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问一句：“既然是挂职，又不占职数，为什么要等到政府换完届以后再办手续呢？”想了半天，还是没问。等就等吧，反正也不急那几个月。可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智慧。如果在换届期间办这件事，怕引起大家的误会，以为我要“鸠占鹊巢”。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局面，不仅会影响正常换届，对我自己也有百害而无一利。
幸亏我明智。
挂职副市长还有一个外号：挑土专业户。那些专职的副市长们最少的也分管了三条线，别说处理那些日常性的事务，连应付会议都不够。为了临时救救急，我们这些挂职的便成了他们的最佳“挑土对象”。
“挑土”的内容具体有三项。
第一项：开会。
根据会议的不同特点，又具体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应付式的会议，一种是挨骂的会议。一个副市长一年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分配的：“接访”八分之一，“开会”四分之一，“下乡”四分之一，“接待”、“应酬”八分之三。那么一个副市长究竟一年要开多少会呢？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例，仅年初必须参加的云梦市级会议就有：“云梦市林业工作会议”、“农业工作会议”、“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建整扶贫工作会议”、“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农民减负工作会议”、“畜牧水产工作会议”等等，开完这些会议，回到县里还要召开同等规模的各类会议，传达国家、省、市同类会议精神，部署全年的工作。
这些会议陪坐的领导多，开的时间长，又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永远都是“主管局长作工作报告、颁奖、典型发言、领导讲话、会议总结”那么一套固定的程序，枯燥、乏味，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你又不得不到，每个县、市、区参会领导的座位都排在第一排领导的眼皮底下，每年的项目资金就掌握在主席台上，连“这么重要的会议”你都不参加，肯定是不想要钱了。
但是，如果全部都参加又的确有难度，这些会议大都在三月份扎堆，经常撞车，不得已，只能请人代会。请我们这些人代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来有副市长的身份，二来有时间。偏偏我又是一个最不喜欢开会的人，而且每次帮别人挑土还要自己贴油钱，“挑”吧，贴时间贴经费，烦；不“挑”吧，人家好难开一次口，不好意思拒绝，也烦。
仅仅只是去应付式地开个会也就罢了，最烦的是开“挑土挨骂”的会议。有一次“云梦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减负工作会议”两会合一，由我顶替出差的主管副市长去参加，结果会上两次点名批评江南。点名也就算了，反正认识我的人不多，糟糕的是主持会议的领导每点一次名，还要刻意强调式地问一声：“江南来了没有？”领导一问我马上就要将手举起来并回答一声“来了”，会场所有的目光顿时便聚焦到了我的身上，两次点名，两次举手，那可真是无地自容。
第二项：检讨。
平日里，只要一接到政府办老童的电话，多半是给我派“挑土”的差事。我也懒得问内容，呛他一句“挑土无好事”，就等着为被挑土副市长协线的政府办副主任前来和我衔接。我最怕挑土做检讨，偏偏五年下来做检讨无数。有两次检讨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2009年4月9日，我替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挑土接待云梦市粮食清仓查库领导小组一行。带队的是云梦市政协副主席。江南不仅空库现象严重，而且因为粮食局下属的富民米业公司被骗，导致农发行的贷款无法按时归还。会议开始前，云梦市政协副主席问我：“你们分管副市长干什么去了？”或许他觉得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分管领导不来，居然派了个“挑土”的来有些不妥。我如实回答他：“他到省里学习去了，我一定把您的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绝不贪污！”
副主席笑了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硬着头皮照着粮食局给我准备的书面材料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虚心接受检查组的批评，又做了一番深刻检查，官样化地代表政府表了个硬态，然后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去吃午餐。我陪在副主席旁边在前面带路，刚要路过那位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的办公室时，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那位副市长一个箭步冲到副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云梦市政府副秘书长看不惯了，把我拉到一边，不高兴地说：“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明明在家里怎么不参加会议呢？”我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
