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的这个词本来是中文新词汇，为日语所采用，并成为流行语。但日本舆论也指出，韩流在日本和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地区的流行状况不同，即日本的韩流粉丝多是中老年女性。裴勇俊走红后第一次来日本，有5000余名粉丝拥向机场接机（这是日本粉丝对访日外国艺人的惯常欢迎方式，根据赴机场人数规模能推测其在日人气），造成机场的巨大混乱，甚至有人受伤。通过电视图像能看到，数以千计的粉丝确实没有男性，平均年龄也应该不低于40岁，但她们表现出的疯狂劲头令人震惊。后来看纪录片，裴勇俊下榻的酒店外也集结了几千名妇女，等待他出来见面。日本警方调动了大批警力维持秩序，并强迫裴勇俊放弃出门的念头。那场面很有意思。一方面，男警员对“大和民族”的妇女们这样迷恋一个韩国人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和愤怒；另一方面，警方对裴勇俊的不满置若罔闻。在很多日本男人看来，“勇樣”现象简直是民族耻辱：俺们日本的欧巴桑们怎能这么不争气？
然而，裴勇俊热潮和韩流现象，却是一个考察日本中老年妇女心理状态的极好切入点，具备社会学研究价值。首先，像《冬季恋歌》之类的电视剧以“纯爱”为唯一指标，脱离现实到了乌托邦的地步，何以能让本应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中老年女性如痴如醉？从好的方面讲，它可能喻示了日本社会里一些单纯朴素的价值观、人生信条至少仍然对妇女们影响深刻。她们不太现实得有点天真，对爱情尚且有憧憬向往，我认为这比老娘啥场面没见过的世故要好。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不少日本妇女是专职主妇，相对脱离社会纠葛的因素。从不大好的方面讲，日本中老年妇女们的精神世界显然有点空虚，空虚到略为饥不择食的地步。而且，她们在跟风上表现出的狂热，其实也蛮不雅观。较为感性虽然是女性的特点，但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便生出破坏性。单单一个裴勇俊来日，就上演了几次大乱，以至于后来他只能对抵达的时间地点加以保密。
韩流是“ブーム”，就有退潮的时候。大致而言，2006年是韩流热降温的起始。韩国影视作品的市场反响下降，带动的相关产业也出现衰退。不过，一些中老年女性仍旧坚持着对“勇樣”的爱恋，裴勇俊仍能够凭借“日本家族”的余威，在商场上有所斩获。说实话，裴勇俊的情商比较高，新潟地震他捐款3000万日元，日本电视台公益活动他也捐款2000万，有助于营造个人的公众形象。
韩流的另一个附带作用，是在一定意义上拉近了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心理距离。前首相麻生就意有所指地说过，日韩比日中有更相近的“价值观”，因此要分别看待韩国和中国。数名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校教授联合撰写的一本预测日本未来发展的书籍中，也提到了韩流对“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并进而设想建立对抗中国的所谓“日韩轴心”。对此，我们不妨乐观其成。
日本人是谁
我们对这个动辄许以“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不是熟稔到了无须多说的地步呢？
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写过《我们是谁》一书，当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日本人可能无时无刻不在问着类似的问题：“日本人是谁？”简单地说，这是一个98.5%由“大和民族”组成的国民群体。可身份容易确定，性情却很耐琢磨，因此，日本人似乎仍旧对自身充满了好奇。
在图书馆或书店里，都能看到不少论述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书籍，其中的一大门类叫做：“日本人论”（日语亦是专有名词）。其实，所谓“日本人论”的内容仍是对日本文化的探讨，之所以不称做“日本文化论”，我的理解是它的焦点在于“人”。据我观察，在中国人的关于日本的著述中，一般是用“日本文化论”这样的说法，当然，论述中很大的比例也属于艺术作品、生活环境、历史进程等，人的色彩较淡。而日本人喜欢的“日本人论”说法，意味着对日本文化的阐释更立足于“人”的角度。
“日本人论”的作者，不外两大类：日本人和外国人。日本人尤其对外国人的看法予以相当的重视，事实上，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我的这种性情本来就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特质，就像他们强调不要“迷惑”别人一样。以他者的目光来界定自己，也许有点自信不足，但还需要些勇气。我以为，在这点上值得中国人学习，不妨多看看外国人的“中国人论”。
日本人写的“日本人论”著作，最有名的大概是三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梅原猛的《日本文化论》，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借用日本人的说法，算是名声上的“御三家”。至于在中国不大知名，内容却颇好看的“日本人论”，我也有个“御三家”：河合隼雄、山本七平以及前面提过的土居健郎。本为著名学者的河合隼雄在中国最近的声望，好像是沾了大红大紫的村上春树的光，不能不教人感慨，也间接说明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功夫欠缺到何等程度。
外国人（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日本人论”，《菊与刀》无疑要坐头一把交椅。《菊与刀》是外国人“日本人论”第一波的代表，该阶段的时间跨度大概是明治末年到二战结束，即日本帝国崛起至衰落期间。以观点论，总的来说，批判色彩更强一些。第二波是战后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实现了腾飞，吸引了众多外国人的目光，也造就了又一轮“日本人论”热。观点上来讲，肯定甚至赞美的略多。野村综合研究所在1978年曾做过一个调查，从1946年到1978年的32年间，被划入“日本人论”类别的出版物一共698册，有25%竟然集中于1976至1978年的三年内。毫无疑问，“日本人论”是那几年的热点图书。按书籍的作者身份来区分的话，最大的群体是外国人（7%），其次是外国记者（5.5%），超过了本应是主力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4.5%）和历史民俗学者（4.5%）。日本人对外国人究竟会怎么评价他们，的确甚感兴趣。
