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内容来说，第一阶段关于畲族社会形态与历史的民族识别主题仍然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内容，并通过民族识别，恢复了闽西、闽南、赣南、黔东南等地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民族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如吴永章的《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对畲族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与过去面面俱到的民族志式研究不同，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高水平研究着作，如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的《畲民家族文化》、游文良的《畲族语言》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畲族医学）也取得了突破，如陈泽远、关祥祖主编的《畲族医药学》，雷后兴、李永福主编的《中国畲族医药学》，林荫生、王健民编的《畲族拳》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力作。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畲族文化研究也十分活跃，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性畲族文化研究论着与文集，如雷必贵的《苍南畲族的源流与分布》，潮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着的《潮州凤凰山畲族文化》丛书、宁德市组织编写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朱洪、姜永兴着的《广东畲族研究》等，都展现了相当的实力。此外，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关于畲族的教育研究、畲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畲族的文化旅游的研究等等，都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作品。
在学术观点上，这一阶段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畲族的族源问题，至今仍处于探讨之中，并在“武陵蛮”说、“东夷”说、“南蛮”说、“越人后裔”说等传统论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肖孝正、钟玮琦等通过大量的畲族族谱的研究和比较后，提出畲族来源于“河南夷”的观点。谢重光则反对单一族源的观点，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这些观点的提出，使畲族的族源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二是关于畲族图腾盘瓠的性质问题。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畲族图腾盘瓠就是神犬，畲族的图腾崇拜上就是犬崇拜。在大多数地区的畲族祖图中，盘瓠也是以犬的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一些畲族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钟玮琦通过考证认为盘瓠不是畲族的图腾崇拜，畲族崇拜的始祖是龙麒而不是盘瓠；雷阵鸣也认为畲族崇拜的始祖不是盘瓠，狗图腾是汉族统治者和文人扣到畲族头上的，肖孝正更认为“‘畲族狗图腾’说是历史阶段的误会”。对于这种质疑盘瓠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志超就认为“畲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又一个原因，是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承”，龙麒（或写作“龙期”）是对盘瓠（犬图腾）的“历史重塑”，“忠勇王”是对盘瓠的人格化升华，显示了畲族的文化智慧，扞卫了民族的尊严。“假如是出自文化的抵御而祛除盘瓠，那恰恰将畲族民间流传系统的并非‘犬’的盘瓠形态的传承阻断，变相地承认盘瓠系犬，因而忌讳。这样，使得忠勇王成为没有历史来源的文化英雄，使得大量书写着盘瓠的畲族历史文献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畲族文化的核心特质面临着消解而导致一系列连带性的文化丧失”。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畲族研究成果卓着，无论形式、内容还是学术观点上，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展示了畲族研究日渐繁荣的良好局面。
三、未来畲族研究的趋势
当前畲族研究的良好局面，预示了未来畲族研究的美好前景。笔者认为，未来的畲族研究，有三个趋势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畲族族源历史的研究，仍将会是畲族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并在新的证据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中，逐渐理清疑点，还畲族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是关于畲族文化的研究将成为畲族研究中的重点。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并将传统文化与畲族社会发展进行有机结合的研究课题，将成为畲族研究的焦点。
三是关于畲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必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第五节畲族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向
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畲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同样与畲族的历史和当下息息相关。正如郭志超教授所说：“历史运行的惯性依然存在，历史的经验总结成为走向未来的重要指向。”循着畲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我们认为畲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几个基本的趋向。
一、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融合将进一步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畲族文化发展史就是畲族文化与周边汉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自汉唐之际出现在历史舞台以来，畲族就一直走在与汉族客家、福佬、吴越诸民系的接触、斗争、合作、交流的道路上。正是在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族际交往中，畲族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不足，不断在文化更为发达的汉族民系中吸取营养，诸如生产技术、优良农作物种子、文字典籍、文化教育等等，而这种文化上的借鉴和学习，不仅使得畲族与周边汉族的关系日渐密切，也大大加快了畲族文化的发展步伐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与汉族接触之前，畲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教育就是通过长辈言传身教，传授基本的生存知识。到明清时期，随着畲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入，一些畲族祠堂开始延请汉族塾师教授本族子弟，由此逐渐培养了畲族自己的文化教师，并在畲族地区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乡风。正是在这种文化风气的陶冶下，畲族培养出了蓝鼎元、雷鋐等本民族优秀的文人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推行民族平等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消除了影响民族交往的各种制度性、心理性、经济性等方面的民族歧视因素，畲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变得更为顺畅和自然。特别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加大了对畲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畲族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生活条件，千年封闭的山区敞开了怀抱，不仅方便了畲族群众走出大山、了解外部世界，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畲族地区观光旅游。这些都将大大促进畲族与周边民族、民系的文化融合。而这种融合，无疑又将进一步推动畲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不可避免
