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同盟会倚南方十余省革命党之势，为何阻止不了袁世凯夺政权？老袁出山、逼宫、夺权一连串动作，策划者是谁？袁氏当国，整湖北定中南、清南京平江浙、控四川制西北，步步凶悍，意图打造铁桶江山，幕后是哪位高人在指点？
击溃二次革命，让袁世凯忘乎所以，在“总统府顾问”的怂恿下，他甚至做起了称帝美梦……
如果说袁世凯是民初政坛的头号男主角，那么他身边的军师们就是导演和编剧！小小幕僚三言两语，致使民初政坛覆雨翻云，这些高智商的谋士，究竟是想“辅佐明主，拯救苍生”，还是为虎作伥怙恶不悛？
个人档案
姓名：徐世昌
号：菊人，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
尊称：菊老
籍贯：河南卫辉
生卒年月：1855年（清咸丰五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
所属派别：国学派
专项特长：儒家功夫深厚，深谙中庸之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最相似的古人：周公旦
最高学位：清朝翰林
最高职位：清朝东三省总督、民国总统
主公：袁世凯
人生信条：以和为贵
最得意的事：
纡尊降贵陪袁世凯小站练兵，成为北洋军团总军师；
清末袁世凯被迫离开权力中枢，助其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时，与袁世凯分别唱红黑脸，逼清庭退位；
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代天子执政。
最不地道的事：
戊戌变法时，指导袁世凯投靠慈禧，间接害死谭嗣同等六君子。
以“君臣尊卑”抵挡“自由平等”，为袁世凯粉饰太平。
最失败的事：
当总统时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
被北洋直系后起之秀逼得辞职。
综合评述：
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有积极入世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儒家思想，又有道不同乘桴浮于海的道家胸怀。辛亥年间有机会领衔北洋与同盟会谈判，却将天赐良机送给了袁世凯；民国初建完全有资格胜任总理，却自觉愧对清朝，辞官归隐；袁世凯称帝时，他大可以以站出来反对，却碍于宾主情谊默然不语；就任民国总统后，先到清宫征求逊帝溥仪的同意；提倡偃武修文，奈何无功其人学识广博，坚持和平，勤恳精进，热爱人民，后世称为“翰林总统”。
量身定制国务卿
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了正式《约法》。
此时袁大总统可谓春风得意，从当上临时总统到而今，其系列“组合拳”打得行云流水：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国民党一干风云人物赶到日本吃芥末；逼国会毫无悬念地选他为“合法”总统；通过“提案”，宣布国民党是乱党；接着，在袁的“英明领导”下，国会自认没了存在的必要，正式解散。
就在国会解散前，还制定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首部《约法》，替代了民国初年与同盟会签订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孙中山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鼓捣出来的，规定国体为“内阁责任制”，总统只是虚职，总理和内阁构成中枢主体。这让袁世凯非常不爽，谁愿意把权力下放呢？正式《约法》就很合他的脾胃。这部被后世称为“袁氏家法”的《约法》，将中华民国的国体性质做了小小的修改，重要三点如下：
1、废除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置“国务卿”为政事堂首长；
2、行政大事以总统为主，国务卿只是其参议作用。
3、政事堂性质、成员编制不很明确，介于大清的军机处和民初国务院之间，需要什么职位，具体做什么事情，看总统的心情而定。
“国务院”变成“政事堂”，简单打个比方，就是法国总统逼着国会宣布“内阁可以解散了，总理就当总统府幕僚团团长。幕僚的人数，总统说了算！”
如果法国总统真敢这么干，肯定会被赶下台。袁世凯这么干了，却没人能奈何他——懂点宪政高人的全被赶走，剩下的只是御用的举手机器。
既然设了“国务卿”这么个“全国第一”的幕僚职位，谁堪当此大任呢？袁世凯早有中意的人选——大哥徐世昌。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老兄弟，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不喜出风头，甘居幕后，袁又太爱招摇，军师遇明主，二人犹如黄金搭档。
远的不说，就大清退位那会儿，正是徐世昌制片，袁世凯导演，才有北洋将领集体通电吓唬隆裕太后孤儿寡母，共和得以顺利推进。
民国初建，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社会各界一致推举徐为总理，连同盟会孙中山、黄兴也致电拥护徐世昌。在孙黄看来，袁世凯阴鸷狡黠，只有沉稳踏实的徐世昌才能与之相善。
