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开会出来回雾谷的途中，我发现同先前的“内斯特”行动一样，各方在“家庭客人”的问题上也是各执己见。中情局总部、渥太华和国务院都插手其中。不过，我们似乎还有一些评估选择的时间。然而，就在我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复杂的时候，我收到消息说一名驻华盛顿的加拿大记者正在撰写有关该事件的报道，并打算将该报道公之于众。
12月中旬，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加拿大大使馆接到了一名记者的电话，要求对其所报道的信息进行确认。他想知道的是，加拿大在德黑兰的大使馆是否收留了一批在逃的美国外交官。这名记者叫吉恩·佩雷特尔，是总部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语报——《新闻报》驻华盛顿的通讯员。早在人质危机事件初期，佩雷特尔就产生了怀疑：在大使馆被占当天，有多少美国人正在那里工作？为什么美国国务院对此闭口不提？白宫至今还没有发布正式的人员名单，亦未公布相关的细节，而在他看来，这都是极不正常的。他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不会是有美国人逃出来了吧？在联系了美国国务院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后，他最终确认了他的看法。对佩雷特尔来说，这是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独家新闻，但他还是作了保留。因为如果这篇报道太早发布，有可能会造成害多利少的后果。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加拿大驻美大使彼得·托给佩雷特尔打来电话，要求他在美国人安全撤离之后再刊发这篇报道。佩雷特尔对此表示同意，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秘密已经开始泄露。如何阻止另一名记者撰写类似的报道？如果他没有佩雷特尔那样的同情心，结果会怎样？加拿大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将会卷入一场国际丑闻，而这是加拿大最不愿意看到的。对他们来说，六名美国人逃走的事实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成为激进分子的“证据”，以此来佐证这些人是接受过秘密培训的间谍而非外交官。
关于一名记者已经获悉“家庭客人”秘密的事情在加拿大外交界传开之后，渥太华开始焦虑起来。加拿大外长弗罗拉·麦克唐纳显得尤为担心。12月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上，麦克唐纳紧逼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直言对美国没有采取足够行动而感到失望。然后，她对万斯说，记者佩雷特尔已经获知此事，若该事件被公之于众，那么必将产生严重后果。她直言不讳，非常中肯地表示如果美国在“家庭客人”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么她将用自行车把他们送到土耳其边境。
一名同僚向我通报了伊朗境内各种各样的灾难，而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在大使馆被占领之前，革命委员会的暴徒已经处决了沙赫政府的众多成员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任何通敌者。在我看来，若这六名美国人被抓，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传话说要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一次会议。我知道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忙其他项目，而接下来的会议只会进一步增加他们沉重的工作负荷，但他们是专业人士，不管多忙都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鉴定部门的办公地点设在雾谷中楼的三层。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我的办公室位于主走廊的正中位置，是一个套间。
团队成员接二连三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首先到来的是我们部门副负责人提姆·斯莫尔，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左边。提姆曾经是我的上司，而现在我是他的上司。提姆年长于我们，五十多岁，是一个朴素的、不苟言笑的东欧人。提姆非常注重细节，“值得一查”是他信条。事实上，他是对的。在这里，我们习惯称他为“老鬼”，当然，这主要是相对于我们部门年轻的情报官员来说的。
除了提姆·斯莫尔之外，还有制图部门的制作负责人杜鲁门·史密斯。杜鲁门是一流的制图专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法学背景的学者型官员。他知道如何让老板满意，也知道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高个子、亚麻色头发、姿态不佳，这是他的写照。就体格而言，五十几岁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年老的、已退役的橄榄球运动员——或许是一名前锋。虽然他不是那么平易近人，但做事却很高效。“我们就是底线”是他的座右铭。就让人讨厌的程度而言，他和提姆·斯莫尔可谓不相上下。如果非要挑出一个更坏的，那么陪审团还得商量一番才能决定。
接下来进来的是乔·米苏里和丹·瓦尔加。他们来自文件部门，是两名优秀的、充满活力的年轻分析师。
乔加入中情局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典型的“小鬼”，与提姆·斯莫尔那种闭塞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我喜欢把新人和老人安排到一个地方，这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容易产生头脑风暴。
乔虽然只有24岁左右，但他很有天赋，这种天赋并不是语言上的，也不是文件处理上的，而故事创造上的。在掩护身份这一问题上，他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他富于冒险精神，有着睿智的幽默感，时常会让我们捧腹。此外，他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地中海式的肤色和适中的身材也都是极适合间谍的品质。
丹来自中情局的分析部门——情报副主任办公室。他持有中文高级学位，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轻的教授：头发略长且向后梳着，胡须很整齐，戴着塑料框的眼镜。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而且非常聪明。我很期待他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
然后是多丽丝·格兰奇，她是我们伪装部门的负责人。多丽丝虽然身材不高，但说起话来却掷地有声，从来都不会被人忽略。她有着职业化的仪表和举止，她也是最优秀的伪装官员——毕竟，她是那个部门的主管。多丽丝很有魅力，也充满雄心。她是技术服务办公室首位获得“高级情报服务”级别的女性官员，相当于GS-16或以上级别的职务，因此她也被我们的很多年轻女性雇员视为楷模。但在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她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内心。她是一个天生的良师益友。
