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当美国通过成立航空航天局来搭建太空竞争的平台时，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它的“强国”或“作为民主政府象征”的形象。40多年以后，当时开始起步的网络传播已经发展到足以引起一场更加壮观的通信革命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以信息高速公路的主题为背景，进一步探讨美国政府在推进因特网和通信业发展方面的政治意图及其内在矛盾，无疑也当属于网络传播与现代通信业互动关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考之列。
“信息高速公路”是最早出现于美国的官方用语，它被看作是新时期国家基础结构的基石，也已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术语在现实生活中与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产业关联密切，本身又特别富有想象空间。因此，继美国之后，欧共体、日本和韩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制定了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从而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浪潮。
在观念上，短短几年，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信息高速公路”称为当代通信业的“圣杯”，它与目前最大的信息网络——因特网——共同构筑正在形成的网络经济，因此有“因特网是网络经济初级阶段的基础，信息高速公路是网络经济高级阶段的基础”之说。
然而，同其他许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巨大波澜的概念一样，“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比喻也带有相当浓烈的社会文化色彩，并且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相对于冷战时期发展通信卫星、开辟太空竞争另一战线的政治意图，“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是美国政府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下维护自身形象、实现传统“美国梦”的当代方式。
早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就宣称他要使信息高速公路像州际高速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国家基础结构的新基石；1993年春，副总统戈尔提出了建立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正式名称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目的不仅是使信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且是要稳定美国在21世纪的政治领导权。后来，克林顿在其发展战略中提出，美国政府计划将以10到15年的时间实现这个设想；1994年10月，在戈尔的主持下，白宫首次开通了与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网络相联的多媒体交互信息网点，从而宣布正式踏上了“信息高速公路”。在以后的修建过程中，美国政府仍然常常将通信网络与高速公路系统作比拟，戈尔曾经明确指出：“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是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设想为一种公路网，很大程度上就像在50年代起步的州际公路。”戈尔的父亲是前参议员老阿尔·戈尔，后者曾经通过国会，帮助孕育了20世纪50年代的州际公路系统。就此而言，两代人的努力包含着一个相互关联的美好理想。
与现实生活中的州际高速公路不同的是，依靠快速通道的因特网在线服务，在系统的一点和另一点之间有效移动的不是车辆，而是数字网络中的比特。就此而言，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流行概念凸现了当代网络传播与通信业互动关系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带宽和压缩。对于解决网络交通堵塞来说，“电子通信有两个选择——增加带宽或者压缩传输的速度。高速公路中的压缩类似于消除汽车之间所有的空地。”而在“数字传播系统内，数据压缩走得更远。使用复杂的数学格式，压缩程序可以辨认不重要的数据，可以将这些数据编辑出去而不会引起模糊不清，还可以找出重复的和多余的格式，并通过使用占有空间小的代码进行压缩。”——这正是有形高速公路交替运载车辆和货物的数字化对应物。
将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与50年代的州际高速公路做比较，其中含有诉诸情感、诉诸联想的企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曾经帮助美国人战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许多困难，而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以汽车工业为基础的。四通八达的州际高速公路，使得边远地区的居民也加入了购车队伍。车轮滚滚，又带动了钢铁、制造、电器、石油等第二产业，并繁荣了旅游餐饮、超级市场等服务产业。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将这两类公路联系起来，也旨在表达某种愿望：“州际公路系统作为两者当中的前辈，证明是克服了精神和情绪上的许多困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比较自当也来帮助新的系统，克服重重困难。”
从文化和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克服重重困难”包括重建所谓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据说是由资本主义催生，要义是市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随着城市化、官僚化、企业集中和大众消费趋势的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又亲手摧毁了这个空间。“信息高速公路”能够摆脱大众传播媒介的单一性和被动性，实现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应该完成、而未完成的民主使命，使所有的美国公民受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工业发达、而又有着“民主政府”形象的国家的一个产儿，信息高速公路被当作是“无私地复兴个人表达和政治言论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千百万人之间按这种自主规则进行的分布式通信将对全部参与者都产生一种进一步民主化的影响。这种力量连同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潮流将使专制的信息基础结构陷于窘境而一无是处。”
这里，又让人看到了传播学史中被重复了许多遍的东西：自19世纪第一条电报线路在美国诞生以来，几乎每一个接踵而来的通信革命都对传播媒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新的传播媒介又都毫无例外地触发出有关政治和道德意义的乐观描绘。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和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传播学都在本质上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实现和扩充美国式民主的一种力量：电报、广播、电视、通信卫星等都曾与政治论辩的性质，政府领导人的平民化形象，让国家走出危机的策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连接网络的“信息高速公路”延伸面广，信息能够即索即得，不受地位、种族、党派、性别以及一系列其他原因的限制，加之政府做出的“提供开放的网络”、“悉尽旨在消灭‘有’和‘没有’的区别”（戈尔语）的许诺，所以在实现“传统美国梦”方面的想象空间也就更大了。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就从各个角度揭露利用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美国式民主理想的虚幻性，其中最尖锐的批判涉及美国媒介体系的两重属性，正如《权力的媒介》（1989年）一书的作者阿特休尔（Jherbert Altschull）所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赢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