出人意外的是，外界呼声越高，徐世昌的推辞之意越坚决。有人分析是徐生性迂阔，受着大清的厚恩却倒戈转向民国，良心上过不去，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暂避“一时之谤”，封山归隐情愿当遗臣，勉强能可算“不负皇恩”。
也许徐世昌精明着：国民党跟北洋军团彼此不对眼，新政府很可能崩盘，要是猴急去当个不甚明确的“总理”，没准就闹得里外不是人。
徐世昌究竟怎么想，不得而知。
但是他这步棋是走对了：民国首任“临时内阁”短短三个月，就在袁世凯与国民党两大势力的夹击下断了气。接着内阁割韭菜似的换了几茬总理，个个狼狈不堪。
待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被扑灭，袁世凯平定全国后，情势又不一样了。袁特意设了“国务卿”这个职位，对徐拍了份电报，内容可用几个字概括：大哥，来，咱继续合作。
袁世凯为何急着要请徐世昌出山呢，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尽管国民党被打垮，但是孙中山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已经蔓延开来。老袁违背《临时约法》，践踏共和，很难钳住万民之口。即便北洋军能杀人，却无法诛心，袁世凯需要理论型的军师，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引导民众，将沸腾的民意合理疏导，而徐世昌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又有北洋总军师的经验，自然是不二人选了。
徐世昌曾表态不仕民国，一时半会拉不下面子，袁世凯就跟大哥码齐了台阶：先是派徐的门生王揖唐（后来当了大汉奸）上门苦苦哀求“请先生为天下苍生着想”；接着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齐齐上阵“国家如此不堪，您要不出山，袁总统寸步难行啊！”“北洋有如此成就，完全归功于您的指导！”等等。
结局只可能有一个，徐勉为其难：“干呢，我确实不能干，也不愿干；不干呢，又觉得不好意思，没帮老朋友的忙；暂时过渡看看吧，可是民国的俸禄，我是绝对不会领的……”
在决意启程赴京时，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哭着劝：“清室于兄长可谓皇恩浩荡？前年兄长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徐世昌很尴尬：“我尽量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到时候先帝应该能体谅我的……”
徐世昌很是挣扎了一番，他有着传统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鉴于时局动荡黎民混沌，自觉有必要出山“为天下尽自己的责任”。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也算能抵“不忠”了。
袁世凯很照顾大哥的情绪，徐刚到北京，袁就以私人身份送了一幢豪华办公楼，并让手下人全部称徐为“相国”；并吩咐政务堂所有官员，凡有人要见相国，必须先通报，非相国传请，不得打扰；至于每月薪水，袁调总统府“交际费”按时送上——这笔钱属于兄弟私人所赠送，不算是“民国俸禄”。
政事堂这个“超级幕僚团”在徐世昌的领导下，很快构建了全套人马，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听起来跟清朝的官职差不多；另有法制局、印铸局等等，谁也不清楚这些机构究竟具体做啥实事，总而言之，做好幕僚本分，“协助总统”就够了。
“国务卿”徐世昌登台之后，便开始推行“复古”。
徐世昌不是尸位素餐的主儿，他觉得国民党推崇的“民主”“共和”扰乱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既然民国已经建立，何必在喊打喊杀追求虚无缥缈的“自由”，破坏远比建设容易，民生凋敝如斯，空喊理论能救国么？孙中山从西方舶来的一套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还不如孔圣人“君君臣臣”踏实。
上任初始，徐世昌便给袁出主意：欲为民众“改造思想”，必须恢复老祖宗的那套，尊孔复礼。
袁世凯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全国文官呈送履历时，要加上前清官阶——没有？那还真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第二道命令，是把各省民政厅长改称“巡按使”。
说徐倒行逆施也好，说他冥顽不宁也罢，他本身就是一个从诗书礼易里钻出来的儒生。况且民初思想界的确混乱，关于三民主义，下层草根一窍不通，中层小资似懂非懂，上层精英分歧又大，闹得全国一半人脑袋中都是浆糊。故而徐世昌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睡好觉，不长疮”等基本做人准则，很受百姓欢迎。
待全国掀起“复古热潮”的时候，徐世昌还干了件大事，这年端午节，他以大清“太傅”的身份，穿着清廷的官服，参加了小小清宫的“端午赐宴”。
此举引得全国大哗，有人在租界报纸上讽刺袁世凯和徐世昌哥俩玩“复古风”，“民也吧，国也吧，由他去吧；总言之，统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清风徐来”，“民国由他去吧，总统不是东西”，你们想恢复大清吧？也有对联专送徐世昌“多士师为百僚长，廿年相及杖朝时”，您老人家，当奴隶当习惯了？
