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文坛中有人公开指责托尔斯泰，称其为卑劣的说教者（"卑污的说人"）。他们只承认艺术家托尔斯泰，而否定思想家托尔斯泰，如克己在《托尔斯泰论》的译者序言中抨击了国内对托尔斯泰学说的热衷："在我国，虽然没有什么"托尔斯泰协会，这一类的存在，可是，托尔斯泰著作的移植，似乎比任何古典文学的介绍还要多，专事研究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在坊间也屡见不鲜。然而这些研究，和各国的托尔斯泰宗徒一样，皆不出于想把托尔斯泰抬人圣庙的企图。"文章在指出盲目崇拜托尔斯泰和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他的学说的不足取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作者将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断然割裂却又是一种极为错误的倾向。文章认为："托尔斯泰的教义，是充满着概念的混乱与矛盾的"，"托尔斯泰之思想的内容，是反动家的蓝本，然而，伟大的天才作家所遗留下的文学上的肯定的财产，却是负历史使命的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作家所应宜继承发展的东西。"
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对此给予了坚决而及时的批评，并指出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托尔斯泰评价上的这种错误倾向是从苏联（或转道日本）贩自中国。如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七》（1928）中表示："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重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但"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而艺术"于此得到苏醒的消息。"巴金则在《＜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前言》（1928）中辛辣地讽刺道："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事实证明，鲁迅和巴金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随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整个俄苏文学的译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文学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仍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中国读者。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主要作品基本上已译出，有的还有了多种译本，译作的水准明显提高。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继续得到发展，学界在关注托尔斯泰的学说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涉及的面比较广，其中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过去不多见的。此外，还出现了几部翻译的很有分量的作家传记，如徐愚庸和傅雷分别译出的罗曼·罗兰（法）的《托尔斯泰传》、许天虹译出的茨威格（奥）的（托尔斯泰》、徐迟译出的莫德（英）的《托尔斯泰传》等。
20世纪30年代一40年代，中国作家还多次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改编成剧本。例如，1936年，田汉将《复活》改编成剧本；1943年，夏衍再次改编《复活》；1946年端木蒸良将《安娜·卡列尼娜》改编成剧本。田汉和夏衍的改编本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充分体现了改编者自己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中国化了的《复活》先后在国内上演，尽管风格不一，但由于贴近国难当头的现实，均引起热烈反响。正如田汉在当时的《演出特刊》上所写的："我们以为中国今日国难日亟，需要每个人拿出良心来救国，所以介绍俄国伟大的良心托尔斯泰此著不无意义。"夏衍后来在谈到他的改编感想时也写道："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常常使我苦痛，在这次冒险过程中不知有几次使我掷笔欲欲！""对多难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笔前面低头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顶礼，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诚实的生活态度前面肃然起敬了。"称托尔斯泰为"俄国伟大的良心"，委托尔斯泰对生活的"真情"，这些话很可以见出托尔斯泰在改编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托尔斯泰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对中国作家的深刻影响。
论争：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
但是，中国文坛的"左"的倾向依然存在，这种倾向严重影响干扰了人们对托尔斯泰的正确评价。20世纪50年代，文坛曾发生过一场怎么评价托尔斯泰的尖锐论争，这场论争表明两种文艺思想的交锋相当激烈。当时，在某些左派的心目中，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文学已属"封资修文艺"之列，在高扬阶级斗争旗帜的年代里，这些作家不说有害也至少是没用了。1958年，有一个署名用微的人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并抛出了一串用心险恶的理论。由于当时言路尚未完全堵塞，一些有胆识的作家和理论家还能在报刊上对极左谬论给予还击，因此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这样的很有力度的反击文章在《文艺报》上刊出了。
张光年在文章中首先批驳了谭文中"漠视托尔斯泰的三大理由"，即所谓托尔斯泰"不会反映我们的时代"，他的"慢条斯理的写作方法""不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作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的托尔斯泰"占了社会停滞的便宜"。针对其一，作者指出："各个时代的任务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我们衡量过去和今天的一切作家艺术家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是否完成了时代付托给他们的崇高使命，是否创造出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作品。"针对其二，作者指出：托尔斯泰的长篇创作"看起来很像是"慢条斯理"其实都是呕心沥血的紧张的劳动。如果有人化了十年心血，写了一部表现我国1927年大革命，或红军长征，或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史诗般的长篇巨著，这算不算得是"多快好省"呢？我看是算得的；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呢？我看是符合的。"针对其三，作者在用列宁的论述批驳谭文的荒谬后，又反问道：如果谭文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是否能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多数人的出身也是不大好的），也都可以随便加以"漠视"呢？"而后，作者在驳斥谭文所谓的"让旧托尔斯泰休息吧，让新的"托尔斯泰"来刷新世界文坛"的怪论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谭文企图否定现有的作家队伍的险恶用心："看来，不但死了的托尔斯泰必须"休息"而且活着的所有作家们也都只好"休息"。不但"托尔斯泰没得用"而且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所有作家们也都"没得用"了。"
