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琨
福建、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金门、厦门，马祖、马尾，近在咫尺。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共为一省编制（台湾为福建一府），地缘之便，无以复加。对于台湾而言，福州是省城所在，全省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所以从台湾开发的历史角度来说，其与福州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作为“海滨邹鲁”的福州，开发已久，尤其清代以来，形成了以三坊七巷为标志的文化教育中心社区。这里，深宅大院鳞次栉比，名流显宦摩肩接踵，人才辈出，鸿儒耆宿之众，骚人墨客之盛，可谓海内所仅有。从事教育一途的人，当然也不在少数；涉及与台湾有所往来的人物与事迹，也颇有钩稽、述说的余地，某些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总能让我们感受到闽台——在本文具体而言即是三坊七巷与台湾的昆弟手足的亲情。
史载：早在三国吴黄龙二年（203），吴帝孙权已有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到达夷洲之举。夷洲即今台湾。这是祖国大陆与台湾的首次大规模接触。其后历代王朝对台湾群岛海域虽有加以管辖的政府行为，也有沿海居民移居入岛的民间举动，但尚无精力谈及开发教化问题。17世纪明朝天启年间，荷兰遣军入侵台湾，施行殖民地的统治与教育。台湾学者连横（1878～1936）在《台湾通史·教育志》中说：
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荷兰得之，始教土番，教以为隶而已。领台之三年，乃派牧师布教，以崇信基督……永历二年，各社始设小学，每学三十人，课以荷语荷文及新旧约，牧师嘉齐宇士又以番语译《耶教问答》及《摩西十诫》，以授番童，拔毕业者为教习。于是番人多习罗马字，能作书，削鹅管，略尖斜，注墨于中，挥写甚速，凡契劵公文均用之，故不数年而前后学生计有六百人。
可见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儿童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输入，根本没有丝毫的中华汉文化元素。
1662年2月，郑成功（1624～1662）收复台湾，当年6月即染病身亡，子郑经（1643～1681）嗣位，部下——号称“辅政军师”的陈永华（？～1680）提出兴办中华文化教育的建议，“请建圣庙，立学校”，得到郑经采纳。于是“命各社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各试策论，取进者入太学……教之，育之，台人自是始奋学”。（《台湾通史·教育志》）这时完全采用传统中华汉文化来教育台湾青少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1621～1696）攻克澎湖，郑成功之孙克塽（1670～？）上表归顺，全国统一，大陆中华汉文化加速输入台澎并获得蓬勃发展，同时加强与大陆方面（主要是福建）的互动。闽台文教交流更加频繁，取得显著成效。1722年成为首任台湾巡察御史的黄叔璥（1680～1758），后来写有《台湾使槎录》一书，谈及对台湾风土人情的观感。其中收有《汉塾》一诗，记录了当时台湾教育的情景：
红夷旧习篆成蜗，汉塾今闻近社皆。
漫说飞鸱难可化，泮林已见好音怀。
当时台湾的教育扭转了荷兰化教育的“旧习”，处处设立“汉塾”，听到的都是学童们诵读四书五经的“好音怀”，俨然一片与大陆汉文化交融的景象。
此后在闽台教育领域中，则有不少互动与交流。当然首先是闽南方面。闽南移民最多，交往也相应最为频繁。不过自清中期以来，福州三坊七巷的官宦人士、学者文人，也逐渐跻身其间，发挥作用。仅就笔者阅读和见闻所及，略谈相关数事。
其一是择宅宫巷的沈葆桢（1820～1879）与清同治十年（1871）十月发生的台湾番社案。当时有琉球渔民因在海上遭遇飓风而漂到台湾，其中54人被当地少数民族山胞杀死，12人脱险。此事被对琉球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某些政客大肆渲染，利用来向清廷进行敲诈，成立所谓“番地事务局”，派兵登陆台湾，残杀山胞。清廷迅即调派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为钦差，“渡台湾设防，相机察办”，经过一番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双方签署了《中日台事专约》，这一危机总算和平解决。事后沈葆桢认为为了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应在台湾采取“抚番开山”的举措。他指出：
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虎视眈眈。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为功……
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
他对于“开山”与“抚番”两项战略性工作，各制订有具体计划，如认为“开山”后应办者有14项（略），“抚番”时须并行者有11项，即：