遗老遗少们对袁、徐二人却是赞誉有加，还劝袁“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公共和之事，十年还位于清。”其实这些人不过集体意淫。徐世昌认为“人不能没有信仰，唯有巩固思想，才能保长治久安”，他借用的不过是传统儒家那套，“劳心者制人”。袁世凯却怀着心思：复古，是为自己称帝铺路。
徐世昌对自己策划的“复古”运动很欣慰，起码能让老百姓安安分分过日子，别在想着“民主”“自由”之类的鬼话。袁世凯也是很满意：光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还是大哥有办法，一出山就能把老百姓的思想给“纠正”过来！
袁世凯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皇帝，另一幕僚杨度猜透了其心思，大肆鼓吹“君主立宪救国”，并写了鸿篇巨著详尽分析“有皇帝的领导就是好”，“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的基础”“人民素质不高”等等。袁看得满面春风，问徐世昌的意思，徐淡淡说了一句：“也有几分道理吧。”
徐世昌的初衷是将儒家的“君臣尊卑”打造成“主流思想”，引导人民各安其命，不想袁世凯却起了他心，二人逐渐产生分歧。而杨度由此坐上了直升飞机，与袁日趋亲密，袁甚至称杨度为“旷世逸才。”
老袁有了新宠，徐世昌这“国务卿”便遭到冷遇，可见兄弟间的感情也经不过权力的考验——当初之所以能坚守，是因为诱惑不够。
翰林当幕僚
提到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属于三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岗，一起分过赃。
徐世昌字菊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在河南卫辉，幼年丧父，母亲对其管教甚严。徐世昌曾回忆：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贪心，长大又当如何？！”宁将食物扔掉。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
有如此强悍得变态的母亲，换谁都受不了。族中叔伯觉得徐世昌可怜，便建议让他跟着一个远房族亲县令当小厮，徐母坚决不肯：“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徐家功臣也！”
在母亲的严厉教育下，徐世昌勤勉内敛，苦学精进，“学成本领效命明主，为苍生谋福”。17岁的时候，徐世昌跟着叔祖充县衙文案，做了小幕僚。因其精明能干，几年后又被某知府聘走。
24岁时，徐世昌在淮宁治理文牍，遇到了20岁的袁世凯，两人言谈甚欢。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满腹经纶，不由赞道：“菊人，真妙才也！”有意与其结为兄弟。
当年的徐世昌根本没想到自己一生将会与眼前这河南小胖子牵扯不清，纯粹处于意气才与之结拜。两人烧了黄表拜了老天，袁世凯便问大哥有何打算，徐世昌说自己想去南京考科举，尚在筹集路费。
袁世凯笑笑“这有何难”，立即送上白银200两，是年，二人同时中举。袁世凯接着入伍随军去了朝鲜，徐世昌依旧苦读，4年后又中了进士，随后进入了翰林院。
清朝的翰林官品虽低，却等同于皇帝的秘书，往往被视为清贵之选，调个封疆大吏简直玩儿一般。可惜徐世昌做人谨慎，不善表达，熬了将近10年也没捞到丝毫好处，朝中同僚大多外放升官发财换老婆，他却被人讥笑为“黑翰林”。
徐世昌黑着的时候，回国后的袁世凯攀上了庆亲王义劻的门路，慢慢红了，从直隶按察使升为兵部侍郎。1895年，清廷命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候，徐世昌主动向朝廷凑请随袁外派。
翰林的地位可是相当尊贵，即便是穷点，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徐世昌居然愿意去军营谋事，跟“丘八”混在一起，无异于自降身价。
满朝文武都觉得徐世昌脑袋进水了，徐却在心里默默祈祷：既然仕途不顺，不如赌一把，如果袁世凯是支官场潜力股，咱就赚翻了。
对袁世凯而言，他当时尚未发迹，有一个翰林来当秘书，对提高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也极力邀请徐大哥到军中。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朝廷很满意这小哥俩的表现，勉励他们“好好干”。
在天津小站的时候，徐世昌总揽全军文案，正式职务是“文案总办”，人称“徐师爷”。袁世凯对他言听计从，任何场合见面都以大哥称之。血气方刚的士兵们对“翰林”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景仰，均当徐是恩师。
徐世昌本是读书人，加上异常勤奋，很快编写出《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在中国最先提出了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并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他也很注重政治工作，时不时与中下层士兵交心谈心，深得官兵拥护。
如果说北洋新军中袁世凯是军长，那么徐世昌就是政委，两人文武相得益彰。
