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月22日上午抵达欧洲。我初步计划在23号前往德黑兰，但是在出发前往德黑兰之前我要跟夏利奥见上一面。夏利奥将在我出发后的一天出发，这样可以避免两个人同时出事的情况。在最后与技术服务办公室驻欧洲工作处敲定文件包裹期间，我跟夏利奥一直保持联系。按照计划，我们将在不同的欧洲城市申请伊朗签证，然后在潜入伊朗之前于法兰克福碰头。
1月21日上午，也就是我离开华盛顿的同一天，夏利奥就到日内瓦用假护照申请伊朗签证去了。申请合法签证十分重要，因为用假签证很容易被查出来，你说自己的签证是某位签证官签发的，他们只要找对应的签证官求证就可以了。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签证跟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为“客人们”准备的假签证对比，然后把正确的模板寄到伊朗。为了安全起见，很多国家都在不断更换签证印章，或者设置帮助甄别假签证的小陷阱。在我担任艺术伪造人员时，我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印章，找寻里面的不正常之处或者陷阱。这些小陷阱有可能是稍微不清晰的字母或者特殊的墨水颜色。我记得有个特别的国家，它选用廉价易锈的订书钉。如果他们在检查签证时，订书钉没有生锈的话，那他们就知道这个签证有问题。
等我到达法兰克福后，夏利奥已经从日内瓦带着护照回来了。“没问题，”他边举起刚刚盖完印章的护照。“他们好像迫不及待地希望我去他们国家。”虽然夏利奥是个地地道道的白人，但他毫不费力就使签证官相信了他是来自南美洲的副制片人。当然了，我对夏利奥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点怀疑。像夏利奥这样的天才间谍几乎可以假扮任何人。无论是从身高、体重还是身材看，他都是平常人。他的头发有点稀薄，带着眼镜，要是往人堆里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再加上他的外语的天赋，他简直就是一只变色龙。
在法兰克福，我们还有十个当地成员参与“阿尔戈行动”：一个文件分析员、一个负责伪装的人员、六个制图处成员。驻当地的站长正在忙着别的事情，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行动，但他的副手艾尔十分深入地参与了这次行动。艾尔本来是律师出身，同时获得了工程学位。他精力充沛，很有见识，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他明白我们此次行动的每个细节。他是我们行动小组里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的计划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3号上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签证的当天晚上就飞往伊朗。我已经准备好了替补方案。万一我们俩有人出事，我们还有一位驻欧洲的同事。他手里有一份技术服务办公室颁发的假身份证明可以使用。我之前命令他用假护照申请一份真实的伊朗签证，他毫不费力就申请到了。万一我申请不到签证，我也可以用他的假身份去伊朗。
与此同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却十分紧迫。
22日上午，我最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假身份材料。早在我到来之前，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就开始努力准备凯文·哥斯达·哈金斯的假身份材料了。但是还有几个细节没有弄完，比如说要给我照几张相。因为我伪装的是欧洲人，所以我得看起来像个欧洲人才行。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仅凭一个人的穿着特点，人们就能判定这个人是美国人。举例来说，欧洲的鞋子就跟美国的鞋子差别很大。我还曾经看到过无数身份材料十分齐备的美国间谍因为穿着十分明显的美国牌子服装而暴露。所有经验丰富的伪装间谍都知道，成功在于细节。一位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曾告诉我说，他之所以能在意大利的敌区活下来，是因为他在鞋子里面放了一粒石子。他要想不去参军打仗，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扮瘸子。
有鉴于此，我在法兰克福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购物。在法兰克福，有一家名叫考夫霍夫的大商场，很像德国版的梅西百货[1]。一个间谍在商场的男装区试穿衣服，这也许有点滑稽，但是我就是这么做的。那个时候，风衣很流行，所以我就选了一件，光换衣服还不够，鞋子也要换。我尽量选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因为所有时髦的东西都将吸引别人的目光。买完衣服后我往里面装上一些小物件，这样伪装就更加可信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封发自渥太华的急电。装有第一套护照的外交包裹已经由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航班运抵德黑兰。鉴于伊朗革命卫队有时候可能会截住西方大使馆的邮包，所以携带包裹的快递员亲手把包裹交给卢西。这个时候的卢西负责领取外交邮件已经将近十个月了。包裹顺利到了他的手中，但是回到大使馆检查护照时，卢西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在伊朗签证上面手写的波斯语显示签证日期超前了。这就意味着“客人们”是在他们进入伊朗后才获得的签证。卢西学过波斯语，他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波斯日历以3月21日为开端，而在渥太华的语言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正确理解波斯日历。泰勒和卢西都担心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离开的日期向后推迟。因为他们正计划在我们带走“客人”之后，马上关闭大使馆。所以这件事情很让他们头疼。
