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表显示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总体上仍远远落后于OECD国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仍然只相当于OECD国家的15%，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只相当于OECD国家的11%。中国只有16家公司跻身《金融时报》500强企业行列，21家跻身《财富》500强企业行列。OECD国家分别是428家和448家。在按研发开支排名的全球前1250家世界顶尖企业中，中国只有5家公司入榜，而OECD国家有1166家公司进入全球1250强。中国拥有全球家庭财富的3%，而OECD国家拥有88%。尽管事实上中国人口远远大于OECD国家，但是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只有3.66%，而OECD国家拥有60.5%。中国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2000亿美元，而总部设在OECD国家的各金融机构管理的资金总额高达61.2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以与过去30年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它将在某个时间点上“赶超”OECD国家。然而，这个时间点远比大多数人的认识遥远。即使中国继续快速增长，但是在今后二三十年的关键“瓶颈”阶段，在全球人口稳定或技术进步促进太阳能的充分利用之前，中国在许多关键的发展指标上仍将远远落后于西方。更何况，中国是否会以与近几年相同的步伐继续增长还存在不确定性。
在许多方面中国仍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今天的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很大的周期性波动，在明显的繁荣时期之后紧跟着暴跌和经济萧条，而且它们通常都经历过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冲击。1848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共产党宣言》的那一年，欧洲正站在革命的边缘。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迫使反叛的邦联州重新回到合众国，但是却导致3000万总人口中约62.3万死亡，47万受伤。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随着它变为“世界工厂”和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它经历了不少于四轮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后者“使工人阶级陷入赤贫，并发动了一波企业破产的浪潮”。此外，在1845～1850年间，在总共900万爱尔兰人中，有100万人死于饥荒。爱尔兰从1690年起就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并于1801年全面成为联合王国成员。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岁月里设法避免这样的兴替和挫折，那在政策上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注：【1】2007年，世界银行修改了它以购买力平价价格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比原测算结果减少了40%。
【2】包括香港地区。
【3】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着约2000亿美元资金。中国进入世界前500强资产管理公司行列的金融公司管理着约400亿美元资金。
【4】由总部设在OECD国家的金融公司管理的资产。
刘春航博士的研究
参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增长、平均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参与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也在许多方面带来了重大的挑战。比如它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又如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混乱和不稳定性，还为中国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全球化也为中国本土企业赶超世界顶尖企业的努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正是刘春航博士在《跨国公司战略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一书中研究的重点。企业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国际商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当于一次“全球商业革命”。如果中国的决策者们想了解中国在追赶高收入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就有必要深入调查全球化时代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特点。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但遗憾的是鲜有人开展在企业层面深入探讨全球化影响的研究。这只能通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才能实现，从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提供可靠的信息。
刘春航博士深入全球领先企业内部，在细致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开展研究。由于被调查的企业都是各自行业中领先的国际公司，这项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在对比十分鲜明的行业中选择企业，他得以确定常见进程在全球经济体系各个不同部分中的有效程度。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其他国际性研究在一组全球领先企业的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如此深入的分析。研究的重点是在中国，加上它为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学术文献所作的贡献，使得这项研究尤具很高的价值。他的研究也对关于企业本质的学术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他的结论使我们能够更深入理解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所面临的挑战。