徐世昌还参与了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袁世凯的人生。
第一件事，动用三寸不烂之舌救了袁世凯。
袁世凯略显刚愎，某次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负责查办此案，这荣禄心狠手辣，对汉人一直心怀戒备，捞到机会就准备对小袁下黑手。幸好徐世昌在中央呆了十年，各方面口碑都不错。他不知找了多少人说情，总算劝得荣禄放了袁世凯一马。袁得以“乞恩姑从免议”，对徐感恩不尽。
另一件事，便涉及到谭嗣同之死。
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夜见袁世凯，要袁“诛荣禄如诛狗。”袁世凯想起“军师”徐大哥之言：“帝（光绪）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袁世凯一世枭雄，早看出了朝廷的弊端，知道变法图强是唯一出路，故而与梁启超、谭嗣同走得很近。但大哥徐世昌比他冷静得多，指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变法的问题，是帝后两党争权！一着不慎，很可能便人头落地！
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的建议起到了作用。袁世凯思量再三，当夜便向荣禄告密，结果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魂断法场。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徐世昌极力怂恿袁世凯支持新党，历史是否会呈现另一副画卷？
当然不会，当时袁世凯羽翼未丰，实力根本无法与后党抗衡，贸然一击，只可能是玉石俱焚！
在大哥的指导下，袁世凯平步青云，一直干到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相当于中央军区司令兼国防部部长。袁发达之后也大力推荐徐世昌，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朝廷派为钦差大臣兼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都是袁之嫡系，袁给他们传话“徐是我的大哥，他说啥，你们就得听啥！”
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几次洗劫，国土大片沦丧，民间满目疮痍。徐世昌一到任，就实行政体改革，设“行省公署”，各司与督、抚一起办公，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上任数月，东北官场河清海晏。
与此同时，他还招贤纳才，尤其重用“海归”，东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为了改善财政，徐世昌大力兴办实业，设银行，开商埠，聘洋员，引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两年时间，东北面貌大变样，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为“徐世昌新政”。
在维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徐世昌也寸土不让。据记载，某次日本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当即令部下带人连夜拔去，并钉立标识记上华名里数，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政绩卓越，清廷一再封赏，但他处事谨慎，既办新政，也不疏远旧派，他年轻时就当过师爷，知道官场的潜规则：做出成绩是必须的，太嚣张会死得很快。尽管他在东北是一手遮天，到京城对朝中各位王爷却是毕恭毕敬，“炭敬”“冰敬”（地方大员给中枢权贵奉上的防暑费和烤火费）相当丰厚，满朝都知道徐世昌是一只“水晶狐狸”。
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满族亲贵排挤袁世凯，老袁被卸下兵权，回老家“养苛”。徐世昌为避嫌，主动请辞。他本就跟袁世凯是一体的，可谓荣辱与共，与其让朝廷怀疑，不如以退为进。徐世昌的谦卑让清廷权贵很满意，爱新觉罗家族认为徐忠心可鉴，不仅没降他的职，反而升他担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协理大臣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仅有两个汉人，足见徐之受器重的程度。
武昌起义后，北洋军不听调遣，袁世凯托徐世昌多多美言，徐便极力“助袁出山”。
当初一起到天津小站练兵，二人“一起扛枪”；袁被逼下台时徐请辞，可谓“一起下岗”；此次二人再度联手，那就没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分赃”。
袁世凯耐不住寂寞，不断像徐世昌打探消息，徐世昌深谙中庸之道，建议：“兄弟你先别急，等湖北先乱一阵，借以增加己方的筹码。要是你忙着出山，朝廷便会起疑心！”
经过大哥的点拨，袁世凯恍然大悟，对外声称“足疾未愈”，扮起了影帝。
清廷权贵被革命党闹得心惊胆战，认为唯一能放心的便是徐世昌了，随即加封徐为“太傅太保”，并委派徐微服探访袁世凯，摸底。
接下来的戏就很好演了，袁唱黑脸，提出“六大条件”，让清廷退位、南北和谈等等，徐唱红脸，建议清廷退位，走向共和。
