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渊源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与南蛮、东夷或百越有密切关系。比较明确的有关畲族的历史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史籍和民间文献之中。二十四史中，有关畲族的史料不多，直接以“畲”相称的更有限，而又以《元史》为典型。《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则通例以“蛮僚”称之。而清以前闽、粤、浙、赣相关地区的地方志中，关于“畲民”“傜人”“猺民”“畲傜”的记述却十分普遍。为数不多的私人着述中，有关“畲民”“猺民”的介绍似乎更为详细。进入民国之后，不少地方，如闽西、赣南的地方志中关于畲族的记述在逐渐消减，这可能与民族融合现象有关。但民间关于畲民的研究却似乎一时成为风潮，出现了不少关于畲族社会生活的民族志调查文献，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民国时期畲族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民族识别、民族自治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一批关于畲族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各方面研究的重要书籍。此外，自明清以来，编撰了众多以畲族宗族为单位的族谱资料。所有的这些，都是畲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第一节 清以前重要文献
清代以前，有关畲族的记载主要散见于部分正史、相关地方志和少量的私人着述中，专门记述畲族的文献是凤毛麟角。
一、《漳州谕畲》
作者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莆田城厢人，是南宋一位着名的爱国诗词家，创作了大量悲壮激昂的爱国诗词。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此外，他还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贤臣，爱国爱民，为人正直，为当时的学者所敬仰，为后人所传颂。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漳州谕畲》被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被普遍认为是最早以“畲”“畲民”称呼畲族先民的文献。该文的背景是：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发生了畲民起义，最终卓德庆率领官兵战胜了畲民义军，平息了民乱。为刻制石碑表彰“清白之吏”卓德庆的功业，刘克庄写了这篇《漳州谕畲》文稿。《漳州谕畲》文中不仅对溪峒、畲进行了较详尽地分类介绍，同时对畲民起义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对畲民遭受的歧视和盘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虽然《漳州谕畲》以歌颂卓德庆的功业为目的，但作为最早对畲族情况进行详细介绍的文献，它在畲族历史和畲汉关系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作者文天祥（1236～1283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孙，字天祥。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有号浮休道人。官至丞相，封信国公。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元兵南侵、临安危急时，他在家乡招集义军，坚决抵抗元兵的入侵，后不幸被俘。被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着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山乐府》《文山全集》等。《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收入《文山全集》卷11。
《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对广东潮州畲族作了记载，说“潮语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是最早以“輋民”称呼畲族的历史文献，在畲族研究中多与刘克庄的《漳州谕畲》相提并论。
三、《五杂俎》
《五杂俎》是明代谢肇淛撰的一部随笔札记。全书共16卷，分类记事，计有天部2卷、地部2卷、人部4卷、物部4卷、事部4卷。该书不仅有读书心得和事理分析，还记载了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的社会状况。其中也涉及了福建畲族的分布和风俗，成为我们了解明代畲族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四、《永春县志》
《永春县志》是明万历年间许兼善修，朱安期纂，共12卷。许兼善，南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任永春知县。朱安期，字士和，号省简，福建晋江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在《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中，对当地畲族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作了较细致的记述，学者在研究畲族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时，多引用其中资料。
五、《南荣集》
《南荣集》是明朝晚期熊人霖着。熊人霖，字伯甘，别字鹤台，江西进贡人。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次年任义乌知县。熊人霖天性勤奋，他载星视事，夜半方息，留下了不少诗文。熊人霖在任时，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已是风雨飘摇。古老义乌的老百姓，更是屡遭兵端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义乌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老百姓纷纷外出觅食谋生。明末清初，贫困的菁民起义不断，在崇祯年间，由于生活所迫，闽、浙、赣一带以畲族为主的菁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时任义乌县令的熊人霖参与镇压和平息这次起义，并写了《平菁寇凯旋叙》以记其功绩。但熊人霖也感到仅靠镇压不是办法，思考的结果，形成了《防菁议》。二文均收入《南荣集》中。《平菁寇凯旋叙》《防菁议》二文对菁民的来源、生计、风俗等有详细的介绍。因为菁民的主体是种菁为生的畲族山民，因而《南荣集》也就成为我们了解明朝晚期畲族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
六、《漳浦县志》
《漳浦县志》是清康熙年间陈汝咸修，林登虎纂。陈汝咸，鄞县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漳浦县。林登虎，漳浦县人，举人，曾任山西临汾知县。
福建漳浦县是畲族传统上重要的聚居地，林登虎所纂《漳浦县志》对畲族的历史记述颇多，特别是对苗自成、雷万兴、蓝奉高等畲民起义及陈政、陈元光出镇漳州，记述详尽，成为研究畲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七、《云霄厅志》
《云霄厅志》是清嘉庆年间薛凝度修，吴文林纂。《云霄厅志》的“艺文”“宦绩”中涉及到不少关于畲族的记载，尤其是在“艺文”中收入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该文对唐代漳州一带的畲民的生计、风俗、分布等状况和畲汉关系有较详细记载，是研究畲族唐代的历史状况和畲汉互动的重要史料。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是后人的伪作，《云霄厅志》的史料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些学者关于《请建州县表》是伪作的证据仍然是不够充分的，其论述也还存在诸多纰漏。因此，完全推翻《请建州县表》和《云霄厅志》的史料价值的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
