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成都市兽力车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九如呈文行政院，亦控告驿运管理政策的失当，其中所转呈该同业公会外东分所来函内容，强烈要求行政院令饬四川省政府撤销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及其直属机构。所转呈之来函首先直陈兽力车业为抗战所做的贡献，“自抗战期中，本业服务后防，其所贡献之力量尚未落后于人，如集中车辆修建机场，其他如运输炸弹汽油及枪炮弹药以及一切军公物资，无不唯命是听达成任务。在此期中本业不畏任务艰难，不惧手续繁多，不计运费底［低］微，不较损失重大，能使抗战力量得以加强者，无不努力以赴之”，兽力车业本抗战卫国之大义，不惜该行业之运输成本，努力于后方军公运输，损失惨重，“因此之故，本业濒于危殆时有八年，有变卖车辆而另寻生路者，有典当俱穷而流落异乡者，茹苦含辛可以想见”。然而，抗战已经胜利，正是运输商业大可发展之时，但四川省办驿运机构并未裁撤，“当兹抗战胜利，战争结束，应予我工商业以发展之机会，若仍照战时管制，不但无发展之望，且有凋敝之危，而本业受驿运管理，手续既不单纯，抽收驿运费达百分之三十，物品成本增加，必然刺激物价上涨，影响民生至为重大。况值此建国期中，各部门复员在即，首以运输是赖，建设后防必先繁荣工商业，亦舍运输无由”，收取驿运管理费用“达百分之三十”，也许有夸张成分，但收取“管理费”即已增加了民间运输业的负担。因此，成都市兽力车商业同业公会外东分所强烈请求，撤销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及所属机构，“综观以上各点，交通实为先决条件，对于战时运输管制，确有妨碍建国工作之可能，似无存在之必要，特此函请贵会转呈行政院令饬四川省政府提前撤销管制机构，使民有交通工具还之于民，俾本业得有自由营业之望。”其中所陈“管制机构”即指四川省办驿运机构，撤销该省驿运机构，使民有交通运输工具“还之于民”，以达“自由营业”之目的。
“控案屡出不穷”，虽未见记载有关行政院对四川省办驿运问题之控告的反应，但因四川省办驿运继续举办而导致的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出冰山之一角。时至1946年，川陕驿运干线分处在成都营运的客运马车全部移交给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之后，四川省办驿运与民间运输业之间的矛盾冲突则大为激发。
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所办马车客运业务最早于1943年即已营运，由川西驿运区成都段管理，所办业务并不大，而川陕驿运干线管理处的客运服务所，其备有数十辆马车，并也从事长途运输，行驶于成都市郊及成都至重庆之间，业务较大。川陕干线驿运管理分处奉命于1945年3月底结束，其客运业务则全部移交给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随即于4月1日成立其直辖的客运服务所，4月4日，川西驿运区成都段的客运马车亦移交该客运服务所。客运业务统一后，该所则集中于成都市区及城郊营运。在货运业务日见萎缩之际，四川省办驿运大力开展客运业务，以补其经费之不足，
然而，除了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举办的客运马车之外，更有大量的黄包人力车在成都市区及城郊载客营运。因客运马车每次载运人数多，以马骡为动力，速度较黄包人力车为快，更重要的是客运马车每次载人多，马车成本有政府补贴，运价也就相对便宜。总之，客运马车“票价低廉，时间经济，运行安全，座位舒适”，而黄包人力车，正如时人所言：“行缓费多，蹒跚劳顿。”因此客运马车的生意日见旺盛，相对而然，黄包人力车生意就渐见清淡，如此，则损害了以拉车为生的黄包人力车夫及黄包人力车运输业主的利益，客运马车与黄包人力车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下面就是1946年2月25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客运服务所的代电，一睹冲突情形：