徐世昌本是传统的儒生，具有严重的忠君思想，为何会对救主起了反心呢？
他虽然迂阔，却不糊涂，在东北办新政的时候，其思想便转变了许多，看出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南方各省已然独立，如果清廷不采用和平方式下台，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适时生灵涂炭，不幸的又是谁呢？
如何逼清廷退位，也是徐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
1912年2月12日，清廷正式下了退位诏书：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
“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大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行文却留足了面子，尤其值得一书的便是最后一段话，以超然的姿态肯定了袁世凯的“丰功伟绩”，也暗示天下“江山交给袁世凯了，任何人不得觊觎！”这段话便是徐世昌“硬塞”进去的，清廷权贵们大多恨袁世凯养敌自重，哪愿卖这么个顺水人情？亏得徐世昌多方说项：共和是大势所趋，与其让乱党当权，不如交给旧人，到时每年敬奉朝廷的薪金也好说。
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清廷退位次日，徐世昌就宣称隐居，自言“老朽无能，对不起朝廷”。其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儒家之标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有历史学者提出疑问，辛亥年间以徐世昌的声望与才干，完全不需要请出袁世凯，他大可以亲自统领北洋军团与南方谈判——而且清廷对他的信任度远大于袁世凯，如果徐世昌出头，民国大总统非他莫属，凭他的作风和人品，也不会出现复辟。
徐世昌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果由自己领衔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抛却义弟袁世凯，是为不义；不忠不义，如何使天下读书人心服？
将袁世凯推到了最高位置，徐世昌却退到镁光灯后。直到三年后，袁世凯彻底剪除了政敌，徐世昌方出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只是此刻的袁世凯已野心膨胀，铁了心想当皇帝，大哥的话已经听不进去了。
导演“帝王戏”
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当皇帝的时候，徐世昌一直冷眼旁观。同僚让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便淡淡说道：“此事何必问我，有杨度就够了。”袁世凯憋得难受，一次召徐世昌面谈，问徐：“劝进之事，大哥知道么？事可行么？”徐沉默片刻，道：“不知此事。”袁说：“外间宣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默然，也不再为难这军师大哥，只要徐不跳起来反对，就够了。
徐世昌虽不表态，但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对老兄弟的荒唐行径，徐世昌异常失望，为了辅佐袁世凯，自己可谓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可惜结果实在是始料未及。袁的心中不在以民意为重，只想经营他的“家天下”，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1915年10月，袁世凯正式“登机”，徐世昌称病请假在家。袁也不好意思让大哥“参拜”自己，取消了其国务卿的官职，特封他与张謇、赵尔巽、李经羲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的“嵩山四皓”，上朝赐座，每月送钱。
徐世昌一直不表态，既不推辞，也不感谢。直到蔡锷从云南起兵护国，徐才对老友杨士琦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杨度这样做行不通！”杨士琦愕然：“几个月来，这才见您破颜一笑。”徐悠悠道：“项城冥顽，哪里听得进我之劝解啊！他不听我的话，肯定得吃亏！”
杨士琦很奇怪：“那不一定，您当初要是极力阻止他，凭您的威望，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地步。”
“何必闹分裂呢？都是老兄弟。”徐世昌叹了口气，“他当我是军师，我就认真为他参谋，他重用杨度这群人，我不吭声就是了！”
后世也有这样的假设：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北洋三位大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不赞成，也没明确表示反对，如果徐世昌振臂一呼，袁世凯也许真闹腾不起来，也不会引起南北多年动乱。
可惜徐天生就是个幕僚，“为明主尽忠”的思想一直缠绕在他身上：逼退清帝已经不忠了，何必还不义呢？如果政见不同，就独善其身吧。