族际间的文化交融，必然给畲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畲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导致畲族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界强势文化有多先进，倒不如说是这种文化更“合群”。毕竟，与周边汉族相比，散居的畲族只能算是一个小群体，要顺利地走出大山，融入这个社会，而不被作为“异类”看待，至少适度地放弃传统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等于“消失”。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所表达的是在畲汉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畲族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将逐渐淡化的事实。其实在畲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畲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淡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最具特点的畲族妇女服饰为例，闽东直到清末、浙南直到民国时期，畲族传统服饰仍是当地畲族妇女的常服，无论居家生活、下地劳动，还是走亲访友、出入市井，都是穿着传统服饰的。但由于这种服饰过于鲜艳，在与汉族的交往中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而受到歧视。为了免于这种歧视，后来畲族妇女外出时便改穿与周边汉人一样的服饰，传统服饰只在居家时穿着，甚至只在婚丧嫁娶和三月三歌会时穿，发展到最后，一些地方的畲民甚至不知道畲族的传统服饰为何物。
面对畲族传统文化面临的衰落现象，我们应该学会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所得以产生、存在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所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也随之部分地消失。以畲族妇女的发式为例，在传统的与外界接触不多、生活节奏缓慢的畲族山村，梳一个漂亮、复杂而费时的凤凰髻，既不影响生产生活，又能满足畲族妇女的爱美天性，这是传统的凤凰髻存在的合理性所在。但在大量畲族妇女进城入厂务工、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以及审美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每天都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做凤凰髻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畲族妇女改成披肩、齐耳，甚至抓髻等发式，或许就是一种进步。
无疑，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对畲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是必要的，许多过去实用的文化形式（如畲族妇女服饰、彩带等）甚至还可以作为民族艺术加以弘扬和传承。但是，文化与社会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力无法更改的社会历史规律。任何企图阻止传统文化衰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任何企图让畲族回归传统文化生活的努力，也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三、旅游业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畲族文化的复兴
如前所述，在长期的族际交往中，畲族民族文化的特点不断淡化和消退，最典型的莫过于畲语的失落，早在1980年语言学家罗美珍就指出：“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的汉族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毛宗武、蒙朝吉也认为除惠东等县外的畲族语言“都是客家话”。尽管一些学者主张畲族所说的这种语言“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并将之称为“福安畲语”，但不争的事实是，这种福安畲语中的畲族成分已远不如客家成分明显了。而转型时期畲村人口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快了畲族文化淡化和衰退的步伐。
然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推动畲族民族文化衰落的同时，也给畲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转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富裕后的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了对精神生活追求，由此催生了巨大的旅游市场。在逛遍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后，风情浓郁的民族旅游成了国内外游客的旅游时尚。作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世居民族，畲族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从20世纪末开始，闽东、浙南等畲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县市便开始了畲族风情旅游的规划和推广，并在取得良好效益的前提下，进行了更富于创造力的规划。如景宁畲族自治县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发展战略，按照“畲族文化有形化、文化载体项目化、文化成果精品化”的原则，积极建设打造“全国畲族文化发展地”，全力向“旅游大县”迈进。
民族风情旅游打的就是文化牌，就是要通过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吸引海内外游客。因此，各地政府和旅游部门都十分重视对畲族文化的搜集、整理和宣传。大量濒临消失和日渐衰落，甚至早已淡出畲民生活视线的畲族传统文化，因为旅游业的兴起而重新焕发了生机。比如：早已束之高阁的畲族服饰，为适应发展旅游的需要，又回到了旅游区畲民的身上；本已冷落的“三月三”歌会又重新闹腾了起来；濒临失传的彩带又重新获得了市场；畲族歌舞也因为旅游业的推动而得以重新发掘……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畲族文化复兴机遇的到来。
无疑，经济目的明显的民族旅游对畲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的确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畲族风情歌舞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旅游业的这种推动作用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因旅游的功利需要而“挖掘、创造”出来的、表演性的畲族文化，与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的原生态畲族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表演性的畲族文化的繁荣，并不能够掩盖畲族的民族文化总体衰落的态势。除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是否还有更好的保护和推动畲族文化发展的途径？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