去柏林，他将不会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了。
由于女房东总是摆出一幅盛气凌人的架势（她可能是排犹主义者），而且还增加了房租，卡夫卡和多拉在１１月１５日搬到了位于格龙内瓦尔德大街１３号的公寓，这家公寓是多拉事先预定的。直到搬家那天他们才通知前面那位女房东。搬家当天，卡夫卡上午去了城内的犹太研究学院，从前一段时期开始，他就在那里听课、参加相关活动了。午饭前，他正走在弗莱德里奇大街上，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原来是一个老熟人洛维博士，后者邀请卡夫卡和他一起去他的父母家吃饭。在那个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柏林人都在为提供和购买食物斗争，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下午六点，他回到施特格利茨后发现，在多拉的指挥下，新家已经布置好了。不久，卡夫卡给米伦娜写了倒数第二封信，信中说："我几乎生活在乡下，在一所带花园的小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漂亮的寓所，我也肯定我不久就会失去它--它对我来说太漂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