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７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卡夫卡在写作这封长信的间隙，停下了笔，打开窗子，从尼克拉大街３６号的公寓向外注视捷克桥上的无轨电车。在这个布拉格的夏日夜晚，卡夫卡对"我的父母和亲戚们"提出了新的控告："他们出于爱而伤害我，这使他们的罪责更深，因为无论他们的爱给我带来多少益处……我的教育对我造成的伤害已超出了我认识的所有人，甚至超出了我的想像"。冗长的谴责之后，紧跟着是一篇题目叫做"不幸"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鳏夫"，他同世界格格不入，无法抵抗世界的冲击："他的天性是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他只吃自己的肉，他的肉生来也只是供自己吃的。他没有中心，没有职业，没有爱，没有家庭，没有收入；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支撑他同世界抗争的东西……一个人如若不能保护自己免于消失，他就会立即被摧毁"。同故事中那个鳏夫一样，卡夫卡感到"我们自己和我们认识的人实际上都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完全隐藏着；拿我来说，眼下我通过我的职业，我在想像中的或事实上承受的痛苦，我对文学的爱好等来掩饰自己。"在对故事中"鳏夫"的描写中，卡夫卡使用的比喻令人吃惊："他的行为会让人想到溺水而亡的人的浮尸，它冲撞着游泳者，攻击他，死死地缠住他。浮尸不会因此复活，事实上甚至不会因此获救，但它却能把游泳者拉下水去。"
溺水而死，自杀的冲动，自我嫌恶，对个人的生活方向感到困惑，同父母的关系紧张：所有这些主题都被卡夫卡用作原材料，在两年之后创作了《判决》。但是，在１９１０年布拉格的夏天，这尚未成形一切与现实中的卡夫卡、那个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工作的２７岁职员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呢？他刚刚获得了加薪和提升。他开始在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他有一个小圈子里的朋友，他们频繁地向他发出邀请以致他有时不能不婉言拒绝。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代的工业现状，认识到工厂工人的真实情况。他还会不时参加政治集会。他在故事中虚构的那个绝望、自闭、被损害的、孤独的鳏夫似乎同他当时的生活毫无联系。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乡村对他是一种永远的安慰。尽管卡夫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但他热爱乡村户外。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喜欢散步，骑自行车（他在布拉格的公寓里有一辆自行车），到平民游泳学校游泳。另外，伏尔塔瓦河对岸有一个地方可以洗海水澡、划船，他在那里有一艘划艇。他尤其喜欢坐划艇溯流而上，然后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小艇上，让它自顾自地随波漂流。"由于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卡夫卡后来回忆说。卡夫卡的一位同事碰巧在布拉格的一座桥上看到他乘船顺流而下，那幅情景活像一个死人在水面上漂浮，"仿佛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到来之时，棺材盖已经打开，而死人仍躺着不动"。此外，卡夫卡也喜欢骑马，还上过马术课。
在乡下度假时，只要他觉得放心，就会脱光衣服，沐浴在新鲜空气和阳光当中。８月，他去了布拉格以北六十五英里处的萨兹，他从那里寄给布洛德一张明信片："躺在干草垛上，把脸埋进草堆里，你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坏！"此外，１９１０年，为了学习法语，他还和布洛德一起去了巴黎。在出发之前，为了同高危工厂的企业主作斗争，卡夫卡不得不代表保险公司出差到北部的加布龙茨，去做一场关于工伤事故保险的公开报告。他满腹焦虑地准备报告。"我担心得有点过头，恐怕不会成功，"他这样告诉布洛德。多亏《加布龙茨报》保留下来的记录，我们才可以确定卡夫卡最终在格林旅馆进行了这次公开报告。卡夫卡孤身一人、深入虎口，他告诉前来听报告的企业主们，如实填写保险公司派发的表格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以往对企业按事故风险程度进行分类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迅速，保险公司在几个月内完成了对３．７万家企业的分类--存在任何疏漏，那并不是保险公司有意造成的。卡夫卡进一步表示，企业主和保险公司的沟通太少，令人惋惜，事实上，双方是盟友而非对手。为了将那些不满的企业主（这次主要是小企业主）争取过来，卡夫卡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承诺不再进行突击审查，在引进新的分类方法时同企业主协商，保险公司将对专业杂志上出现的新规章进行更多的说明和解释。在一些愤怒的企业主的质询下，卡夫卡承认某些检查可能不够专业，此外，还有些企业主抱怨保险公司迟迟不肯处理企业的投诉，卡夫卡不得不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牢骚。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卡夫卡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去度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