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宗建明去北京，就是在他读了那封情书以后。据他自己说，读完之后他醍醐灌顶，突然就明白了什么，可仍是未能确定，或者说，隐约中他在拒绝这样的事实。他没直接找曹书娟，而是把它放在餐桌上。等曹书娟偶尔回来吃饭时，她发现了那张皱成一团的纸。她随手拿起，麻利地扫了两眼，然后在餐桌上小心着展平，郑重地叠起来，不慌不忙放进衣兜。当时宗建明就站在她身边，用他自己的话讲，“我自个都替她脸红，可她却什么都没说。”曹书娟什么都没说，宗建明只好什么都没说，他那晚谎称去单位值班，在饭馆里喝得上吐下泄。在一家门诊输液完毕已深夜两点，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找个小旅馆睡觉。我在大街上扶着他踉跄行走，他不时歪头吐着绿水，同时嘴里发出响亮的叹息声。
我在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在凤凰网站当责任编辑。隔三差五他会开车回趟桃源，让我陪他洗洗海澡、吃吃海鲜、蒸蒸桑拿、找找姑娘。作为宗建明的同事和哥们，我觉得很有必要带宗建明出去散散心。如果他继续在桃源镇闷着，肯定会吞食安眠药自杀。他死了也不会有人察觉。他女儿被他送回老家。曹书娟回家的次数比女人来例假的周期还要漫长。如果他不招呼那帮哥们回家赌钱，即便他死在家里，被老鼠和细菌吞噬掉皮肉，只剩下副骨架，我相信也没人去敲他的房门。
完全是这样吗？完全是因为宗建明我才去的北京吗？好像也不是。你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一点点腐烂，即便不腐烂，身上也会长满绿色的老苔藓。尤其是桃源这样的地方。桃源离京城不远，坐高客两个小时准到北京站。可这里没一点好玩的地方，譬如……电影院。桃源镇至少能有一百个人开宝马，却没有一家电影院。自小学四年级看过一场《木棉袈裟》后，二十年时光，我再没看过一场电影。而我多么喜欢看电影啊。我喜欢洁白宽大的荧幕，喜欢喧闹的人声和正片之前演的加片。我记得加片都是纪录片，如《如何养殖约克猪和种猪》、《棉铃虫的防治》等。一切尚在喧嚣，温净的铃声突然响了，而后灯光灭掉，偶有几盏因电压不足恍惚着亮几下，犹如黑暗中萤火虫的尾巴。电影屏幕里的那些人就开始动了。12岁之前，我一直以为电影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很难相信所有的故事和情节其实都尽在导演掌控之中，都是假的。多么不可思议的电影。这里呢，也没有乒乓球俱乐部，有钱人都跑高速去市里嫖妓，他们除了嫖中国人还嫖俄罗斯人，我相信哪怕出台的是埃塞俄比亚难民，他们也会嫖得津津有味。我从小就打乒乓球，曾经拿过“桃源县乒乓球青年大赛”亚军。那个冠军后来得心机梗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过敌手了。我订了18年的《乒乓世界》，最喜欢那些国手们的奇闻轶事。比如，有一次瓦尔德内尔来北京参加比赛，晚上去三里屯喝酒，把身上的钱全喝掉后，又不小心摔了一跤，被人送到医院后没钱交押金，就托人打电话给刘国梁。他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对刘国梁说：“国梁呀国梁，你到医院来给我交定金吧！我他妈的一分钱都没了。”
完全是这么吗？我从小就在桃源镇长大，高中毕业后又在桃源镇读了三年技校，学的财务会计，毕业后分配到镇上的税务师事务所，而后娶了位小学数学老师当老婆。我老爸也有点闲钱，他小官当得不错，又秉承了我祖父生意人的精明，已经给我在北戴河买了套海滨别墅。我也没什么不良嗜好，长得不丑，身材健朗。一切都很好。除了我老婆有晕精的毛病，除了我女儿眼睛有点斜视，我好像没什么遗憾。
那是2001年秋天。我跟宗建明坐火车去的北京。他以前在石家庄上过大学，算是见过世面，不像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百里开外的唐山市区。我多少有些拘谨，而他好像忘记了那桩让他忧愁的事，和一位戴玳瑁眼镜的姑娘谈论起名胜古迹，比如西安的兵马俑，比如湖南的张家界，甚至光听名字就光芒四射的耶路撒冷，好像他们真去过那些地方，不光去过那些地方，还在那些地方发生过浪漫旖旎的情事。我只是喝着健力宝望着火车窗外，才晓得在飞驰的火车上看到的原野和行走时看到的原野，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北京很快就到了，也就吃顿饭的时间。我被卷进喧闹的人流中，紧紧拉着宗建明肩膀上旅行包的带子，怕稍不留神就会在人群中迷失方向。