刘春航博士确定了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一系列有力影响。波音、沃尔玛和可口可乐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中，这些公司都与积极的含义相关，包括安全、效率、先进的管理、盈利能力和增长。刘春航博士发现在所有3个行业中，这些公司都深刻改变了价值链各个层级上的商业惯例，打破了政策壁垒，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彼此紧密联系的本地企业的成长。它们帮助改变了其客户和供应商的意识和技能，以实现“系统利润”的最大化。它们创造的利润机会激发了参与商业体系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无论是直接雇员还是供应商或客户。它们的业务和增长通过改进产品安全性和降低价格，使消费者获益。它们在自己及供应商雇用的工人中间实行国际劳工标准。通过系统集成，它们控制或显著影响了大量企业和个体在价值链中的行为。在相当大一部分的地方经济中，它们正迅速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总而言之，刘春航博士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中国改革开放时希望获取的积极影响已成为现实。不过，邓小平还提醒说必须“实事求是”。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影响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这段时期，全球商业结构领域经历了一场革命。
刘春航博士的著作表明，所研究的每个行业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都高度集中，其中国际公司占领了各自行业的“制高点”。波音和空客占据了中国大型商用飞机市场100%的份额。在零售业，沃尔玛、家乐福和麦德龙占据了中国快速增长的超市行业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这些超市主要面向中国中产阶层购物者。此外，随着百货公司破产和兼并浪潮的继续，中国零售业可能会进一步整合。在饮料业，可口可乐公司独占中国碳酸饮料市场近一半的市场份额，前5大外国软饮料生产商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4/5。前5大外国软饮料公司占中国瓶装水市场的34%、茶饮料市场的85%和果汁饮料市场的72%。国内饮料企业则主要局限于廉价细分市场，销售地方性品牌的低利润产品。外资企业拥有如此强悍的市场地位，使那些有潜力的本国“龙头企业”很难在国内市场建立增长平台。
刘春航博士的研究深入剖析了作为其研究核心的3家公司的供应链结构。在全球层面，不仅这些部门中的产业结构高度集中。而且，领先系统集成商企业的压力产生的“瀑布效应”几乎在价值链所有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环节都导致了高水平的产业集中。为了与处于各自价值链中心的国际领先“系统集成商”企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必要与各自的全球价值链密切合作。在现代全球化时代，进入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部分的壁垒已大幅提高。这些壁垒包括满足全球巨型系统集成商要求所需的研发支出，在世界各地接近消费者的地方建立工厂的要求，以及具备必要规模以便从采购的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要求。例如，为了作为直接航空供应商为波音工作，企业必须在航空发动机领域与通用电气、罗尔斯—罗伊斯和惠普竞争，在机身结构领域与沃特和阿莱尼亚竞争，在航空电子领域与罗克韦尔—柯林斯和霍尼韦尔竞争，并在关键零部件和材料领域与普利司通、固特异、米其林、圣戈班、美国铝业和加拿大铝业竞争。在刘春航博士分析的3个行业中，全球商业革命现实使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很难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并获得成功。
刘春航博士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起来要严峻得多。它们不仅面临着追赶领先系统集成商【产业集中这座“冰山”的可见部分】的巨大困难。它们还面临着追赶目前控制着几乎每个供应链环节的强大企业【“冰山”隐藏在水下的不可见部分】的严重困难。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恰好在全球商业力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约的时候加入“全球平等竞技场”。在已全面开放商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纷纷确立了寡头垄断地位，这不仅包括各个行业中的世界领先系统集成商，而且还包括这些行业处在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企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刘春航博士认为，随着中国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中国各个行业有可能给本地消费者、工人和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不过，他提醒说，如果在开放的过程中，过度弱化甚至取消国家产业政策，把问题留给自由市场，那么这些行业的“制高点”，包括系统集成商和价值链上游的其他高附加值环节，很可能会被国际公司控制，就像航空业、零售业和饮料业现在的情况那样。刘春航博士的看法是，中国需要慎重考虑这种发展战略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长远影响。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全球商业革命时代出现的商业实力差距呢？
对策之一是直接“撤退”，这将使中国市场被已经在全球商业革命中巩固地位的现有领先企业控制：“故用兵之法……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兵法》】。
另一种可能的对策是“闭门”，返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封闭型经济，几乎不受全球波动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依靠国家自身的努力，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建设一组强大的本土公司，能够与世界领先的公司在全球竞技场上比肩而立，开展竞争：“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要取得成功，需要一种新形式的产业政策，适应全球商业革命和中国庞大人口以及未来巨大的潜在经济规模。孙子警告说：“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产生很大的共同利益，解释“胜利”无须用零和游戏术语，即在一场生死之战中只有一方“获胜”，另一方落败【你死我活】。相反，“胜利”可能意味着找出一个正和策略，其中中国新兴公司和全球领先公司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需要全球领先公司和高收入国家政府的理念作出重大调整。它还要求中国产业政策的构建充满伟大的创造性。而且，西方和中国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彼得·诺兰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