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茸
当今的台北，多元交融，人文荟萃，是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而300年前，清治时期的北台湾，还几乎蛮荒一片。因为郑成功三代拓殖屯田还多在台湾南部，北部则较少开拓。当时的台湾府仅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都集中在中部和南部。直到1723年，清廷才在中部添置彰化县，北部增设淡水厅。
淡水厅，属台湾府直辖，行政区划从基隆直到苗栗、宜兰，涵盖现在的大台北、桃园和新竹三大都会区，独占整个北台湾，在当时算是一个特殊的区域。1811年之后，才分设葛玛兰厅（今宜兰县）。这里地旷人稀，只有少数汉人移民和高山族部落垦殖，但是150年前那场影响深远的海防危机，却把淡水和福州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
1866年，清廷为加强海防，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派兵侵入台湾。清廷特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日本撤兵交涉并筹办海防事务。虽然沈葆桢抵台后加强战备和外交攻势，不久迫使日军知难而退。但若想守住宝岛，却不能仅靠消极防御，如何积极开发方为筹划要务。从而，北台湾（淡水厅）的重要地位被历史性地空前提升了。
由此开端，一批三坊七巷走出的福州人开始了他们在台湾的近代文化传播之路。
这些人中，沈葆桢所推动的事业，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当时台湾面临两条禁令：一是严禁大陆沿海居民偷渡台湾；二是严禁汉人“私入”高山族人聚居的“番区”。禁令严重阻碍了台湾的发展，却方便了外国商人抵台低价收购土特产品，输入鸦片榨取钱财。为此，沈葆桢奏请清廷开禁，允许大陆民众东渡台湾，进入“番界”，开垦土地。当时应招赴台者络绎不绝。一年内仅福建就有上千户“乘禁弛而预备渡海”。大陆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对台湾的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沈葆桢凭借他多年的船政经验，意识到台湾蕴藏的硫黄、石炭、火油、铁矿等资源对采矿经济的重要。他减轻台煤出口的税收，鼓励开采煤矿。他说：“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这种跳出传统农业经济的习惯思维，蕴含了近代船政文化先进的部分，推动了此后台湾近代工业和港口业的积极发展。
同时沈葆桢还调兵主持凿山修路，他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则愈愚而愈毒，经费滋钜，恩威而窒矣。”而当时开山开路时，往往“进一步则需筑一堡，驻一哨”。一年完工后，虽共耗银20万两，死亡官兵却达2000余人；但交通的开发，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北台湾，确实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使垦农和山民逐渐由落后走向近代化，由野蛮走向文明。
由于需要“开山抚番”，台湾的地方志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福州设立船政局的第二年（1867）的正月，淡水厅就重新开始了《淡水厅志》的修纂。1870年，又由杨浚（晋江人，迁福州，故居在城内虎节河边）主持，采用道光及同治年间两部未印行的旧稿继续修纂，“迄十月告成，翌年付刊。”然而有趣的是，就在《淡水厅志》刊行的当年，寓居福州并有多年游历台湾经历的丁绍仪，凭一己之力也完成了另一部台湾志书《东瀛识略》的修纂，并交由福州宫巷口的吴玉田刻书坊刊刻出版。丁氏在自序中说：“书刊未半，资已不敷……谋食方艰，剞氏频催，力无以应。黄星樵妹婿惜其半途而废，慨然以番银三十枚见助，乃克告成。”为何他们选择在那时不辞艰辛不约而同地修纂台湾志呢？今天，我们从《淡水厅志》序言中，仍然可以读出先贤们对当时台湾时局的殷殷忧患和拳拳赤诚：
