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英
福州是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两地一苇可通。榕、台地脉相连，同种同源，文化一脉相承，语言也相通，习俗相近，还拥有共同的民间信仰。两岸地缘、人缘、文缘、商缘联系密切，经济贸易往来从未中断。福州三坊七巷是维系闽台亲缘的纽带，在这个书香浓郁、人杰地灵的地方，出将入相，走出了许多在历史上呼风唤雨、力挽狂澜、闻名于世的人物，他们为捍卫台湾的主权，为开发、建设台湾，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在台湾积极推行儒学教育，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起到极大的作用。
一、收复并保卫台湾
在三坊七巷居住过，对台湾做出过贡献，或是与台湾有联系的人，有十余位之多。其中的沈有容、何勉、甘国宝、沈葆桢等人，是收复台湾、保卫台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捍卫台湾主权所做的业绩，永远被人颂扬！
早在明万历年间，在吉庇巷居住过的明代爱国将领沈有容，就率领部下跨海赴台，剿灭了强占台湾的倭寇，成功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沈有容（1557～1627），字士弘，号宁海，安徽省宣城洪林桥人。虽出身儒门，但少年时代的他，就“走马击剑，好兵略”，立志从戎报国。万历七年（1579），他举应天（南京）武试第四名，后北上投军。入伍后，他英勇善战、武艺高强，屡建战功，历任昌平千总、广宁中卫、游击将军等职。调任福建后，因功擢升为都司签书，驻防金门、石湖、铜山一带。万历“二十九年（1601），倭掠诸寨，有容击败之。逾月，与铜山把总张万纪败倭彭山洋，倭据东番（台湾省）。有容守石湖，谋尽歼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风，存十四舟。过澎湖，与倭遇，格杀数人，纵火沈（沉）其六舟，斩首十五级。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倭遂去（离开）东番，海上息肩者十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沈有容又挥师澎湖列岛，驱逐了荷兰侵略者。万历四十五年（1617），倭寇再次侵犯台湾，他率水师包围倭寇，逼得侵略者全部投降。沈有容在福建20多年，其中十多年是在闽海守边，足迹遍布海峡两岸，他有胆有识，敏捷善战，功绩赫赫，威震四方，堪称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在我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驱逐外虏、收复台湾的名将，比郑成功收复台湾，还早了60年。沈有容还在闽、浙、台地区，加强海防建设，指导台民耕种达15年之久，立下不朽功勋，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闽、台人民为他树碑立传十余处，歌颂他的功德。今澎湖岛马公镇天后宫清风阁内，完好保存着一块巨型石碑，上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几个大字，就是当年澎湖人民，为纪念歌颂沈有容的功德而树立的碑。
从光禄坊走出的何勉，是个清朝将领，担任过台湾总兵。他先后两次戍台，第一次戍台时间为7年，第二次戍台时间近5年，因保卫台湾有功而连升三级。何勉在台湾期间，曾捐出自己的薪金节余，用来建设规模宏大的台湾总镇营盘，此后，台湾才有了正规的军事指挥部，今天台湾还留有一条与他有关的总爷街。何勉（1680～1752），字尚敏，号止庵，侯官县（今福州）人。他少年就有大志，因家贫入伍从军，在军中智勇双全，功勋卓著，不断升迁，初授督标把总。康熙六十一年（1722），何勉跟随提督施世骠出征台湾，成功擒获朱一贵后，迁台湾镇标千总。雍正元年（1723），何勉平定台湾诸番社之乱后，升任湖广洞庭协副将。雍正四年（1726），水连沙等社叛番蠢动，总督高其倬檄从台湾道吴昌祚按治。何勉向北港进攻，叛番投降，水连沙二十五社全部平定，迁湖广洞庭协副将。雍正十年（1732），何勉平定了贵州叛乱，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调临元，复调广东左翼。乾隆五年（1740），调台湾，寻又移南澳，署福建水师提督。“乾隆十年（1745），以疾乞休，诏解任会籍调治。寻召诣京师，以笃老，命原品休致。乾隆十七年（1752），卒，赐祭葬。子思和，嗣世职。乾隆二十七年（1762），复官台湾总兵。”何勉的儿子何思和，也是清朝武官官员，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奉旨接任章坤担任台湾镇总兵，是清代统治台湾时期，受台湾道制约的台湾地区最高军事首长。翌年，卒于任。何勉与何思和，这对父子都为保卫台湾建功立业，何思和还卒于台湾镇总兵任上。他们的经历极具典型性，因此，台湾《彰化县志》记载了他们有功于台湾的事迹并说父子两人都任台湾镇总兵，惟此一对。