朋友请我们去“东来顺”吃涮羊肉。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了个女人。这女人吃饭时根本不看别人，只盯着炭锅、翻滚的羊肉、韭菜花和卤豆腐。我问她要不要喝白酒？朋友没等她说话就替她回答道，柔姐只喝红酒的。然后他招呼过服务员，点了支名字拗口的红酒。“加冰吗？”我朋友低声问她，“操，在这里喝红酒，是不是感觉特像在办公室偷情？”女人抬起头来，朝朋友笑了笑。我这才看清她长相，一双狭长的丹凤眼，似乎已经挑进鬓角。后来她不吃了，也不喝了，从布袋里掏出支棒棒糖含嘴里，伸出舌头时不时快速舔几下，同时很郑重地逡巡着我们。
宗建明有些高了。他喝了三两酒不到。他的话又多又乱。他跟我、我朋友、以及那个女人讲述着他跟曹书娟的往事。他说，他跟曹书娟总共钻过19次隧道，正好是他们高中毕业时的年龄。可是，他们只在隧道里亲热过一次。亲热也不是故意的，而是走着走着，曹书娟说要小解，叫他不要回头看。如果曹书娟没有最后那句话，他肯定不会回头看，可她偏偏说了。他忍不住好奇就回头了。结果一切都发生了。“如果我没回头，”宗建明哽咽着说，“是不是洪水就不会发生？”
他喝傻了。在陌生人面前胡言乱语是没面子的事。我捅了下宗建明，又看了看那女人。这时女人突然问我：“你喜欢《哈德良回忆录》吗？”
我长这么大很少读书，男的只读过金庸古龙，女的只读过琼瑶岑凯伦。我摇了摇头。女人对我无所谓的样子很感兴趣，她从包里掏出支棒棒糖塞进我手心，说：“你给我的感觉，特像《哈德良回忆录》里的某个人。非常像。”我把棒棒糖包装撕开，轻轻扔进白酒里。她对我漠然的举动没有反感，相反她搂住我朋友的脖子嘀咕句什么，而后安然地笑。我朋友也笑了，不但笑了，还竖起中指朝我晃了晃。我只好礼貌地点点头，来表示我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
大厅里人来人往，除了这一桌，再没我认识的人。这就是我对北京的感觉：滚滚的涮羊肉的水气中，满是面目不清的魂灵在游荡。我一点都不喜欢它。而宗建明还在唠叨着那个叫曹书娟的女人，仿佛即便他来到北京，他还是那个留着仁丹胡、由于老婆偷人而变得猥琐脆弱的人。他抚摩着我的肩胛骨，貌似忧伤地问我：“他妈的！现在这世道，男人有没有钱都找小姐，女人缺不缺钱都偷男人，你说，这世界怎么了？啊？！”不待我回答，他就从椅子上慢慢滑落到地板上。
吃完饭我们去“钱柜”唱歌。我很少听歌，也很少唱歌。宗建明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睡了。女人也不唱，大把大把地将冰块加进芝华士，小口小口嘬掉，偶尔她掏出手机蜷缩在角落里回短信，举止优雅从容。只有我朋友在不停地唱，不停地唱，不停地唱。他唱的都是老歌，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姜育恒的《有空来坐坐》，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越唱越兴奋，后来干脆脱掉外套跳上茶几，单腿跪着，闭着眼嚎叫。他扁平的脸颊因为熟悉的歌词让我觉得他更加陌生。我恍惚地环顾着四周，不清楚我怎么会在这里唱歌呢？我来这里干什么？还好我朋友终于唱累了，将麦克风递给女人，说，小柔，你来首吧。这个叫小柔的女人没有推辞，坐在沙发上随着伴奏唱起来。她声音沙哑，又有些低沉，像房檐在日光下移来移去的影子，“你性急不性急/不必怕黑/没有灯的地下室/慢慢的搜索现场/切戒操之过急……”宗建明不知何时坐起来，大口大口吃着免费自助餐。他眼睛红肿，嘴角挂着米粒菜汤，边吃边小声和着蹩脚的歌词，好像那首歌他也会唱一样。
唱完歌我们回宾馆。电梯本来就快超载了，到十楼时又自动打开，七八个人往电梯里伸着脖颈看了看，不耐烦地说真他妈挤啊，真他妈挤啊。其中有个女孩的一条腿已伸进电梯，听到这话连忙缩回去。这时小柔轻声说：“进来吧。不挤的。电梯就像平胸女人的乳房，挤挤总会有的。”女孩轻轻跳进来，说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呢。然后她低下头，默默地垂看着自己的胸脯。
第二天我们就回了桃源镇。回去之前，我和宗建明在秀水街买了不少廉价服装。宗建明还买了瓶香水。他没说送给谁。大概怕我鄙夷，付款后他迅捷地将香水塞进皮包。当发现我在盯着他时，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唇边的肌肉僵硬地朝面颊两侧蔓延开去。他的样子很像是患了面瘫的古稀老人嘴角扯动时的神情：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在伤心地哭泣，还是在狡黠地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