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叶钟英——时任中共上海地下电台报务员
方晓——时任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路——时任新四军军部侦查2科交通员
何荦——时任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
丁公量——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王芸彬——时任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河南新乡工作组组长
彭望缇——时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驻上海情报员
编导手记
我确实难以表达对抗战老战士的真实情感，说感动、振奋，并不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说实话，看着老战士们轻松地、甚至没什么表情地回忆着70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时，我很难身临其境。
这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岁月磨砺之后的细节缺失，以及经历上的缺乏共振，带来的情感阀暂时关闭状态。
情感阀暂时关闭了。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匠人的心态，把片子做到好看。
这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你能安静地坐下来，不嗑瓜子、不上厕所、不聊天，看上10分钟我的节目的时代。
可是，耄耋老人们超慢的语速、慵懒的身姿，偶尔断篇儿的尴尬，都跟一个节目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于是，我必须把节目做好看了。用各种手段——音乐、音效、快速剪辑，让老人平静的讲述，忽然变得挺让人揪心的。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里还有台摄像机，我一定要跟着这些老战士，去拍下他们的战斗。
一部没有音乐、音效、没啥剪辑的纪录片。
因为，我特想知道，他们嘀嘀嘀发报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办假证的躲警察的心态，还是明天就可能牺牲的心态？他们手里攥着左轮枪在街角等待一个日本军官的时候，是不是那盏街灯像电影情节般的闪烁着？
我就是想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而，因为我70年前不在现场，所以无从知晓了。
当然，因为70年后我敬业的演绎，让无从知晓的这一段，更加扑朔迷离了。
在剪片子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泛起恻隐。很奇怪，不是为这些老战士们感动，而是常常想起他们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期《潜伏》中，因为暗杀“北”大校而受到牵连的黄包车夫，在暗杀发生后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人逮捕，严刑拷打，并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他面前，给他最后一个交代的机会。
遍体鳞伤的黄包车夫当然还是无从回答，于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儿子，并枪毙了他们两口子。
看笔录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阀空前开放，不能平静。
只是，这些细节，在片子里没有放大，因为无关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摄像机，去拍一拍在暗杀发生前，车夫一家三口毫无危险征兆的平静生活，留给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实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乐音效剪辑技巧苍白到无耻的素材。
——编导李戎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秘密注视着形势发展，伺机而动，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
情报
今天上海的黄陂南路710弄，民国期间叫做贝勒路福煦村，这里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与延安和中共华中局保持着通讯联系。报务员叶钟英、张志申，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这里从事着秘密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收发情报都是在晚上，他们将发报机隐藏在楼梯的夹层里，每天深夜3点准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了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作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睡觉。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跟踪了很久。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交通员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作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十三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2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敌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经进出扬州、镇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的何荦，也是交通员当中的一员。交通员的工作很辛苦，何荦老人说：“来去大体上是三百里，生过疥疮，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来雪白雪白一大堆。脚上不知道起过多少泡，一双袜子跑三次就破掉了，还不能穿破袜子，穿破袜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样才能不让敌人怀疑呢？社会化、群众化，要把这两个表演好，才能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荦携带一包密封文件，从淮南根据地出发前往上海，没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风文献”。为了防止敌伪盘查，何荦的上级潘汉年，用工整的楷书在文件信封上写上“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工总部某头目亲启”，下款则写上“镇江特工站”。
据何荦回忆，那一次，潘汉年是假作写给上海的武君国，他还想在信封下面写上“年”，因为潘汉年过去的化名叫“老年”。何荦老人说：“潘汉年当时对我说，你拿去好了，反正出毛病，也交给武君国算了，反正文件也没什么秘密了。”何荦拿着这包密封文件，想办法避过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大站或码头。何荦老人说：“比如到了江边，我不乘轮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这个东西放在伪军的报纸里，带到上海。”
这样一路避过盘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行动，远远不止一次。
何荦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动脑筋避过敌人的检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级把一卷胶卷放在手电筒里交给何荦，那是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何荦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不仅带着藏有密件的小手电筒，而且自己又买来了两个新电筒，三个电筒放在一起带着。何荦当时想：“万一敌人检查到了，我可以讲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认为我带得太多了，我可以把两个送给他们。”结果，何荦预想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发生了。敌人检查时，对何荦说：“你带这么多也没用。”于是，何荦说：“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这是违禁品，我也不好意思，这两个干脆作为罚款吧。”敌人说：“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荦又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盘查。
潜伏——“你们要进入到（妓院）这种地方去”
1944年的秋天，从事情报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经在日本宁波宪兵队，拥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并且建立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小组[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又一次把关注重点放到了浙东。为了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对日寇的情报工作的力度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加强了。为了获取日寇更多的情报，一个由我军组织的，打入驻宁波的日本宪兵队的反间谍小组---400小组成立了。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深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并破坏敌人对我军的威胁。这个小组主要有8位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代号。丁公量是400反间谍小组负责人。]，但“400”成员们的开销捉襟见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请活动经费。
丁公量对周迪道说：“汉奸就是敲竹杠的，但是敲竹杠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向人民群众敲竹杠，要向奸商敲竹杠。”丁公量还告诉周迪道，要广泛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帮助，更没有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