家住文儒坊的清代名将甘国宝，曾担任过台湾镇总兵，在保卫台湾方面功绩卓著。甘国宝（1709～1776），字继赵，号和庵，福建屏南人。先迁居古田县，后迁福州文儒坊。他幼即好武术，尤擅长射箭，雍正十一年（1733），殿试中二甲第八名进士，授御前侍卫。此后，他担任过肇庆水师参将、贵州威宁镇总兵、山东兖州镇总兵、福建海坛镇总兵、台湾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兼闽阅操大臣等职。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皇帝任命他为台湾总兵。当时西方列强及日本都对台湾虎视眈眈，怀有觊觎之心。故乾隆强调：此系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他到台湾后，抓紧训练，加强巡逻，严守海疆，巩固海防。同时到百姓那里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倡导礼义，鼓励耕种等，使人民安居乐业，列强不敢轻举妄动。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国宝升为福建水师提督，他每日率部出海巡逻，勤于防务，还告诫僚属严于防守，闽台海疆日趋稳定，得到乾隆皇帝嘉奖，授荣禄大夫。乾隆三十一年（1766），甘国宝二次任台湾总兵，他带兵有方，声名显赫，在严守疆界的同时，注意团结高山族同胞，共同保卫台湾。为了维护地方的安全，他制定了诸多办法。当时，台湾六斗门常有海盗出没，危害百姓。甘国宝率兵巡防，缉捕盗首，绳之以法。他武功文治，沿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三十二年（1767），甘国宝升任广东提督，他赴任时，台湾百姓依依不舍，挥泪送别，可见甘国宝戍台，深得民心。
二、开发与建设台湾
家住三坊七巷中宫巷的沈葆桢，是清代洋务运动的重要实践者，也是我国著名爱国者。他在巡台期间，对于保卫、开发和建设台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沈葆桢（1820～1879）榜名振宗，字幼丹、翰宇，侯官县（今福州）人。曾任江西巡抚、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职，是领导台湾走向近代化的奠基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开着11艘兵舰，载着3500名士兵登陆台湾，杀人抢物，而当时台湾千余里地竟无一炮，只能任由日本兵践踏。于是，清廷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可节制福建道及沿海各省兵轮，要求他迅速赴台巡视。沈葆桢率福建水师赴台后，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很快就成功地驱逐了日本侵略者。在沈葆桢的坚决斗争下，日本人仅获偿白银50万两，其他任何要求都没得到。沈葆桢守住台湾后上奏朝廷，建议开发台湾，获准后立即着手对台湾的开发。在台湾的一年多时间里，沈葆桢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的四大措施。他开山抚番，解除渡台海禁，使台湾土地得到开发耕种。要发展台湾经济，必须开山开路，沈葆桢用军队分南北两路开山辟道，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然后运进洋机器开采煤矿等，引来台湾东部大开发。他还调兵驻守各处，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线，沟通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到台，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沈葆桢加强台湾的行政管理，建议将福建巡抚移居台湾，专门负责台务，增设台北府，置淡水、新竹等县，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掌控。他还招徕内地人民开发山区，宣布编户口、禁仇杀、立总目、垦荒地、设番塾（学校）等7条约法，他建郑成功祠等，促进了台湾北部地区的发展。沈葆桢为开发与建设台湾，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与艰辛，他的所作所为，推进了台湾近代化进程，奠定了今天台湾发展的基础，对台湾的贡献巨大。台湾史学家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誉曰：“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沈葆桢为台湾人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为台湾做出了卓著贡献，受到台湾人民的尊敬和怀念。今天在台湾还留有“亿载金城”，是沈葆桢来台筹办海防所建，在内外门额仍可见沈葆桢亲手题写的“亿载金城”、“万流砥柱”字样。台湾安平炮台遗址被修成公园，里面还塑有一尊沈葆桢的铜像供人敬仰。
家住衣锦坊的梁鸣谦，对台湾也有贡献。梁鸣谦（1826～1877）字礼堂，闽县人。他自小聪明好学，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并派军机处稽勋司行走。后因侍奉老母，辞官回里，以教读为生。同治六年（1867），他被沈葆桢聘为船政幕府，因工作突出，升三品衔。同治十三年（1874）随沈葆桢巡察台湾，一切计划、奏章、文告、文稿等均出自梁鸣谦之手，是沈葆桢的得力助手。他深谋远虑，主张对日本侵略者不能屈服，日军退出台湾后，他提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把原有台湾道所辖的一府、三县、二厅，改为两府十县并建议修筑碉堡，添加炮台，提议为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建祠等，以慰台胞忠义之心。沈葆桢十分赏识他的建议和主张，妥当处理了日军侵台事件，他也因抚台有功升二品衔，以候补道任用。
