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重点研究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本土产业发展的影响。或许有人会问，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拥有自己的“国家冠军”。确实，案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确给本地的消费者、价值链供应商和大量工人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同时，西方支持全球化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强，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全球畅销书《全球化为什么可行》就对此进行了概括。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会加速经济增长，消除贫困，“道德提升”，获得自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导致低效和腐败。然而，从微观层面对全球经济结构的研究却让我们对这样的论断打上了问号。全球化的真实意义和其中所蕴涵的挑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的。
关于产业政策
西方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应当仅仅是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市场的］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Wolf，2005】。这种观点认为，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通常是错误的，也根本无法产生效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要么无能，要么腐败，要么兼而有之”，因此也无法制定和执行健全的经济政策【Wolf，2005】。
这种反对产业政策的论点与历史证据相矛盾。通过各种不同的产业政策措施，一系列后发国家都成功培养出了强大的本土公司，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现赶超。其中包括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大陆，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参见Johnson，1983；Amsden，1992；Nolan，1995；Chang，2002；Nolan和Zhang，2004】。本研究还提供了企业层面的证据，证明国家可以成功设计、实施产业政策。没有欧洲几个强国政府的不懈支持，空中客车可能永远都无法成功挑战波音在航空工业的领导地位。而波音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美国国防部执行的产业政策。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整合了美国的国防和航空工业，使包括波音在内的少数几家军工和航空企业得以巩固和加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能力。在中国，民航运输业可以说是一个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中国航空公司在过去20年内收入和能力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对国内航线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一点，强大的外国航空公司可能早已占据了中国的蓝天。
本研究还阐述了产业政策所面临的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今的全球商业环境由高收入国家的强大跨国公司所主导，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建立国家冠军企业。为了挑战这些跨国公司强大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原本可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大多数官方产业政策措施被取消，国家直接指导和扶持建立强大的本土企业的能力相对弱化。第二，建立强大的本土企业并非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唯一的经济工作重点。案例研究发现，某些跨国公司被引进国内是政策制定者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我国进口波音飞机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发展国内民航业，这在其后几十年里成为加强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引进波音和空客飞机的同时，本土航空制造工业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场资源。有人甚至认为支持国内民航业快速发展的决策是以牺牲中国航空制造工业为代价的。在可口可乐的案例中，政府准许全球饮料巨头进入市场，是希望在我国的软饮料行业提高产品安全性，增加消费者价值，改善资源的利用情况。这些目标显然优先于建立饮料业“国内品牌”的愿望。目前国外饮料公司已占据了我国饮料业的主导地位。
总之，建立“国家冠军”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因为国家产业政策是一种有缺陷的发展模式。挑战其实来源于别处，比如当今全球商业环境的实际情况，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他更为紧迫的政策需求。
“自由市场”的神话
西方的学者和政客们通常喜欢将“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概念与“自由市场”概念捆绑在一起向发展中国家说教。在他们所描述的全球市场中，很多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向其他公司买卖产品，在广阔的市场中争夺市场份额。似乎只要加入全球自由市场体系，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本土企业就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实现盈利增长，最终在规模和能力上“赶超”发达国家的行业领袖。根据沃尔夫的观点，“自由市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也是其好处的来源：
让我们先想想经济发展带来的成就。我们能够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其采购、加工、分销和零售要经过一长串批发商和零售商，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另外，食品还特别需要保证安全。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印度、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工人生产的服装，有无数种面料和样式。在个人交通方面，我们可以购买多种型号的汽车。在娱乐方面，我们可以挑选多种品牌的DVD播放机和平板电视机。在工作、休闲或个人事务上，我们可以买到合意的个人电脑提供帮助。由相互竞争的投资人、设计者、生产商和分销商组成了庞大的队伍，试图满足所有这些各种类型的需要。
……
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切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它们其实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不可思议的，也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安的是，并没有人负责整个过程的控制。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依然是最形象的说法，为自己谋利的动机，与市场的运转机制协调起来，促使人们去投资、生产和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服务和资产。