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
这其中将近一半均属于教化范畴，如“通语言”、“教耕稼”、“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等，说明沈葆桢对于教育一途的重视程度。
其二是林纾（1852～1924）与他的高足王元龙（字雨楼）。众所周知，林纾少时曾住三坊七巷的光禄坊玉尺山房（后迁走），所以他也算是出身三坊七巷的人士。今人李海章所著《古今名人联话·林纾对联拾锦》中录有林纾为亡友王薇庵（名灼三）所作挽联一副：
孝父悌弟，为吾辈第一人，唯我是神交，万劫不枯知己泪；
嫁女婚男，报故人之两事，因君几肠断，九泉且慰托孤心。
该书记此联的由来，说：
1878年，林在台湾的王薇庵家做塾师。王本教书为业，二人甚为投契。王死后，林料理丧事，挈其一子一女俱归。并嫁其女，课读其子王元龙至成年。当时林有一副挽联情深义重，字字带泪。
查新浪博客，有李学文《民国联三百副》，亦录此联，则说：
王薇庵，居台湾，以教书为业。1878年，林在王家任塾师，二人甚为投契。王死后，林亲往料理丧事，挈其一子一女归闽。并嫁其女，课读其子王元龙至成年。
林纾的才情，尤其是对于朋友的侠义心肠、无私豪举，至今令人神往感佩。不过这里产生一个问题：1878年（清光绪四年，当时林纾26岁，尚未中举）林纾是否去过台湾并在友人王薇庵家中做塾师？对于这些福州市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台江区志》有一些记载：
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林纾，闽县人，未中举时因家庭贫困，设塾于南台横山庙后授徒，后该址让给挚友王薇庵续教，自移址三保龙潭精舍，后又迁苍霞洲，从者甚多……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举人王元龙，福州人，曾设塾于吉祥境，生徒甚众。其教学法全部继承林纾所传，颇有造就。
这里提及王薇庵是林纾挚友，也透露出王元龙乃是林纾学生的信息。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新编第六集的《畏庐老人佚传》中说：
他（林纾）自戊寅（光绪四年）起，便在王薇庵家里坐馆，教王的独生子元龙读书……薇庵咽了气之后，他的妻子匍匐号啕。琴南一手料理萧条的身后，并把孤儿孤女带回自己家中，以后女的代为择嫁；元龙读书十年，进了学，才与林分居……以诗文名世。（王元龙在福州协和大学青年会中学教国文，如今在台者不少是他的学生。）
《台江区志》与高拜石文均未明确提及这段时间内林纾曾往台湾并在友人王薇庵家中坐馆的事。不过高文有“把孤儿孤女带回自己家中”这样的语句，可见林纾是在外地做塾师。是否在台湾，以笔者孤陋和手头资料有限，未敢确定，待考。但是高文中又说：
他（林纾）的父亲在台湾任事，居于淡水，很早去世。他和他的弟弟少溪，由他的叔父静庵来抚养……不幸他弟弟少溪，航海去台湾，不两年便因疟疾死了。（同上）
这就揭示出林纾家人曾赴居于台湾的事实。林纾本人也是去过台湾的，张俊才的《林纾评传》引林纾《蠡叟丛谈·洋妇祈禳》一文的话：“余年十六，渡海侍先君”，并说：“林纾在台湾一晃就是三个年头。18岁这年他回到福州，与同县刘有棻之女刘琼姿完婚。”以后就是：“从16岁到30岁，林纾在丧葬接踵、贫病交迫的困境中，艰难地走完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路。”这期间恐怕还有些生平事迹值得钩稽研究吧。
1990年，“海峡两岸作家百人通力合作”，出版《福州乡土文化汇编》一书（黄启权主编）；2010年，该书由福建省福海文教基金会重印。书中的“叁·人物”部分，其36为尚恕撰写的《林纾》，内谓：“（林纾）16岁，省父台湾，到了19岁，以父病，始同归里。到了27岁，又来台湾，则因弟秉耀疾卒于台，前往哭灵，并以长子珪过继给他弟弟。还有一次来台，则时日失考。他在台湾，佐商人司簿记外，还在台北与基隆两市之间的‘金包里’设帐授学。”此文作者当系台湾作家，他提供了关于“还有一次来台，则时日失考”的线索，还有林纾曾“在台北与基隆两市之间的‘金包里’设帐授学”的事实，都是非常宝贵的。
无论如何，林纾在台湾的教育领域有着或直接（可能曾亲自赴台教书）或间接（学生的学生有不少在台者）的关系和渊源，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其三，应该说到居住南后街、整理刊行八闽文化名著《闽都别记》的董执谊（又名藻翔，1863～1942）之父董炳章（1828～1877）了。董炳章，又名道行，字琅山，号纫兰，长乐前董村人。同治元年（1862）壬戌、辛酉恩正并科举人。先后任福建上杭、台湾淡水学教谕之职。民国年间出版的《长乐县志》中有他的小传：
董炳章，（长乐）前董人。同治壬戌举人。授上杭教谕，修学宫，置祭器，捐俸复月课。士绅延主讲，邑琴江书院，严课程，增膏伙，文风日盛。旋调台湾淡水教谕，兼主讲明志书院，兴学教士如上杭。时台民素好讼，炳章力革之，士习为之一变。期年卒于官，门人归其丧。上杭、淡水皆祀名师祠。著有《经义解纷》四卷、《屈蠖斋集》藏于家。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时台民素好讼，炳章力革之，士习为之一变。”说明董炳章担任淡水教谕时，不光教书，而且育人，甚至起到“移风易俗”的良好作用。他的所作所为，也颇有令人敬仰之处，例如对于平民儿童，饱含慈爱之心。仅以一事言之，即可见其难能可贵：他原先家境贫寒拮据，后来当了学官，领有薪俸，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他始终不忘穷人的苦楚，无论在内地的上杭，或是台湾的淡水，到了岁寒冬天，他就让人——极可能就是他的结发妻子陈太恭人——制作百余件棉衣，施舍给贫困的儿童。有一次，棉衣发放完了，但又有人带来一位需要棉衣的孩子。他夫人仓促之间，就赶忙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年幼的董执谊）身上的冬衣脱下来，送给这个孩子。这位贤惠夫人感人的事迹，见于当时同样是三坊七巷的邻里、后来成为宣统帝师的陈宝琛（1848～1935）的记载：