在郎官巷住过的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与爱国者，他对台湾也有历史性的贡献。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侯官（今福州）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之初，就到“伏波”舰上练习，到中国各海及台湾各港口巡弋，故对台湾颇有感情。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初一（6月14日），沈葆桢偕福建布政使潘霨，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檄遣3条舰船、7000淮勇驰赴台湾，拟解决中日冲突。五月初四（6月17日），严复随“扬威”号兵船东渡敌，并勘量台东、背旗、莱苏澳各海口，调查当时的军事情形，咸与绘图，计月余日而竣事。严复缮具说帖呈报，沈葆桢即据以入奏”。严复为台湾海岸版图所作的界定，堪称历史性的贡献。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法舰退据澎湖，进攻台湾，严复积极请缨率北洋水师南下打击敌人。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原强》等文章，积极投入反割台的抗日斗争，呼吁自强保种，救亡图强，坚决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
家住文儒坊的陈衍，是我国近代的重要诗人，他于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渡台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客，为辅助刘铭传治理台湾出谋献策，对台湾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三、促进台湾教育发展
台湾的文化教育受福州的影响很大，早在清朝以前，台湾的文学就受到福州的影响。清朝统一台湾后，重视发展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清治台之初，在各府、县、厅设儒学，在各地设官办的社学和官民义捐的义学。除这两种初等教育设施外，还设立官办的书院37所，实行科举制度，选用官吏。清政府为了提高台湾的教育质量，派了大量福州文人到台湾任职，担任“教谕”者最多，其中不乏从三坊七巷走出的人。他们在传播儒学的同时，还把福州的文学也带到台湾去，主要是诗，特别是最具福州特色的“折枝诗”。当这些文化形式传到台湾后，结社吟诗便风靡台湾岛。可见，台湾教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都受到福州人的很大影响。
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到台湾后，为了台湾的长治久安，他想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开启台湾番民的心志，使他们通过读书摆脱愚昧，成为知书达理的文明人。他在开山抚番的同时，开办了大量义学，以传播儒教。他从基础着手，“首先在台湾少数民族居住的枋寮办起了一所义塾，这是当时的第一所官办初级学校。沈葆桢令各社送儿童入校，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这是当地人首次进课堂上课。这样，生活在原始部落里的少数民族，逐渐开始了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阶段。此后，沈葆桢又在刺桐脚、蚊蟑埔等地，办起了10多个规模较大的义塾。后来塾义越办越多，所教内容也随之增多，除了教语文、算术、读书、写字外，还教唱歌、跳舞等等。有些义塾如四重溪、射麻里等8处义塾，不但不收学费，学生还可以获得生活费，凡就学的人，每人每月发给钱500文，作为笔纸及伙食费用。沈葆桢在各番社设馆办义塾，以知识开化高山族子弟，让少数民族学习文明礼仪，提高了文化素质，广受高山族同胞的欢迎，使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增进了友谊，也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交流。
家住光禄坊的刘家谋，在台湾的教育、诗歌等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刘家谋（1813～1853），字仲为，号芑川，侯官（今福州）人，筑“怀藤吟馆”，与堂兄隔邻。他自幼聪颖好学，14岁能诗，19岁中举，初任宁德县令，道光二十九年（1849）调任台湾府学训导。他为人慷慨豪爽，任职期间，怜才爱士，勤于执教，体现出为人师表之风范。同时他留心文献，所到之处，努力搜集掌故。他还重视对台湾民众的引导教育，移风易俗，革除陋习。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上任台湾府儒学训导（隶属于台湾道台湾府，受台湾府儒学教授制约）。当时在台湾此职务通常为闽籍人担任，语言可与台湾人互作沟通，教学上以闽语为主，官话（普通话）为辅。咸丰三年（1853年）刘家谋因辛劳卒于任上，年仅40岁，被台湾人民所怀念。刘家谋卒于台湾之后，谢章挺为其在台所作诗集《观海集》写了序、跋，台湾友人韦廷芳也为其作序。“刘家谋于来台舟中即已留心观察海舶、海道、航标、水流、潮汐、风向、风力、水手的情况，并一一记入其《浮海》、《舟中偶兴》和《海舶杂诗》（收《观海集》）；抵台以后更有诗作多种事关台湾的海上交通，对岸贸易和对外贸易。”
在南后街居住的董道行（1828～1877），是个举人，他恪守儒家正道，历任上杭及台湾淡水厅学教谕，是董执谊父亲。他对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力量。还有周长庚，同治元年（1862）举人，由建阳教谕调任台湾彰化教谕。在任期间，兴学重教，一时彰化成为闽台文化交流之所，台湾南北无不知周教谕之名。其在台功绩，被载入《彰化名宦传》。
刘家谋为了台湾的教育事业，真是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是三坊七巷赴台担任教职人员中的典型，像他一样卒于教职任上的福州学官，据台湾地方史志记载，还有8人，其中1人因公阵亡。福州籍教职人员为台湾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福州人在台湾担任教育职务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业务之精，劳作之勤，确实罕见。他们为传播中华文化，为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贡献巨大，在台湾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为台湾地方志做贡献