南方各省独立，北洋大军不听指挥，袁世凯皇帝梦破。1916年2月，袁世凯请人将大哥徐世昌、心腹段祺瑞找来商议善后，请柬写得相当谦卑：“请兄念在十几年之老交情上，务必发驾。”徐道：“何至于此。”
当晚，袁世凯见到徐、段二人，苦笑道：“两位要帮我个忙好。”徐世昌冷场了半天之后，吐出三个字：“取消吧”。袁无奈：“兄以为当，即传命发出矣。”
第二天，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取消帝制，仍称“本大总统”，再命徐世昌为“国务卿”。二人退到当初的关系。
只是西南各省已不再认可这老哥俩：袁已称帝，就不再是民国总统，哪有干不成皇上还能当总统的好事？
北洋将领们也纷纷附和。袁世凯不知该如何应对，求救于徐世昌。徐一片茫然，为了维系北洋团结，他想出了一个超级怪异的方案：不如还政于清室，袁退居“总理大臣”，行“君主立宪制”！
已经退位的清廷太后却吓了一跳，拖人带话：“请徐太傅别再折腾我们孤儿寡母了，前些年他跟袁项城玩了咱一把，现在又想把我们拿出来，架在火炉上烤啊！”
时过境迁，徐世昌的“妙计”已经安不了天下，他自惭不能为老友出谋划策，推荐段祺瑞担任国务卿，挂职而去。
袁世凯又急又病，不久便一命呜呼。据说袁临终前召徐世昌托付身后事：“吾轻信人，方至此也……所顾虑者，孤儿寡妇之生命耳。余死之后，君当顾念交谊，尽力保全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袁世凯的意思是：大哥，我被一群小人忽悠了，才落得这么个下场。我就要走了，担心的只是几个老婆和一堆孩子，你帮我好好看着啊！
徐世昌无言，只是默默点头。
袁死后，北洋将领们全面分裂，基本属于三大块：皖系、直系和杂牌军。
皖系都是安徽人，以段祺瑞为主，占据浙江、湖南、山东、福建、安徽等省；直系冯国璋为首，势力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其他杂牌则以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为主。
大总统尸骨未寒，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三大派就开始争权夺利。段祺瑞建议把黎元洪请出来当傀儡，冯国璋不予置否，张勋主张“还政清室”。商量了许久也没个定论，众人便请“恩师”徐世昌主持大局。
因为袁世凯的身份问题，出现了很古怪的局面：如果袁是以“总统”身份去世，那么按《民国约法》，袁的五年任期（从1913年被正式选为大总统算起）未满，继承者应该是副总统黎元洪；如果袁是以“皇帝”身份驾崩，他的“遗诏”里写了三个人的名字，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也就是说幸运五十二，谁都有机会。
徐世昌习惯在幕后，一不愿意出头，二不想分裂扩大，便提出了更古怪的解决方案：既然北洋对前副总统黎元洪不信任，那么不如暂时让溥仪继续当皇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恢复国会，召集议员选内阁。等到1918年新国会改选，再由国会决定国家政体，适时无论是立宪内阁制还是民主总统制均可讨论……
北洋武夫们被徐军师的“宏伟计划”给绕混了，都说这太复杂了，不行。
其实仔细分析下，徐的方案的确很完美，如果是小皇帝重登帝位，下层百姓便有了精神寄托，一能避免北洋军团内讧，大家可齐心对付西南半独立的军阀们；二能遵守国法，以国会为最高机关，实施内阁责任制，走英国、日本的宪政道路。三是腾出了缓冲区，到1918年国会换届的时候，大可以让国人自选国体……既然袁世凯的身份尴尬，此方案无疑是最合适的善后策略。
只是西南军阀和国民党也认为徐世昌迂腐，纷纷要求“恢复法统”“请副总统黎元洪就任”。段祺瑞以北洋正统自居，不顾兄弟们的感受，强行将黎元洪推了上去。
抛开政治理念不说，段祺瑞扶持黎元洪虽然堵住了西南口实，可惜得罪了北洋兄弟；而黎元洪不甘心当橡皮人，屡屡与段相抗，中枢依旧鸡飞狗跳。
中国的事情，急不得，徐世昌认为只有皇室才能稳定北洋，他委托学生陆宗舆到日本寻支持，以“合办兵工厂”为条件，提出四项建议：1、支持清廷复辟；2、设辅政一名，以汉人当之，代皇帝执掌天下；3、辅政由皇帝提议，通过国会方可上任；4、皇后由汉臣之女聘充。
关于徐支持“复辟”还有一说：徐有一妻二妾，却没有儿子，唯有一女，有高人推测“此女大富贵，当为后”。徐大喜，多次积极撮合女儿嫁给溥仪，并命幕客潜往日本，争取外交支持，且派员与张勋商议。
张勋思想顽固，民国后还拖着条大辫子，麾下的军队也被称为“辫子军”，他时刻想着恢复清室，看了徐世昌的四项建议后很是不悦：“这事要真成了，徐无疑就是辅政、国丈了，我有啥好处呢？还不如我自己干。”
徐世昌只是构思，张勋真干了。1917年6月，黎元洪不满段祺瑞专权，下令免了他的内阁总理之职，段一气之下到天津，号召皖系都督们“独立”。黎元洪无奈，请张勋到北京“调停”。张勋带着6000辫子军到北京城后就宣布解散国会，请溥仪再登大宝。
溥仪重新当皇帝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任命“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此项任职也是张勋跟小皇帝商量过的，张自知粗鲁，不懂政治，还是得请徐世昌做总参谋。弼德院相当于“元老院”，“院长”属于荣誉称呼，性质依旧是高级幕僚。
张勋的把戏仅仅坚持了12天就没得玩了，段祺瑞率兵赶走辫子军，继续当内阁总理。复辟一事引得社会各界群情激奋，要严惩罪魁祸首，段祺瑞也表示“清廷优待条件稍为修改、缩减岁费、废止帝号而迁出宫廷”。徐世昌赶紧出面，“关于清室之处置竭力运动，以谋清室之有利”，在徐的疏通下，溥仪、张勋二人居然都没受到追究。