外国人的著作里，比较有名的如苏联驻日记者奥甫琴科的《一枝樱》，日本学者米原万里说它是“凌驾《菊与刀》的日本人论佳作”。另外，如美国人阿列克斯·科尔的《犬与鬼》，英国记者柯林·乔伊斯的《日本社会入门》，澳大利亚外交官格里高利·克拉克的《独特的日本人》，韩国前文化部长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等。
此前去神户旅行，在海边参观孙文纪念馆，看到了旧照片上为孙文担任翻译的戴季陶。在“日本人论”的书架中，通常唯一的中国人著作就是他的《日本论》。我们对这个动辄许以“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不是熟稔到了无须多说的地步呢？回国时也会看看中国书店里关于日本的书籍（作者是中国人的），“日本文化论”为数着实不少，翻一翻则多半是翻译资料汇编或文艺评论，只能说有些遗憾。
不过，说句题外话，我倒是更想看到中国人或外国人写的“中国人论”。因为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永远都不会过时。
褒贬之间
同样是来日本生活过一段的中国人，一个访日学人对日本的观感，和一个打工者的感受，往往呈现出完全相左的面貌。
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刊登过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长篇对谈，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冈村是第16期，何应钦是第22期。何应钦在日本生活了八年，日语水平不错。闲聊中，冈村就问何应钦有没有过日本女朋友，他认为异国恋人对学习外语会有很大裨益。何应钦则表示当年一心学习军事，没有顾得上谈恋爱。
那一代中国留日男学生中，一些人有日本恋人或妻子，比如蒋百里、郁达夫、戴季陶、周作人周建人兄弟、郭沫若等。不过，这里并不想讨论国际结婚问题，而是从他们的口中听一听身为外国人对日本的看法。
蒋纬国在晚年的自传《千山独行》中，承认自己的生父是戴季陶，生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关于戴季陶的这段异国情缘，历来有不少传闻，甚至有说戴季陶、蒋介石都与重松金子有染。有趣的是，戴季陶在《日本论》的结尾特别提到了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
他说：“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而另一边，曾与多位日本女子有过灵肉纠缠的郁达夫却在《雪夜》中写道：“（日本）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关于日本女性的贞操观，或日本人的性观念，稍后再议。戴季陶与郁达夫的不同观点里，体现出的是言说者的性情、经历、身份对他所陈述论点的深刻影响。戴季陶写本书时，蒋纬国已经出生，他所说不知是否带有自我辩护的意识。而郁达夫接触的日本女性，多半是侍女、舞妓。强烈的民族情结与抑郁性格使得他在与日本女性交往中，一直摆脱不开焦虑的折磨。
前文说日本人喜作喜闻“日本人论”，议论中自然褒贬不一。对日本有进一步了解兴趣的旁观者，如何阅读这些褒贬，实在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就像上面所引，更在理的是戴季陶还是郁达夫？
外国人作的“日本人论”中，小泉八云的《日本和日本人》算是早期很著名的一本。爱尔兰加希腊裔的他1890年来日本，入赘小泉家并加入日本国籍。可是，此公虽然名气响亮，但著作中对日本文化过度赞誉，几近阿谀的程度，所以并不能当做有价值的论断。他对日本之“独特性”的鼓吹，为日本帝国时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台湾大学的日本研究专家李永炽指出，以主观意愿令自我“肥大化”，塑造出完满的虚像，通过不断的自我礼赞，形成民族优越论，这是战前日本的“日本人论”之主流。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战争时期内，同盟国的“日本人论”充斥着对日本的仇视与贬损。譬如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把日本人称做“顺从的畜群”；而美军主导的日本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文明模式，看起来最接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
之所以花了不少口舌于“日本人论”的话题，是因为觉得这个褒贬的对立，在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样是来日本生活过一段的中国人，一个访日学人对日本的观感，和一个打工者的感受，往往呈现出完全相左的面貌。有些学人拿着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支付的高薪，在校园内生活一两年，接触的多是对华友好的文化界人士，再加上心里有借此言彼的念头，就成了“赞许派”。而在底层从事体力劳动的留学生或打工族，时刻背负着生活的压力，有时还受到日本社会排斥力量的挤压，于是成了“反对派”。（后一点，日本人也注意到了，媒体上也曾提及“为什么外国留学生回国后常常变成反日”，和培养“亲日派”的初衷蛮拧。）
和别人说到日本，被指过反日，也被指过谀日。写这篇文字，多少有些自辩的意思吧。不过，前贤如戴季陶、郁达夫，论断中亦有个人主观的映射，我就更加难免谬见了。
不孤独的长跑者
日本人钟情于长跑，是因为长跑象征了对耐力的考验，以及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住处楼下的告示板上写着，因为甲型流感的肆虐，今年本市的市民马拉松活动暂停。以前在比赛日出门，曾遇到过参加者大步流星地从身边跑过，也会和其他路人一样站下看一会儿，跟着鼓掌以示敬佩。这一场景今年虽然看不到了，但每年的入秋到翌年初春，都是日本各种长跑赛事最繁多的时段，其他一些著名比赛仍旧会按原定计划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