家故贫，自女红、中馈及井臼、澣濯诸琐务，靡不躬任。且先拮据，使教谕君无内顾忧。教谕君连任上杭、淡水，禄入稍丰，而太恭人勤俭如平时，有余则以助教谕君施予。教谕君岁舍棉衣百袭。一日或携幼至，而童服尽，太恭人急褫藻翔襦与之，其明达类如此。
其四，民国时期，三坊七巷杨桥巷有一大户人家，号称“台湾林”，其先祖叫林应寅，清乾隆年间人氏，读书人出身，祖籍福建龙溪，为营生计，奔走台湾，在淡水新庄开设蒙馆，教书授徒。其子林平侯赴台后则投身商界，与人合股售盐，逐步发迹，使林家从教书人家成为富户，号称“板桥林”。此后该家子弟则往来闽台之间，或为官，或经商，无不成绩斐然。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台湾割让日本，林家被迫举家内渡，先是在厦门兴建园林，即今天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的“菽庄花园”；后又因偿应主人林尔康（1864～1895）的妻子陈芷芳（1868～1935，陈宝琛同父异母妹）的乡思，在福州杨桥巷购地营宅，成为富甲一方的“台湾林”。但是究其根底，其祖上在台教书营生，与台湾的教育事业还是存在深厚渊源的。
其五，大名鼎鼎的近代中国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4～1921），晚年曾寓居三坊七巷的郎官巷直至去世。1925年，其子叔夏（1897～1962）在此地生有一位女儿，先赐名俊，后改名倬云。1945年，倬云随母林慕兰（亦出身“台湾林”家）迁居台湾台北，不久嫁与台湾名门望族辜振甫（1917～2005）。她本人则在台北从事教育工作，曾于建国中学执教多年。她长期担任台湾妇女联合会总干事，以妇联会的名义积极致力于社会公益及教育事业。曾经设立高中职清寒学生就学补助金，获得帮助的清寒学生达1300人以上。这也算是作为三坊七巷的后裔对台湾教育的贡献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辜氏作为台湾岛内最具影响力的大实业家，两岸开始重新恢复联系、开放交流以来，曾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并于1993年4月、1998年10月，与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举行了两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使得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对于两岸人民的福祉，至今善莫大焉；而严倬云作为辜氏的贤内助与未亡人，也一直受到两岸民众由衷的爱戴与敬重。
关于近代以来三坊七巷人士与台湾教育领域的交往与联系的情况，一定尚有不少材料与线索，笔者囿于目前的时间与条件，未能深入挖掘，姑且留待日后继续努力，或者另有同道者亦有志于此，是所望焉。本文所及，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参考书目
[1]连横：《台湾通史》，修订第二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永历为明中央王朝灭亡后南明桂王朱由榔的年号，公元1647～1661年，但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孙郑克塽一直沿用到1683年。
[3]参见萨伯森《宝岛诗话》，收于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卷《文化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4]以上引文见《沈文肃公政书》，转引自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新编第十二集《沈葆桢与台湾番社案》，作家出版社，2005.
[5]李海章：《古今名人联话》，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6]福州市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江区志·私塾》，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7]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新编第六集《畏庐老人佚传》，作家出版社，2004.
[8]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二章之一，中华书局，2007.
[9]陈宝琛：《沧趣楼文存》卷下《董母陈太恭人哀诔》，福建省图书馆1959年油印本。
[10]以上两则所记，可参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坊七巷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