最后进来的是我们团队的杰克·凯利，他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对中情局和技术服务办公室来说，杰克是一个新人。他的任务是为我们的研究、开发和工程需要提供支持。比如，为我们提供某种技术设备或为我们设计、生产某种技术设备。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非常聪明，很有求知欲，喜欢户外活动。他胡须很稀、头发很少，而且有了白发，以至于人们都不相信他才35岁。
在杰克进来后，我把门关上。
“诸位还记得我们此前不久收到的国务院备忘录吗？”我问。他们都点头表示已经收到。“现在看来，情况要紧急多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向他们解释了佩雷特尔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
“好了，”我说，“我们先从最根本的谈起。”
我已经安排团队成员准备安全撤离的行动方案，而现在该是检验结果的时候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通道，以便将“家庭客人”从伊朗转移出来。
鉴于我们最好的选择是通过空运将“客人们”送出，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家庭客人”顺利通过梅赫拉巴德机场把守严密的出入境管制站。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机场安检程序，而了解这些程序的最佳方式就是派探员实地调查并收集相关数据。早在沙赫统治时期，伊朗机场的安检程序就已经确立，但在革命之后，是否有所改变却不得而知。安检条款在一天之内就会发生变化。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七个月前的“猛禽”行动中，我们已经收集了有关机场海关和出入境管制站的大量数据。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先遣队继续收集相关数据。若有必要，在正式行动之前，我们也可以一直派探员进出机场，以全面掌握那里的安检情况。此外，中情局近东部门也在谋划陆上撤离通道，以作为后备计划。早在一年前，H·罗斯·佩罗的两名雇员就是通过陆上通道撤出伊朗的。在目前情况下，切不可排除任何可能的方案，而且要有后备计划，这一点很重要。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又把话题转到了掩护身份上——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我们要救的是六名美国外交官，他们中有男有女，年龄从25岁到54岁不等。据我们所知，他们所有人都不会讲外语，而且没有一个人接受过秘密培训。更糟糕的是，因为他们在伊朗人经常出入的领事馆工作，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的面貌早已经被人记下了，而且现在可能还上了监视名单。
“我们还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故事或赋予他们什么样的掩护身份，但我们要尽快拿出方案。”我说，“我会与近东部门伊朗站联系，让他们一起参与。”
我转向了丹和乔：“你们两位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法吗？”为“家庭客人”伪造与化名相符的掩护身份文件是文件部门的职责。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文件部门经常会收集各种可用作化名的身份资料，以备不时之需。但由于行动的特殊性，在一段时期之内可用作化名的外国人屈指可数；而且占领大使馆的激进分子已经搜出了发放给两名中情局雇员的伪造文件，这两份文件都与西方友好大国有关，还差点酿成了外交丑闻。在该新闻曝出时，其中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正在兰利访问，他尖锐地问中情局到底伪造了多少这样的文件。“仅此一份。”他被告知说。“见鬼！”这位国防部长低声抱怨道。因此，在选择使用什么身份时，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
“北欧国家怎么样？”丹回应道。
“好的，”我说，“那这六个北欧人去德黑兰干什么？”
乔接过话来，说：“他们都必须来自同一个地方吗？我们可以为他们每人发一份不同国家的旅行文件，然后让他们在机场集合，就好像是他们碰巧一起抵达一样。”
“真正的问题是，”我说，“总部没有人相信这些人能够把他们自己伪装成地道的外国人。他们甚至怀疑，即便为他们提供伪造的美国护照，他们也可能会露出马脚。”
我之前曾与哈尔通过一次电话，其在“猛禽”行动之后就已被提升为近东部门伊朗站的负责人。我们两人就“家庭客人”使用外国文件作为身份掩护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由于“家庭客人”中无一接受过乔装外国人的基本训练，所以他对该方案持怀疑态度。“此外，”他说，“在伊朗，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外语，若盘查的人拦住他们，让他们讲几句‘母语’，那就麻烦了。”
“国务院怎么说？”提姆问道。
“国务院的想法是，将这些人伪装成失业的美国中学教师，他们去伊朗是为了找工作。”我说，“国务院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任何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仍然是美国人。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加拿大护照怎么样？”多丽丝问。
“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我去渥太华后会问这个问题，看看加拿大人会不会跳起来。”
“你什么时候动身？”乔问。
“我准备马上起程。”我说，“我希望尽快赶到那里，我们还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在心里，我早已把为这六个人制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交给了乔。在文件部门工作并不意味着乔就是一个伪造专家。伪造专家是我职业生涯初期所担任的职位——在艺术棚里身兼艺术家和验证官的人。文件部门的人不仅要维护旅行文件，而且还要了解与这些文件相关的管制措施。他们会经常派出探员收集相关数据，以更新资料库；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掩护身份需要什么样的文件。
“乔，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这或许有违常规，他们也可能会说不，但如果他们同意，我希望我们能立即动身。”
“我们需要带什么过去？”乔问道。乔早已去过街对面的国务院，并拿到了这六名“家庭客人”的护照照片。此外，他还收集了他们的笔迹样本，并提前为他们准备了化名。在我们尚未最终确定方向时，他就已经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时刻准备着”，这并不仅仅是巴登-鲍威尔童子军[1]的座右铭，同时也是情报官员的座右铭。
“带上你准备的所有东西。”我回答说，“所有这些可能都会用到。”
我转向多丽丝。“多丽丝，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伪装，但我希望你和你的伪装部门能够做好充分准备。”
“没问题。”她说。
“好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大家集思广益，看看能有什么好的方案。”我说。
[1]1907年7月29日，著名的英国将军巴登-鲍威尔男爵招募了四十一名少年，并对他们展开为期两周的集训，旨在培养集体观念、骑士精神，造就强健的体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