驱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扩展，而是强大的跨国企业将其价值活动延伸到国界之外造成的。即便是在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也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沃尔夫本人观察到，在美国，市场交易只占“总收入的不到1/3”。第三章已经探讨了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支配地位。事实上，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可以从全世界购买“琳琅满目”的食品和服装——但都是通过沃尔玛、特易购和家乐福等少数几家大型全球零售商购买。为了解渴，可以购买各种碳酸软饮料——其中大多数都不过是由两家公司生产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每次乘飞机旅行，坐的不是波音就是空客。个人交通方面，可供选择的汽车品牌似乎很多，但这些大多是六七家全球汽车制造商制造的。娱乐方面，可以选择一系列电影和音乐，但大多数由全球5大媒体和娱乐公司制作和营销。个人电脑方面，硬件最有可能是英特尔造的，而软件则是微软编写的。资本集中的规律使20世纪末世界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竞争结构高度集中。此外，全球领先企业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市场份额或收入规模所呈现的影响力。核心企业的系统集成导致了现代企业界限的模糊，因为核心企业的规划和协调活动已远远超越了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所有权的界线，一直通到价值链的偏远角落。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而言，“电脑发明家、设计师、制造商和分销商将努力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的确是事实，但在这群人中，越来越多的人都要服从各自行业中少数几家全球大系统集成商的协调。
因此，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如果任由“自由市场”的力量主导一切，那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发现很难在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中占据一席之地。鉴于当前的全球商业结构，低收入国家的本土企业唯一可以进入的地方似乎就是价值链的底层，往往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活动。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不仅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只会有一小部分流向低收入国家，还造成了本土企业对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深度依赖。与其说这些本土企业是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竞争，不如说它们是在为跨国公司打工，主要听命于跨国公司的计划协调和标准设定。
全球化、减贫和收入不平等
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全球化是根治全世界贫困和落后问题的良药，而且有一些重要的事实值得思考。首先，全球化大部分利益的受益者仅限于一小部分居民。在20世纪末，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前1/5人口享有出口贸易的82%，外国直接投资中的68%，而后1/5人口仅仅占1%多一点【UNDP，1999，第31页】。近20年来，世界上极少数最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1982～1996年，仅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就从13人增加到了149人【Chossudovsky，1998】。1994～1998年，全世界前200个最富有的人的净资产值从4400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以上【UNDP，1999，第37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渐渐出现了一个由富人和大型全球企业领导人主导的小型全球精英俱乐部，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经济资源【Mazlish和Morss，2005】。
第二，在20世纪末，世界上仍有大批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指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5亿人中有超过1/4人口仍无法享有某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比如教育和一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活不过40岁【UNDP，2000，第28页】。其中30亿人，也就是约占世界一半的人口，靠每天不到2美元的收入生活；有同等数量的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公共卫生条件，还有20亿人用不上电。近13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约有8.4亿人营养不良【UNDP，1999，第28页】。贫穷并不仅限于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在20世纪末，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中每8人中就有1人受贫困折磨，比如“长期失业，寿命不到60岁，收入低于全国贫困线，缺少适应社会所需的读写能力”等【UNDP，1999，第28页】。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许多地区的贫困度甚至有所上升，不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上涨，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MDBs/IMF，2000】。
因此，今天的世界是极端不平等的。2003年，全世界最富裕的5%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57%人口收入的114倍。全世界人口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66】比最不平等国家的收入分配【例如，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更不平等【UNDP，2003】。在20世纪末，全球最富有的3个人的总资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UNDP，1999，第37页】。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究竟是否降低了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目前尚不清楚。
全球资本主义的道德
连沃尔夫【2005】都发现很难捍卫资本主义的道德。他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反映出人们的品位和愿望，而人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不是少数精英的品位。市场经济激励的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不是圣人。”不过沃尔夫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乏善可陈，它还是鼓励着人们追寻一些美德，比如“诚信、可靠、努力、文明、自力更生和自我约束”等等。此外，自由市场经济也是“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使人们更加富有，更关注环境、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公等现象”【Wolf，2005，第57页】。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上有这么多穷人，而有少数人却如此富有，这究竟是否是道德。有人可能会进一步问，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确实使人们更加关注“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所拥有的资源足以用来消除大多数的人间疾苦。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选择这么做。根据政策研究所【IPS】的数据，在1998年，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基本保健和营养、水源和卫生条件、生殖健康和基本教育所需资金总额为400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欧洲人在香烟上花费了500亿美元，在酒精饮料上花费了1050亿美元；那一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军队和武器上总共花费了78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