这也是资本主
义传媒制度和传媒政策中的一个根本的两难困境。诞生于美国的网络传播带来了选择、参与和开放等方面的革命，但并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媒介体系的基本矛盾。因此，在根本意义上，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对于实现“传统美国梦”而言，远不如其决策者想象得那么容易。
从网络传播与当代美国通信业的互动关系的文化内涵入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的一些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
矛盾之一：“信息高速公路”体现的是媒介技术的汇聚趋势，而这种汇聚正在困扰着美国的传播管制政策，后者牵涉到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印刷媒介、广播电视和作为公共载体的电话，各自有着不同的管制方式。作为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相结合的产物，因特网允许各种被还原成数字的信息在“高速公路”上奔跑，所以使得印刷媒介、电子广播电视媒介和公共载体（电话系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带来“信息公路交通管制”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管制对象的身份难以确定。例如，“用户在线网络服务究竟是公共载体还是出版商？假如他们是公共载体，他们就不能合法地限制或者运用编辑方式控制任何通过他们的网络输送的信息；假如他们是出版商，即使他们没有制作任何有诽谤性质的信息，他们却容易受到诽谤诉讼的攻击。”
矛盾之二：“信息高速公路”大体上包括两幅图景，一种是以信息为基点的高速公路，即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系统的联接，人们可以敲键访问无数的信息库，包括新闻、书籍、研究成果、商业统计、政府报告、健康提示，等等。另一种是以娱乐为基点的高速公路，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线电视的延伸，立足于其上，电影、电视、游戏等唾手可得，其中同样有交互活动，如选择电影结尾，在游戏中扮演角色等。问题在于，乐观主义者们更多地将“传统的美国梦”与前者连在一起，诸如告知、选择、参与、民主等等均被看作是网络传播的巨大潜能；而对后者的消解作用很少论及。虽然那是一种新型的娱乐休闲活动，但却是建立在具有强大功能的美国现代大众文化的基础上，因此由它所引发的冲突就更是值得注意了。
矛盾之三：无论是第一种图景，还是第二种图景，都牵涉到传播媒介的内容。几乎在因特网走向商业和民用的同时，有关它的内容的管制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美国掌管着全世界的网际网络干线和信息中转站，在调整和修改诸如《电信法》等涉及信息基本传输服务方面，它大刀阔斧，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但在对运行于信息公路上的媒介内容的管制方面，却始终处于徘徊境地。199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调查报告——《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色情营销》——比较早地证实有关网络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无论是以此为基础的、有关将电子邮件置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管制下的提案，还是克林顿在位时关于限制网络上的色情信息的规定，最终都被议会和最高法院所否决，主要理由据说是害怕它们会限制和妨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这里的“言论自由”既是理想，也具有抽象性和虚幻性，似乎有了网络内容制造商的自由，有了致力于传送语音和图像业务的通信公司的自由，就没有了以青少年为主的群体免受不健康内容伤害的自由了。
矛盾之四：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以打破行业壁垒为基础的，但作为因特网发展和通信业聚变的结果，垄断仍将以少数寡头的强强联合的形式卷土重来。当因特网发展相对成熟以后，美国政府对一般的传统通信业采取了逐步放松的基本政策，为的是使其顺应网络发展的需要；同时对其中从事因特网业务的公共电信公司进行了严格的管制，“管制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公共电信公司利用其设施优势，构成对其他Internet的不平等竞争。”90年代美国通信业的“阵痛”表明：类似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样的国家通信垄断时代行将结束，然而机构重组的结果是造就了新的跨国通信传媒载体。这里的垄断的跨行业性将是前所未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能够提供一切东西——线路、软件、硬件和程序设计，或对这些东西进行控制。《财富》500强中硅谷公司的数量1988年为18家，总市值700亿美元，1998年为26家，总市值8250亿美元。产业排名次序依次为计算机和电子、通讯、多媒体、影视产品、金融。它们几乎都是与网络传播、通信业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有关的产业。目前，在硅谷这块不过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云集着居于主导地位的网络公司，如因特网设备公司的思科系统，电脑网络公司的太阳微系统，软件公司的甲骨文公司，以及因特网的入门网站雅虎，等等。
早在1835年，美国式民主的著名研究者德·托克维尔在谈到传播媒介与传统的美国信念的关系时，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我只知道一种途径可以增长一个勤于实践的民族的繁荣，我坚信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地方的。这个途径不是别的，乃是增强人际传播的便易程度。……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享有的财富是空前丰盛的，相应于它的年龄和拥有的手段，它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提供我所讲到的传播。”近170年过去了，传统的“美国梦”仍然处在遥远的地方，体现媒介汇聚的信息高速公路所展示的骄傲图景还存在许多困难：包括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挑战，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通道”（媒介形式）与“货物”（媒介内容）之间的协调，网络传播和通信业各自管理体制的差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冲突，等等。相当程度上，它们也是信息时代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美国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又在当前世界信息产业不对称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将这些问题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凸现了出来，在当代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第六章 麦克卢汉与网络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