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钧鉴，查本所客运马车，自前川陕分处开办行驶成都市郊数年无异，行人咸称便利，忽于本月梗日，本所祠堂街、城守东大街外东、九眼桥、老西门等站，突有人力包车，每处不下百辆之多，拥塞站外阻止马车通行，出言詈骂马夫及各站售票员工，连日由朝至暮，包车轮番来去阻止不散，实有一触即发，打毁各站及车马等之情势，并有身着便衣者数人时来时往暗中指挥。且盐市口至南门及祠堂街至新西门之商营马车亦被其辱骂，打毁数辆。除饬各站及马夫等尽量忍受，静候报请上峰请示处理，并迳电治安机关调派军警制止外，理合电请钧处俯赐鉴核，恳速转电成都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调派军警严予制止，以维交通而免酿成意外，临电迫切，无任翘企待命之至。客运服务所主任谢晴霄叩。丑迥印。
从该电文的语气，便知其时情况极为紧急，黄包人力车与客运马车冲突真可谓“一触即发”。黄包人力车夫对政府所办客运马车，施以阻塞马车通行，出言詈骂，而客运服务所则准备动用军警制止此等冲突。虽然成都市政府在回电中所称，“黄包车夫拥塞各马车站滋事，业经本府令饬人力车职业工会切实制止”，但黄包人力车与客运马车间的矛盾冲突已难以平息。据成都市人力车同业公会致成都市政府的公函中声称：“值兹营业萧条，生计维艰，而马拉车又复载客往来，争取区区微利，不但劳工无以终饱，车商大有倒闭，受此影响实为甚巨，工商会员纷纷议论，予马拉车方面决心以相当对付，群情愤慨，已非一日，若不迅予解决，则此后发生冲突酿成事件，非敝会所敢负此责于万一。”原来黄包车夫胆敢对抗政府所办之马车客运，实有民间运输车商在背后暗中支持，所称“有身着便衣者数人时来时往暗中指挥”，并非空穴来风。此种矛盾郁积已久，其形成“已非一日”之功，由抗战期间“隐忍不发”至战后正面冲突，黄包人力车与客运马车间的矛盾日益显示出民间与政府的利益冲突。
3月7日，据客运服务所呈报：“近来行驶成都至双流线之客运马车，常有黄包车夫伙同流氓沿途滋扰殴打马夫，击坏车辆情事，自上月迄今，业已数次。前以事态尚不十分严重，本息事宁人之旨，仅在出事地所管乡公所报请备查保护，未予请求究办，原图缓和目前以为后日安全地步。殊该包车夫等只知恃其横蛮，以逞私欲，以致愈演愈烈，昨日午后，本所第二〇〇二号马车由双载客开省路，经簇桥，又来包车夫多人，伙同流痞，气势汹汹，不问情由将马车夫洪云山拖下马车加以殴打，一面更将马车击为粉碎。”
5月6日，则有马车“之马夫黄远岗秦玉兴罗海云等与人力车夫互殴，以致殴伤人力车夫”。
5月21日，又呈文称：“殊为时不过月余，前案尚未得有成果之际，该暴徒等竟不畏法，复哨聚多人继续行此暴动，于本月八号，捣毁马车一辆，九号又捣毁三辆，又于二十号马夫被殴打。”
据上所引，已知人力黄包车与客运马车的冲突确已愈演愈烈，虽有警察制止，也无济于事，非省政府出面解决，则不可为。然而欲妥善解决，其唯一方法则是划分各类车辆行驶路线，据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客运服务所呈文称：“因人力车一再与本所行车发生纠纷，以致涉讼未决，经省府召集会商管理马车办法，当经决议限制本所行驶车额及指定行驶路线，并订期验车发照使用纪录在案。此项办法旨在安定人力车与马车双方生活，藉以避免再度发生严重纠纷，影响社会秩序，意义相当良美。”省办驿运管理处客运服务所之客运马车，营运路线最终划定为成都西门至金牛坝，盐市口至南门，其余各线，由人力黄包车及民间客运商自由营业，矛盾最后以客运马车的让步而予以基本解决。
总而言之，对于四川省办驿运所导致的民间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其最终结果则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于1946年5月底予以撤销而最后全部解决。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寿终正寝，民间传统运输业则“自由营业”，一曲矛盾交响乐戛然而止。
纵观其民间与政府在驿运经营中的矛盾发展，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政府强力介入民间，民间对此的回应。国民政府迫于抗战期间运输上的窘境，利用民间传统运输工具与动力，成立各级驿运机构。驿运管理处，顾名思义，其工作一是运输，二是管理，在利用民间传统运输力量展开战时运输方面，承担了大批军公商等方面的物资运输任务，为前后方输送了大量军用民需物资，其运输确实具有实际意义；然而，在管制民间传统运输力量方面，却不能尽如人意。