那天中午，我没有参加宴请。下午，我一回到办公室就给老童打了个电话，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以后凡是某某市长的事情不要再派我去‘挑土’，否则，莫怪我不给面子！”
还有一次是2009年7月1日我代替常务副市长接待“云梦市实事办”来江南检查“为民办实事工作”办理情况。每年年底“两会前”，各级政府都要列几件必办的实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账。这些列入的“实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做得到、完得成的；二是财政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三是老百姓急需的。不然，到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不了差就麻烦大了。
来江南检查实事工作的副组长是我高中的同学，我心想这次是不得挨骂的。没想到江南实事办刚换了主任，情况一抹黑，准备又不充分。检查组的组长和政府领导交流检查情况时，毫不客气地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等了一小时，见了一个人，拿了一张纸，坏了一台车。”这首诗把他们来江南检查所碰到的“不愉快”做了高度概括。他们一来江南，在办公楼等了很长时间，才等来实事办主任开门，开了门以后每人发了一张介绍情况的工作小结，好不容易到达黄龙洞景区检查工作，回来的途中江南派的车子发生故障抛了锚……我的同学在总结的时候说了三句话：“江南是为民办实事的老先进、老典型了，其他的不用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讲三句话，‘不能有实事疲劳，不能有先进疲劳，不能有感情疲劳’，共勉！”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真的无地自容。
第三项：应酬。
挑土最多的还是应酬。
应酬分几种，一种是陪餐，一种是钓鱼，还有一种是全方位一条龙。我没有酒量，又不会劝酒，很害怕陪餐。一餐饭下来，灌了一肚子的“王老吉”或果汁，一粒饭都没有装进去。不比在家里，在外面没吃饱还可以回家炒个蛋炒饭呷，孤身一人在江南，陪客没呷饱只能回宿舍泡个方便面。好多人开我的玩笑：“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你一样不喝酒，消费拉不动，经济会一塌糊涂。”每每于此，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不会喝酒真的是老百姓之福，每次陪餐我至少可以为纳税人节省十担谷钱！”
“挑土”时陪上级领导钓鱼我还是很乐意的，领导钓领导的，我不需要守在旁边，自顾自地吹吹湖风，好不惬意。怕就怕领导钓不到鱼，那可真是麻烦。有一次，云梦来的领导们钓了一上午，“颗‘鱼’无收”，碰巧鱼塘老板的网坏了，打鱼没得工具，怎么办呢，总不能让领导们空手回去唦？不得已，我只好安排鱼塘老板跟我司机一起跑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水产市场批发了几百斤鱼，总算交了差。
最难交的差就是“挑土”为客人提供“全方位一条龙服务”。有些上面来的领导素质很差，吃了喝了拿了还要叫“三陪”。大凡这些敢于让基层为他们叫“三陪”的领导，一般手里都握有大把大把的项目资金，谁也得罪不起。有一次某上级领导唱完KTV已是凌晨一点，他突然醉醺醺地向江南的陪同人员提出要找“三陪”。对口接待单位的领导把皮球踢给我，请示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只能以一句外交辞令打发他们：“你们看着办！”其实他们也就等这句话，然后便派了几个人深更半夜满大街去“寻档次高的”。第二天早上陪那领导吃早餐，见他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想必是昨晚“陪”得很好。
我从骨子里憎恨这样的人，但为了江南的事业又不得不违心而“热情”地去应酬他们。
第四项：应急。
当市里面发生突发事件以后，所有的领导都要冲上一线。那个时候，不管你分不分管，书记、市长一声令下，都要去应急。2009年年底的时候梅林发生鞭炮厂爆炸事件，所有的政府领导都上了“前线”。因为我约了雾岭旅游公司的人谈判，所以没去梅林。爆炸的第二天，安检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安检总局的副局长来了江南，实在没得市级领导作陪了，希望我能出面陪一陪。我一想，国家局的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如果领导问起来我一问三不知，或者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被他们抓住了破绽，自己掉帽子不说，还会坏了江南的大事。我不能冒这个险，思虑再三，我以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拒绝了安检局长的请求。