代皇帝执政
段祺瑞“再造共和”，人气飙升，接着他逼黎元洪辞职，拒绝恢复第一届国会，另指派“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选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南方不满，请孙中山到广州“护法”，以“恢复国会，维护约法”为口号另组政权，南北战云密布。冯国璋也不是糯米菩萨，与段磕磕绊绊，连兄弟都没得做了。
到了1918年民国第二届总统大选，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只得再请徐世昌出山。
如果时局安稳，徐世昌很可能就此在天津的大院中，寄情书画渡过余生。树欲静而风不止，北洋闹哄哄，总得有人能收拾收拾吧，终究是放不下，徐世昌想想，简单收拾行李又到了北京。
从幕后要走到前台，徐世昌的心情很纠结，他到北京后没找北洋旧人，而且先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后才打算参选总统。
徐之举止让一些遗老热泪盈眶，但也有人讥讽：“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之无耻！”但徐世昌自认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儒家典范，“奉君命当总统”，也许只有他这种新旧交加的奇怪人物能做得出。
10月10日，64岁的徐世昌被北洋“安福国会”（段祺瑞招纳亲皖派政客组成，因其主要活动地点在安福胡同而得名）选为大总统，钱能训担任内阁总理。段祺瑞与冯国璋斗得两败俱伤，段卸下总理之位，担任“参战督办”，负责练兵参与一战对付德国；冯则告老还乡。
徐世昌认为自己以幕僚的身份当上总统，是跟上古的周公一样，“代天子执政”而已，他上任后便主动上书溥仪：“臣徐世昌，受命担任民国总统……致力平息战火。”
溥仪被弄得莫名其妙，也相当感动，还写了道圣旨嘉奖。有了皇帝的指示，徐世昌便谋求南北和解，并拈出“偃武修文”四字昭示天下。徐世昌很懂政治，他从黎元洪和冯国璋身上看出了很多问题：黎本是合法总统，太懦弱导致被欺负；冯想以硬碰硬，结果跟段祺瑞两败俱伤。
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徐世昌就职15天便签署“和平令”，又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在强大的人格感召之下，桀骜不驯的军阀们先后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
接着，徐世昌发布“停战令”，南北双方果真遵命停火和谈，他十分高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但是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
也许徐世昌一直不习惯当主角，他忙碌之余总不忘向紫禁城的溥仪“请示”，甚至屡次暗示自己相做清廷的“太师”——民国总统居然怀念清朝封号，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清廷躲在紫禁城自娱自乐玩君君臣臣，这徐世昌固执地当自己仍然是大清的一份子，只是替皇帝管事罢了。
溥仪被徐世昌的请示汇报弄得哭笑不得：您是当军师上瘾了吧，没个主子伺候着浑身不自在？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只能婉言谢绝：“总统阁下居民国极峰之位，不敢加以封号。”您老人家都是民国总统了，我这紫禁城的小皇帝还敢封您么？大家客气做戏就行了，别玩得太认真。
徐世昌很无奈，只得作罢。
其实，徐世昌也想做一个好总统，他启用了不少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顾维钧等等，这些人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公认的精英，可惜他的运气实在不怎么好。1919年5月4日，北京学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原因是段祺瑞授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将山东利益卖给日本、借以得到日本赞助军费“武力统一”。
学生一闹，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的林长民顿时成了亲日派攻击的对象，徐世昌一边下令保护学生，一边连夜劝林长民暂时避开风头。事后，徐又建议内阁总理钱能训主动辞职，并免去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职。
为了谢罪，徐世昌自己也向“安福国会”提交了辞职报告。
北洋这下可慌了，纷纷发电力劝，参、众两院议长亲自登门，把他的辞职书退回去，并说“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
总统之位摆不掉，政府也不能没总理，徐世昌便推荐与自己政见相同的龚心湛，“安福国会”却在段祺瑞的指示下捣乱，总理提倡“和谈”，国会推翻要“武统”。最后徐世昌对天长叹：“他们要打，我一个人和，和得了么。”段祺瑞也骂：“我当初支持徐当总统，无异于自己捏自己的喉咙啊！”
南北谈不拢，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1920年夏，直系曹锟、吴佩孚起兵倒段，张作霖乘机入关，直、奉联军不到一个月便把皖系打得大败。