八、《临汀汇考》
《临汀汇考》是清道光年间杨澜撰，共四卷。杨澜，字蓉江，号二棋，福建长汀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恩科举人。
《临汀汇考》约清道光中期编撰。全书四卷，分十五门，约12万字。记汀州府及其所辖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八县事。全书行文注重考证，建置门所记较其他方志核实。杨澜对少数民族不持偏见，目具卓识。在卷一《方域考》、卷三《风俗考·畲民》中，还专门对汀州畲民的风俗、历史和贡献作了专门考证和记述，并对畲族的社会变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临汀汇考》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及以前汀州一带畲族的面貌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资料，是畲族研究的重要文献。
九、《景宁县志》
《景宁县志》是清同治年间周杰、严用光编纂。景宁是浙江畲族最集中的地区，目前也是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该志卷一二《风土·畲民附》专门对当地畲民的族群来源、生计方式、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等作了记录。如志书中写道，景宁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生动地体现了畲民对景宁经济社会的贡献，是研究浙江畲族的重要史料。
十、《南越（粤）笔记》
《南越（粤）笔记》是清李调元着，共十六卷。李调元（1734～1802年）字羮堂，号雨村，四川锦州罗江（今德阳县）人。乾隆嘉庆年间着名诗人、文学家、戏曲家，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两江主考，提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反对刘培章任监利典史，被调任广东学政提学使。后因秉性刚直，得罪权臣和珅被充军伊犁戍地，终因被谤，推母老辞归故里，专心着述，与袁牧、赵云松、王梦楼并称“林下四老”。68岁病逝。李调元的着述颇丰，特别是在广东两年，广泛收集民歌，采访岭南风土轶文，着成《南越笔记》《粤风》，记录南粤地方风俗民情，为我们了解清代广东地方文化提供了便利。其卷七对马人、傜人、獞人、黎人、畲人、蛋家等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和风俗民情作了专门的记述，是今天了解清代广东畲族状况的重要资料。
十一、乾隆版《古田县志》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古田县令辛竟可倡修，共八卷八册。卷二《风俗畲民附》专门介绍古田畲族的社会风俗，是今天了解清代古田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十二、光绪版《处州府志》
清光绪潘绍诒修，周荣椿等纂，共三十卷。处州即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故称，是浙江畲族最主要的聚居区。因此在《处州府志》中，记录有大量关于畲民的经济、社会和风俗的资料、诗文。
十三、浮云《畲客风俗》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
浮云是魏兰的笔名。魏兰（1866～1928年），字石生，浙江省云和城中街铺人。辛亥革命志士，曾与蔡元培、陶成章一起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在各地演说慷慨陈词，晓知民众反清大义，创办“利用实业织布学堂”“云和习艺所”。一生为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两次东渡日本，六载常驻南洋，西走长江，北上燕京，荡尽祖业，历尽艰险，兴办学校，开创实业，为振兴中华而鞠躬尽瘁。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魏兰是第一个用现代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畲族的人。《畲客风俗》是魏兰先生关于畲族文化和风俗的研究力作，也是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畲族研究专门文献。云和及其周边地区是浙江畲族的主要聚居区，魏兰先生以其身处畲区的便利条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浙南畲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关于畲族族称的记录和讨论，几乎成为后来的畲族研究者必引的资料。
此外，重要的方志还有：嘉靖《惠州府志》、乾隆《福宁府志》、乾隆《永春县志》、乾隆《汀州府志》、光绪《永泰乡土志》、道光《罗源县志》、道光《建阳县志》、光绪《福安县志》等。
第二节 民国时期重要文献
民国时期除了方志，还出现了一些早期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虽然数量不多，而且多局限于局部地方的调查，但这是对畲族社会进行有组织的社会调查的开始，不仅一改过去史志中多以传言为主要来源的叙述方式，大大加强了资料的可信度，扩大了畲族文献资料的种类，而且对畲族社会情况记录也更为深入、全面，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关于畲族社会情况的可信资料。因此，民族志调查文献的出现，可以说是畲族研究的一大突破。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民间民族志调查兴起相反，民国时期地方编撰的方志反而越来越少出现关于畲民的记载了。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过长期的互动，畲族已经与当地汉族差距越来越小，以至于作为一个族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有关，畲族不在“五族”（汉、满、蒙、回、藏）之内，自然是不会被作为独立的族群加以关注的。这一时期关于畲族的重要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畲民调查记》《括苍畲民调查记》
《畲民调查记》（发表于1924年《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和《括苍畲民调查》（载于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4、5期）二文是早期民俗学家沈作乾先生在浙江南部畲族聚居区进行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所写成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浙江丽水一带畲族的语言、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等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和介绍，对我们了解和研究20世纪初浙江畲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是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和他的中国学生李化民所着的一本畲族民族志文献。在1929年夏天，史图博和李化民克服交通、生活等诸多艰难，从上海坐船出发，在温州登陆，途经处州、云和，来到浙江省的偏僻山区，深入浙南景宁敕木山畲族地区开展民族学考察。在景宁县城一对银匠父子陪同下，他们来到景宁敕木山村，与村民同吃同住6天。走访了暮垟湖村（周湖）、敕木山等畲族村，勘察了汤氏庙，登上敕木山顶。通过细心地搜集查证，忠实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畲民的生活起居，撰成《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一书。《调查记》对景宁敕木山畲民的民族渊源、服饰饮食、农耕生产、体质特征、婚丧风俗、图腾祭祀、语言民谣都作了详尽记述，并留下珍贵的照片，是研究我国畲族的宝贵学术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