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政治风波后，转眼已二十年。现在是适当时候让笔者来总结中国二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
1989年6月14日，我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香港校友聚会中，就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发表演说，该活动原定安排在政治风波前举行。我对事件感到悲痛，但我当时认为政治风波只会略为拖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只要当局能维持法治及秩序，经济增长是依据基本经济因素而运行的。基本经济因素是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系列可运作的市场机制，以及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力资本包括具有技术且勤奋的劳动人口、足智多谋的企业家。市场可能不完美，但它们能鼓励工人及企业家为改善自身经济条件而奋斗。中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有利于中国吸收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作跳跃式经济发展。这些相同因素同样造就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三个基本经济因素已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直至1989年，而这些情况随后也将持续。
耀目的经济成就
首先让我回顾一下1989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1978年的指数为基准（1978：100），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989年的271.3，升至2007年的15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5），亦即指数每年以约10的平均速率上升。1978～1989年的11年内，实际GDP的增长率为9.5%。有人质疑中国官方的全国收入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我们只需看看部分耀眼的事实，就能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已建成4000多栋的摩天大楼，这是有目共睹的。按全国计，每名城市居民的住房空间从1989的13.5平方米，增至2007年的31.6平方米。2007年每百户城市居民拥有165部移动电话，每百户农村居民则拥有78部移动电话。2008年，中国生产超过1100万辆汽车，刚好超越美国的产量。高质量的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从1989年的玩具及鞋履，到近几年的电脑及汽车产品。中国从贸易顺差中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开放政策的角色
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海外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香港人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占相当大部分。海外投资为中国带来金融及实物资本，带来现代管理技术及工作方法，并为内地企业带来竞争，协助提高效率。中国国营企业效率一向欠佳，但部分国企在面临海外竞争时，若给予管理层足够报酬以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便会变得更具效率。典型的例子便是广州东方酒店。东方酒店面临香港投资及管理的酒店的竞争，如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及花园酒店，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已大幅改善。但海外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因素。国际投资者可在全球任何地方投资，他们选择在中国投资，是因为上述三个基本经济因素创出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我对外贸的角色有相若观点。出口给予中国机会，可以用国内产品换取所需货品，但中国首先必须有能力生产这些商品。1989年，中国仍面对贸易逆差，出口只占GDP的11%；1990年，中国开始取得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的出口已占GDP的35%。为何90年代前，中国出口这么有限？同样是那些基本经济因素，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最终令国内产品获世界市场接受。海外评论家讲中国近年的出口盈余，归功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一国货币汇率是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之一，但一国如未有能力以低成本制造高品质的出口产品，便不能单凭低汇率从海外贸易中获益。
民营企业的角色
除了开放政策外，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国家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同时将国营企业逐步转型。前苏联在500日内把低效益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中国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将这等企业逐步转型，更让及鼓励民营企业壮大。在90年代中期前，城乡企业成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海外及内地企业亦快速增长。80年代初，中国大部分国民均处在贫困水平。在大家都从几乎平等的经济起步点开始的情况下，机智的企业家便有能力取得成功。除了建立起自己的新业务外，许多国企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前任管理人，多年来更获得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90年代末，国营企业成为股份制企业。中小型国企的股份售予职工，这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亦为员工提供了工作诱因。大型国企股份由公众持有，但更多企业到深圳及上海交易所挂牌，往后便到香港及纽约的交易所上市。国营企业按部就班进行私有化大体上是有效的，而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及私人企业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收入不平等
中国多出来的财富，是否已扩展至贫穷阶层呢？答案是肯定的。纵然城市人口更为受惠，但农村人口收入也得到长足改善。城市人口的人均年度实际可支配收入指数从1990年的198.1增至2007年的752.3（1978年指数100），农村人口的该指数则由311.2升至734.4（《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2）。前者年均增长率为8.2%，后者为5.2%。从1978～1990年的指数得知，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已获大幅提升，但收入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因为两组人口增幅不同。2007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13786元人民币，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4.140元的3.3倍。
在某贫困线下的人口比率是衡量贫困情况的指标，而贫穷情况已急速改善。若将贫困线定为2006年物价水平下入息为600元人民币或以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口比率已从1985年的12%，大幅下降至1990年的9%，随后便跌至2003年的3.5%，以及2006年的1.8%（《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19及以往年鉴的类同数表）。
“三农”问题
除了贫困外，中国农村经济还存在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强调“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和农业。农村问题方面，政府投放在农村基建的投资额低于城市区域。农民问题方面，政府向农村居民提供的福利，包括医疗及教育资助，较城市居民少。纵使国家容许农村劳动人口迁移至城市寻求工作，但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受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城市及农村人口户籍分离政策所歧视，而福利是与户籍挂钩的。迁移的工人未获城市的居住证，因此，他们不能获得该城市的福利，例如子女的医疗及教育福利。至于农业问题，政府在改善生产力方面只作有限投资。此外，政府机构向农民采购农产品的购入价，亦低于市场价格，但农民又不准向私人交易商出售农产品。
农民所面对的最严重问题并不是贫困或缺乏福利，而是地方党政干部进行非法活动，侵占农民权利。最令人沮丧的例子是，市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作城市发展，但许多农民所获的赔偿额只是由政府任意决定，而且还远低于市场价格。第二，许多农村居民完成工作后未获支薪或不能准时获得支薪，例如公共工程及公立学校教员的薪金。第三，农民须缴纳非法税项，包括呈报的土地面积高于实际使用面积时，农民须支付额外税款；若农民生产谷物及家畜以外的商业农产品，便须支付特别税。
农村人口方面，政府努力推动农民参与医疗保险计划，名为“农村医疗保险”。每名农民每年总成本为50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付20元，农民家庭须付10元。2009年4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公布一项耗资巨大的医疗计划，成本达8500亿元。部分资金的用途是把2010年各级政府对城市及农村人口的保险资助金，提高至每人120元。这计划会多成功仍有待观察。过往，纵使保险制度获高度资助，很多农村居民也拒绝参加政府保险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有需要时，他们可获得计划所述的医疗服务。2009年方案包括当年兴建29000所城镇医院及升级5000所城镇医院，并兴建农村诊所。
至于哪种方法能最有效地改善医疗服务，究竞是扩大保险保障范围，还是资助兴建医院及诊所，这些问题政府当局仍在讨论中。若一家医院给大众提供良好服务，便可扩大保险保障范围，该医院会自动从该病人的医疗保险中获得资助。2009年的公布显示，政府已决定向双方提供资助。纵然可能有其他更有效、更具有经济效益的方法达致同一目标，但由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医疗问题，医疗服务水平将有所改善。
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