直奉入城后，徐世昌的总统当得更无趣，夹在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强者之间，想做点实事更难。
此时的徐世昌心灵无所皈依，若说是“替天子行政”，不仅皇上溥仪没认可，自己也干得太失败了，他想与清室延续关系，溥仪总是爱理不理。1921年春夏之际，小朝廷为溥仪筹备大婚事宜，徐世昌委托故人在宫中说项，提议让女儿入宫。岂料碰了个钉子，对方回话“册立汉人为皇后，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
当总统，还真不如做幕僚，徐世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把奉军赶出了关外，直系独霸北京。徐世昌不想当总统，直系首脑曹锟却想干，曹是行动派，立马请了高级策划吴景濂弄出四步走战略：一、干走“非法当选”的徐世昌；二、请黎元洪补满任期，召集第一届国会议员；三、恢复正式国会，选举新总统；四、收买议员，选曹大帅。
徐世昌深知这些北洋后起之秀已经不需要自己充门面了，他劳累大半辈子，从建军的那刻起就一心扑在北洋身上，可叹风流均被雨打风吹去。
6月，徐世昌通电离职：“本总统忍辱负重，日思退休，势不能违背法律少为留恋；国会选举，应及时赶办，且不可误总统选举之期，”其时，他的五年任期还没满。
徐世昌三年半的总统生涯虽然很憋屈，他对人文思想的普及却做了很大贡献，他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还捐赠了大量图书；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他的诗词、书画别具一格；更有意思的是，他撰写了一本《欧战后之中国》的书，获得巴黎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以总统而成为文学博士，当时只有美国的威尔逊和徐世昌两人。
不坠青云志
徐世昌晚年一直寓居天津，写字赋诗，倒也怡然自乐。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人注意到了这位北洋元老，时不时派人登门劝诱。一天，门生曹汝霖拜访，劝徐出面为日本人做事。徐世昌怒火中烧，断然拒绝：“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灰溜溜离去。
日本人并不死心，1938年初，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约请徐世昌见面，徐托病不出。土肥就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在伪满洲国任职，他抬出末代皇帝溥仪：“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对溥仪素来尊重，当总统时对清室也照拂有加，但民族利益大是大非尚能辨析，他严正拒绝道：“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
金梁语气一变：“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
徐世昌气愤已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说罢拂袖上楼。
此后，日本人也不再打他的主意了。
1938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他怕被日本人劫持，坚持不去，不久病逝，终年85岁。
国民政府认为徐深明大义，在当权期间曾力主“南北议和”，终究是希望国泰民安，因此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从穷幕僚而到大总统，徐世昌一生可谓充满传奇，在每个历史的关口，他都有机会站到前台，可是他全放弃了：
武昌起义时袁世凯被迫隐居，徐世昌既受清廷重视又得北洋军尊敬，大可以亲自带兵与南方谈判，自己当首任总统也未为可知；
袁世凯要称帝，他认为此举荒唐，大可以极力劝阻，却不吭声，导致老袁崩盘；
张勋有复辟之心，若不是他极力主张还政清廷，给张造成错觉，也许不会闹出民国第一滑稽剧；
段祺瑞踢开正式国会，启动“安福系国会”选举，如果徐世昌坚决不捧场，北洋把持中央政权的戏还真不好演；
五四运动，亲日派主张严惩学生，如果不是他极力阻止，爱国风潮也许不会席卷全国。
既做过清朝总督，又当过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身后的名声差别甚大：袁世凯之是是非非被后人不断提起，徐世昌的身影却日趋模糊。
的确，徐世昌并不是一个好的元首，他只是个标准的幕僚，能辅助名主，却不堪独当一面。他不是革命家，也不是精神支柱，为世人称道的是其学识广博、坚持和平。最值得后世推崇是他当总统的三年时光，虽然他本人在北洋各系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国民党也不承认其合法性——就在这段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蓬勃发展，思想言论高度自由，报纸杂志言论大胆，五四运动没有遭到残酷镇压，共产主义得以兴起，纷乱的北洋，因有徐世昌这位特殊的“幕僚总统”，还能泛起几分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