文章谈的是托尔斯泰，实际上涉及的是怎样对待中外古典文学遗产的大问题；批驳的是谭文，实际上针对的是文坛上流行的错误论调和那些举着大棍的左派。谭文对托尔斯泰和中国现有作家队伍的否定，无疑是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信号。而在那样的大气候下，仍能见到张文这样的有真知灼见且无为畏惧的文章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一片打倒之声后，托尔斯泰很快又成为"文革"后"赢得作家尊敬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译介总量仍居俄国作家之首，并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系统的文集，17卷本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和12卷本《托尔斯泰文集》（此文集由草婴先生独自译出）。两套文集质量堪称上乘，这在中国托氏作品译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新时期中国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也是最有成绩的。在活跃的学术空气下，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对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报刊上开始零星地出现了一些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文章。1980年适逢托尔斯泰逝世70周年，上海和杭州等地相继召开了纪念托氏的学术讨论会，并分别汇集出版了《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和《托尔斯泰论集》，从而掀起了新时期中国托尔斯泰研究的高潮。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与译文达六百多篇，并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倪蕊琴主编）、《托尔斯泰传》（陈建华著）、《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吴泽霖著）、《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李正荣著）和《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王景生著）等一些颇有新意的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
这时期中国对俄苏作家的研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思想比较解放，学术争鸣的空气比较浓厚。以托尔斯泰为例。在新时期的中国，托尔斯泰的研究已不存在禁区，如怎样看待托尔斯泰思想所属的范畴、怎样评价"托尔斯泰主义"、如何理解《复活》中的"复活"、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形象等问题，都曾在报刊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争鸣的结果不一定是思想的统一，但它却有助于思路的拓展，有助于把讨论引向更深的层次。其次是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世界性的"托学"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领域几乎均为中国学者或深或浅地触及，如列宁论托尔斯泰、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俄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史、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托尔斯泰的创作个性、托尔斯泰的文艺思想、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论、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等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学者更注重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分析。钱谷融的《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一文就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设问："托尔斯泰为什么能够写得那么好呢？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呢？"作者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因为"它涉及与文学创作有关的一切方面，绝不是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想，简单化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几条原则所能够说明得了的"。作者随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假如我们把问题仅仅限制在艺术表现的范围以内，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予我的一个最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它的描绘的具体性"，而"这种描绘的具体性，我以为就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的基础"。而后，作者从五个方面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一类文章的大量出现，对于扭转以往托尔斯泰研究中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倾向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托尔斯泰及其创作。倪蕊琴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无疑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观念更新和方法突破，给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新意。如书中关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结构及心理描写特色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传统在当代苏联文学中的发展，关于托尔斯泰与司各特、罗曼·罗兰和霍桑等欧美作家及其作品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的考察，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沟联的研究等，均显示出角度的新颖和阐发的独到，为新时期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开出了一片新的空间。
当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在托尔斯泰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深层次的研究还有待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