这是我在江南挂职五年来唯一一次拒绝的“挑土”。
自从遭受一连串的阴谋攻击之后，我对留在江南已不抱任何希望。我甚至跟老柳摊牌说，你让云梦组织部给我解决个副调研员让我回旅游局算了，只要莫让我挂了几年职回去还是个正科级，那样太没面子了……和他摊牌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很洒脱，实际上我很痛苦。我来江南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再回去的。但一切都非我所愿，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太远太远。
其实，和我一样痛苦的还有老柳和老萧。和老柳资历一样老的书记没有进厅干行列的恐怕就只剩他了。老柳提不了，怀揣双博士文凭，拥有副县长、团市委书记、科技局长等多个任职经历的年轻县长老萧也就顶不了书记，眼看着过去他的手下都走上了区委书记的岗位，他还在市长岗位上“上下求索”，岂能不郁闷？
这是心理上的郁闷，工作上的压力更让人郁闷。自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空降云梦以来，最难受的就是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过去，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没什么压力，修条把马路、建个把广场“闪光闪光”拍拍屁股升官跑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得县域经济成了影响云梦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让云梦在全省的排名节节后退。老张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他采用步步紧逼的方式，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招商引资现场讲评会，不听汇报，只看项目。这可难坏了县、市、区、场的头头脑脑们，一年看一次还勉勉强强能够应付，一个季度看一次，从哪里去搞那么多的新鲜项目？造假都没法造。江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两年老张每次来都是看图纸，老把江南骂得抬不起头，后来好不容易引进了几个陶瓷企业，却又烟尘滚滚，很不环保，幸亏后面引进了一家全国500强海螺水泥，好歹让老柳、老萧的腰杆子挺直了一点。可是总不能老看一个项目呀，眼看着讲评会又要开了，老柳焦头烂额，不知道看什么好。我给他提建议道：“让他们去看一看云林山的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吧，旅游项目也是项目呢。”他觉得此建议甚好，赶紧打电话给市委办主任让他去踩线。
说起这个项目，我对项目的主人澹泊先生充满了愧疚。澹泊先生变卖了所有的家财，不图回报地将投资几千万的文化项目落户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江南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一分钱的金钱或物质奖励，甚至连表彰的名单都没有列入。我曾经多次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是不是以“以奖代投”的形式给老人家表示表示，鼓励他把第二期工程做完。人大副主任也多次呼吁，可就是无人理睬。在一次市长碰头会上我再次抛出这个议题，得不到一个人附议。我非常生气，情绪有些失控地撂下一句话：“引进一个娱乐城政府都给奖，未必碑林和书院这样的文化项目还不如一个藏污纳垢的休闲场所！”
我并不是一个情绪容易失控的人，我是为江南市委市政府对文化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愤愤不平。当初为把澹泊先生引进江南我费尽了周折。这位出生于江南白田裁缝之家的老人做过裁缝，当过厂长，后潜心写作、收藏。改革开放之初，先生靠编撰各种《名人志》挖得了第一桶金，当暮年来临的时候，他突发宏愿，要选一个地方建一座规模为一万品碑刻的世界碑林和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书院。这个信息被江南籍的著名书法家陈东久获悉了，东久先生从北京专程赶回江南找到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任庞大海，商量怎么样打动澹泊先生将项目落户江南。当时，大海刚刚从白田镇党委书记任上委屈地调到穷得滴血的云林山做大当家，正为项目发愁，有这样的机会冒出来当然不会放过。2006年春节，老庞提着几刀腊肉几条腊鱼不请自来地上门给澹泊先生拜年。澹泊先生当面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告诉他自己心意已决，打算将项目落户雾岭。他解释说，落户雾岭最大的好处是他无需为资金担忧，已经有老板愿意出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