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早就形成了弱政府、强民间的格局。中央王朝的政令下达中国基层社会，必得通过民间士绅势力，由其宣示于民众；而对民众的日常管理也是由民间势力去执行。民国时期，这种局面并未有多少改变，北洋政府的四分五裂，更导致了政府力量在中国基层社会进一步弱化，民间势力在基层社会急剧膨胀。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继承北洋政府而来的地方军阀势力仍保持了半独立状态，新的军阀混战使新立的国民政府也无暇顾及民间治理。时至抗战爆发，各种势力迫于外力的侵入而最终勉强整合，团结一致抗日之时，国民政府的权威渐已树立。与时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国民抗战动员，也逐渐把政府势力伸入民间，比如新生活运动，保甲制度的建立即为明证。但这只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愿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就抗战时期民间传统运输业而言，迫于政府的压力而成立的同业公会职业工会，由于民间士绅力量的强大，其公会或工会往往即为民间士绅帮会势力所把持，譬如四川省金堂县赵镇船业公会中就有沱帮代表严金山，其即为四川船帮中二江沱沱帮中人。
在四川省办驿运前期，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及其直属驿运机构，比较注重利用民间运输力量，往往以签订合约的形式与其合作，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运输任务迅速完成，矛盾较少。至1942年施行驿运管制，四川省办驿运机构对民间传统运输工具与动力予以登记编组，强力介入民间运输管理，此势必引起民间运输势力的不满。这种不满虽只通过运夫的个别行为而表现出来，但也许是基于民族抗战之大义，从而基本上处于潜伏隐忍状态。时至抗战胜利前后，对这种政府强力介入的运输管理，最终成为民间势力攻击的目标。据自贡市骡车运输业同业公会的呈控可知，其控告的目的就是“拟请通令川中废止驿运管理”；成都市兽力车商业同业公会的呈文即是“提前撤销管制机构，使民有交通工具还之于民，俾本业得自由营业之望”，其根本的目的即是排斥政府力量的介入，保持民间运输势力的独立，在运输业上能“自由营业”。
二、经济利益的争夺。国民政府各级驿运管理机构成立以后，承担大部分的军公运输，甚至一部分商运，如此即减少了民间运输业的业务，挤压了其生存空间，势必导致民间运输业对政府所办之驿运持反感态度。李璜等致三位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信函中，即已强烈流露出此种意思，正如其言，“驿管处之设置系为政府运粮商民运货，而其本身并无运输工具，粮运货运均系向粮食机关及货主承揽，复转招车辆运输，从中扣取运费，其性质与民间无车转运商无异”，即与一般中介商收取中介费并无本质区别，很明显也就剥夺了民间运输中介商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此种办法，不但剥夺无车转运商之利益，且剥削车主之利益”，政府举办之驿运机构承担军公运输甚至商运任务，争占了民间运输业的部分业务，使民间运输业无货或少货运输，也就剥夺了民间运输业的利益。“政府与民争此小利，似觉大可不必”，与民争利也就成了民间运输业相关人士对政府所办驿运施以攻击之主要理由。
特别是到了四川省办驿运后期，随着军公运输业务的减少，各线驿运机构以图自存，亦大力发展商运业务，由运货到运人，由承揽货商物品运输，到举办客运服务所，伸入民间传统运输业务的趋势亦尤为明显。本为主要承担“军公运输”而举办的战时驿运，却在大力从事商运，与以从事商运为根本的民间传统运输业争夺运输业务也就愈演愈烈，由此更加重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加快了矛盾爆发的步伐。1946年的客运马车与黄包人力车之争，把此种矛盾推向了高潮。
因此，时至抗战结束，中央所办驿运业务结束，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撤销，各省驿运机构陆续裁撤，而四川省办驿运各级驿运机构则继续“保留”，本着为民族抗战之大义而隐忍不发之矛盾，至此则全部表面化、明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