福州三坊七巷还有一些人，也对台湾有所作为，如梁上国、杨浚等人。梁上国曾在黄巷住过，对开发与建设台湾也做出过贡献。梁上国（1748～1815），字斯仪，又字九山，长乐人，徙居黄巷。是清代著名作家，著述颇多。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官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后升任太常寺卿。嘉庆十二年（1807），迁詹事府少詹事。这年他赴台湾，由台北翻山涉水入蛤仔难（即今宜兰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见那里土地平旷富饶，每为海盗所窥伺，而清廷视之为化外之区，深感痛心。为此他上书清廷，请求在那里建制设官，但未获采纳，深感痛心。与他看法不谋而合的，是在台湾嘉义县任教谕的福州人谢金銮，谢在从事教谕工作之余，与朋友交谈，并做了大量的调查后，他了解到蛤仔难在台湾的东北部，开发后的发展情况非常好，但清朝廷却将其当成化外之地。于是他特意撰写了志书《蛤仔难记略》6篇，阐述其治台主张，表现了很高的识见性。他认为蛤仔难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台湾海防巩固的关键问题，因此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清廷在蛤仔难设置官署，进行治理，但屡请不准。嘉庆十三年（1808），谢金銮把《蛤仔难纪略》，寄给少詹事梁上国，梁看后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归纳了谢金銮《蛤仔难纪略》的内容，再次向嘉庆皇帝上书，建议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奏明将蛤仔难收入中国版图，设官治理，加以开发等内容。“十月，少詹事梁上国奏言：‘台湾淡水厅属之蛤仔难，田土平旷丰饶，每为强盗觊觎。从前蔡牵、朱皆欲占耕，俱为官兵击退。若收入版图，不特可绝洋匪窥伺之端，且可获海疆无穷之利。’诏命福建督抚议复。总督阿林保委署台湾知府徐汝澜诣勘，亦主设屯，未复奏。”嘉庆十五年（1810），梁上国的奏议获得批准，“蛤仔难”收入版图，改称“葛玛兰”，次年，改称“葛玛兰厅”，设官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梁上国在葛玛兰厅（今宜兰市）建制方面，立下了功绩，为台湾地方志，为巩固我国的海防都做出了贡献。
杨浚，字雪沧，一字健公，号冠悔道人，晋江人，居于塔巷。杨浚自幼喜爱读书，博学多才。咸丰二年（1852）乡试中举。援例授内阁中书，先后担任翰林院国史馆、方略馆校对官。不久告假辞归。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间，福建粮荒，福建巡抚徐宗干委托杨浚，组织船队往返台、榕间，征购运送台湾大米，平粜赈饥。事成后杨浚应台湾淡水厅同知陈培桂邀请，主持编纂了《淡水厅志》16卷，该志记载了海峡两岸的贸易等情况，为今人了解、研究台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光绪十二年（1886），杨浚游历台湾，与台湾士人过从甚密，留台湾期间，所至之处皆有题咏，留下不少诗文楹联。返回大陆后，杨浚撰成《岛居录》行世。
综上所述，三坊七巷的名人们，为收复、保卫、开发与建设台湾，为台湾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稳定台湾社会秩序，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培养造就台湾人才，为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发展，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的甚至奉献了宝贵生命。他们推动了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台湾走向了文明。他们在台湾身体力行，与番民友好相处，也促进了福州与台湾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台湾的繁荣与富强。三坊七巷名人为台湾所做的贡献，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参考书目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70》，中华书局，1974，第6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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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耀九等：《严复年谱新编》，鹭江出版社，2004，第32页。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687页。
朱华：《船政文化研究（第5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8，第100页。
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鹭江出版社，2004，第77页。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