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３日，贝克医生给费力克斯韦尔奇写信说，前几天他被多拉叫到基尔林疗养院，因为卡夫卡"喉部剧痛，尤其是咳嗽的时候。他试着吃些东西，然而疼痛加剧了，他几乎不能吞咽任何食物。我确信这是由结核溃烂扩展到部分会厌软骨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手术，因此我给病人的喉上神经注射了酒精"。酒精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贝克医生建议多拉带卡夫卡乘船返回布拉格，因为他和纽曼两人都预计卡夫卡只能活三个月了。多拉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如果这样做，卡夫卡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很难相信此时的卡夫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病情如何严重）。贝克医生表示理解多拉的担忧，以及"她的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就卡夫卡目前的情况来说，任何专家都无力回天了，"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他提供吗啡或鸦片，缓解他的疼痛"。
在基尔林，大概是４月底，卡夫卡的病情似乎并不特别严重，他曾向多拉求过婚。他执意给多拉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许可。卡夫卡在信中解释说，虽然在多拉的父亲看来，他不是一个按教义行事的虔诚的犹太人，但他是"一个忏悔的"、希望"回归"的犹太人，因此他或许能被后者所接受。事实上，尽管多拉和卡夫卡都对犹太教怀有热切的兴趣，两人都不是恪守教义的犹太人。据布洛德回忆，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参加过一次正统犹太教徒的宗教仪式：安息日结束前的第三餐，"听他们的低声祷告和哈西德派圣歌"，在布洛德看来，卡夫卡在仪式进行中是"相当平静的"。这种古老的仪式显然使他感动，但在归途中，他却对布洛德说："严格说来，我们刚才就像在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纯粹是一种迷信"。
多拉的父亲收到信后没了主意，于是就拿着信去找当地犹太人十分崇敬的"吉尔拉比"，请他做出最终决定，拉比看完信后只说了一个字："不"。于是，卡夫卡为实现结婚的理想而付出的终生努力宣告失败了。近期发现的多拉的日记表明，这个故事中还有另一段的插曲。疗养院的管理者担心这对未婚的伴侣会影响到疗养院的声誉，于是就向多拉施加压力，督促他们结婚。闹到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多拉叫到办公室，让她与一位来自维也纳犹太人群体的官员见面，这位官员是疗养院特意请来为多拉和卡夫卡主持婚礼的。霍夫曼医生和他的妻子将做他们的证婚人。"这是我的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之一，我蓦地想见到这个残酷的事实：弗朗兹死后我该怎么办"。奥特拉勉强同意了这个主意，但多拉觉得这是在"剥夺一个垂死之人最后一点快乐的时光，剥夺他的希望"，于是她拒绝了。
拉比的拒绝给卡夫卡的打击很大，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全靠多拉和克洛普施托克的照料。此时，卡夫卡讲话和喝水都变得非常困难了，他开始通过写便条向他身边的朋友发出简洁的指令，提出要求和问题。这些朋友中也包括５月专程来看望他的布洛德。由于担心影响卡夫卡的情绪，布洛德谎称自己在维也纳有事要办，所以顺道前来探望，他发现卡夫卡情况很糟。有时，便条内容非常简单，比如"一点水；这些小药丸一沾上唾液就像玻璃渣"，或者是"把丁香花搬到太阳下吧"。有时，纸条上的内容表现出卡夫卡认为自己是多拉和克洛普施托克的负担，他把他们俩说成是自己的"小家庭"。"我给你们带来了多大麻烦啊：真让人发疯"，或"你们对我太好了，当然这让我更难受"，或"你们能忍受多少年呢？你们忍受得了，我对你们的忍受又能忍受多久呢？"一次，他想起那晚在维也纳医院去世的那个人，痛苦地写道："他们在我旁边杀死了他，护士们来来去去，但谁都对他不闻不问。"不久，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长条校样送到了他的病床前："我得用所有的力气来写它吗？"随后他可能感到有点绝望："把你的手在我的额头上放一会儿，给我点勇气。"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卡夫卡总是感到口渴："我对水的渴望"，这种渴望折磨着他，但却无法消除。"弗朗兹成了一个狂热的酒徒"，多拉对卡夫卡的父母这样说。"他几乎每顿饭都离不了啤酒或葡萄酒。不过他喝得并不是特别多。他每周喝一瓶匈牙利葡萄酒，或其他优质葡萄酒。我们有三种酒，这样我们就能调出各种流行的口味"。其中一张便条上写道："把这有限的能力用来喝酒吧，可惜我不能再和我的父亲一起去布拉格游泳学校的啤酒园里喝酒了。"临终前，卡夫卡回忆与父亲一起喝啤酒的情景，试图以这种方式与父亲最终达成和解。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曾提到过他在这家游泳学校的更衣室受到父亲的羞辱，他那幼小赢弱的身体和父亲的健壮魁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现在，在他的想像中，这里又变成了他和父亲把酒言欢的地方。后来赫尔曼在布拉格看到儿子写的这句话时，他的心也融化了。卡夫卡告诉多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