对于这个错误，我们到达德黑兰之后能够很容易更正，所以我们通过渥太华方面回了一封电报，告诉泰勒说这个错误没关系。此外，这些都是备用护照，只有当我和夏利奥不能进入伊朗的情况下才会用得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把方法告诉泰勒和卢西，让他们自行修改。但是，假如我们成功潜入伊朗的话，我们就能使用准备的第二套护照，新护照上面还没有做这次行动的签证。
根据计划，这些美国“客人”将于1月28日周一，也就是伊朗全国大选日撤离。此时，加拿大人正忙着关闭德黑兰工作站，为“客人”潜逃做好了准备。泰勒要求约翰和泽娜·希尔唐先返回加拿大。约翰·希尔唐是第一个欢迎美国人的加拿大外交官，他对这次告别充满伤感。有些“客人”后来回忆说，希尔唐觉得自己对这些“客人”负有责任，所以想坚持到他们成功脱逃，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中途放弃了他们。希尔唐夫妇很不情愿离开，但到最后别无选择。“我想留下来，完成工作。”他对大家说。但“客人们”竭力规劝这对加拿大夫妇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希尔唐夫妇为了收留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觉得，如果希尔唐夫妇离开，他们就少了一个心理包袱。不管怎么说，道别总是很难。鲍勃·安德斯后来跟我说，他们觉得支撑自己的基础和力量顿时都没有了。
希尔唐夫妇离开之后，“客人们”有一两天独自待在家里，担心如果有人敲门或者打电话怎么办。这时候，泰勒把照看这六位“客人”的任务交给了卢西，卢西从自己的住处搬过来跟美国人住在一起。但是，卢西白天需要到使馆协助泰勒工作，所以使馆派了一名低级武官白天的时候过来看守大使官邸。
希尔唐夫妇的匆匆离去也让六名美国人开始怀疑有没有解救他们的计划正在实施。马克认为，因为泽娜没有外交豁免权，所以她有可能是在营救计划实施之前撤离，但是他不确定。最后，当泰勒找他们商量，看他们是想用加拿大护照还是美国护照时，他们才隐隐感觉到他们可能要逃离了。既然泰勒问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解救计划正在制定之中。但是，因为希尔唐和泰勒都没有收到有人要来营救这些“客人”的确切消息，所以他们尽量不让“客人们”抱太高的希望。
再说说法兰克福，1月22日下午，我和夏利奥又理了一遍行动计划。几个星期以来，技术服务办公室不断向旅客询问消息，对伊朗梅赫拉巴德机场的证件检查情况进行实时更新。
假如你在这一行工作的时间像我一样长，你就会知道每个机场、每个候机室和每一扇门都有它们特有的感觉。在不同的地区，每个机场的运转中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和专业习惯。机场职员是如何组织的？他们是否受过教育，有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训？他们对待威胁的方式如何？拍他们马屁好吗？贿赂行得通吗？那里有没有入境黑名单？海关官员可能想要搜查什么东西？机场的布局怎么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培养出应付某种情况的第六感。比方说，在印度，假如在过海关时找不到证件，你可以表现得很愤怒，责怪另外一个人：“我怎么知道证件在哪儿？那是你的表格！那个在新德里的家伙没给我，所以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但是，这种小伎俩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是绝对行不通的，那里的边境官员在冷战期间保持十分严格的效率要求，令人望而生畏。
十有八九，移民官有可能是文盲或者没受过什么培训，但是海关官员却是训练有素的一流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够聪明，最好搞清楚海关官员最喜欢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去南亚次大陆的另一个城市执行潜逃行动，我在文件箱的明显位置放上了《花花公子》和《时代周刊》，因为我知道这些杂志能让海关官员分心。当然了，跟我想象得一样，我被拦下来了，当第一个海关官员看到《花花公子》杂志时，眼睛顿时一亮。“拿走吧。”我说。另一个海关官员看到《时代周刊》杂志时，眉头为之一皱。这一期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我要去的这个国家的国教的负面文章。“这是违禁品。”第二个海关官员说。“给你吧！”我回答道。然后，我不等他们接着搜查我的文件，就迅速关上箱子走了过去。在那个文件箱的暗格里，我藏着几个签证印章和将近十万美元的现钞。
至于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的证件检查，我们最担心的是一个由两页纸组成的下机登机表格。下飞机后，每个人都要填写一份这样的表格，移民官员将会保留上面白色的一页，旅客保留黄色的复印纸。理论上讲，当旅客离开伊朗时，需要将这个黄色的表格上交，移民官员可以和存根的白色表格进行比对，查看是否有问题。因此我们伪造的那张黄纸复写表格，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由于伊朗革命委员会的行为变化无常，我们也不确定移民官员会不会翻找白纸表格跟我们伪造的黄纸表格进行核实。
为了把风险降至最低，我们竭尽一切可能，搜集梅赫拉巴德机场的证件审查情况，确定他们是否会将两张表格进行对比。
通常情况下，收集机场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动式收集，另一种就是派人调查。一个被动式收集信息的例子就是，某个乘客刚刚从那个地方飞回来，我们就马上让他填写一份详尽的报告。这种收集情报的方式风险很低，因为受调查的乘客只需要经过正常的审查程序而已。在人质事件发生初期，我们曾经向全球各地发电，向每一位途径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乘客询问，以监控该机场的审查情况。
一旦确定我们情报的缺陷——你可能会说这是“已知的未知”——我们就会采用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派人调查。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检验某个特别的理论或者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