且夫全台沃野亘三千余里，其天险则风涛也、其地险则砂隘也。南北各港可通大舶者四：曰鹿耳门、曰旗后、曰沪尾、曰鸡笼。鹿耳门近已沙淤，海舶仅寄于四草湖；旗后夹两山，中通一线，守易固。惟沪尾、鸡笼均隶淡水，地广而饶，物品繁富；水深岸阔，舳胪衔尾可进，觊觎者尤众。土宜五谷、蔬果，厥产樟脑、茶、糖之利，远达乎数万里之海国；而硫黄、石炭、火油、铁矿诸物所在多有，且与省会福州对峙相犄角。故今之筹台者，自当以淡水为枢要，势使然也。地薄边陲，为沿海七省藩卫。
淡水居其北，辟治甫百余年，抑更荒矣；文献无徵，冠裳初著……而此邦之地大物渊，其兴利除弊、立教设养、防海绥番诸大政，不可无纪纲载于典策。此《淡厅志》所以较他府、县志尤为亟亟也。
我们今天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4年之后的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生番”杀害琉球船民的“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虽然“防海绥番”的情势已是千钧一发，而属文明教化的“立教设养”，确也亟待加强。有鉴于此，沈葆桢抵台后，旋调福州府举人董炳章任淡水厅学教谕专司负责。
董炳章，故居在福州南后街，任福建上杭学教谕时，“捐俸复月课，士绅延主讲邑琴江书院，严课程，增膏伙，文风日盛。”其子董执谊因后来编纂出版两岸乡亲中流传甚广的一部长篇风土传奇小说《闽都别记》，也广为人所称道。直到近30年来，海峡两岸仍然继续校订并再版多次，足见这部乡土文学作品在文化传播上的效用和魅力。
董炳章调任淡水厅教谕之时，“淡厅初辟，土虽沃衍，民多杂处；革故鼎新，责在贤吏”。清廷希望加强台湾的学政吏治是可想而知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同治十一年奏定：台湾府淡水厅原有复设训导改为复设教谕，葛玛兰厅添复设训导，均作为台湾调补要缺。”按清朝学政官制，训导通常为教谕助手，淡水厅教职本来仅设训导一人，所以改制之后董炳章事实上成为北台湾第一任学教谕。
当时淡水厅除城内一座占地十亩的学宫外，辖区内还有明志、学海两家书院。明志书院是北台湾第一座书院，原建于台北新庄山脚。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建明志书院于淡水厅治（今新竹市），原书院改为义学。学海书院位于艋舺，即后来的台北城内。台湾的书院，是官绅合办的地方教育组织。所需经费，或富绅捐置田产供应，或官员义捐廉俸给发。“大抵民闲捐助者十之七，官捐以凑者十之三”。董炳章以淡水厅学教谕身份例兼这两家书院的监院，主院事。书院的山长或称院长，由正印官淡水厅抚民同知担任。《长乐县志》载：董炳章“兼主讲明志书院，兴学教士如上杭。时台民素好讼，炳章力革之，士习为之一变。”
书院之外，还有15处义塾和6所社学。义塾，是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淡水地旷，所以广设义塾方便学童就近入学。这些公益学校虽然多半由民间和官绅集资建造，但如果不由官方督办和管理，大都不能办成。即使勉强兴办也难以持久，往往没几年就荒废而被茂草掩没。社学，是仿照内地湘、粤、滇、黔等偏远州县组织师资教化少数民族子弟的一种专门学校。选择高山族子弟中天资秀颖者入学读书，先教以汉语文字和官方语音。熟习之后，再回本部落传授给其他子弟。其中渐通文理者，还能参加文庙举行的庆祀活动和统一的各级科举考试。道光元年时，淡水厅就曾有四个高山族部落，中港社、后垄社、新埔社、猫里社，禀请政府从四社公租口粮九百石中抽出八十石做为“育才学租”，“教训番童，鼓舞后学”。政府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文明教化熏陶濡染，可以“渐化其犷野之习”，但这无疑需要像董炳章那样的前后几代福州学官和教师的长期努力。正如沈葆桢在《请移驻巡抚折》中说“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溃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为此，沈葆桢制定的“抚番”措施有11项。其中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6项，都是涉及文化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进步。
接下来，沈葆桢又奏请清廷将福建巡抚（省政府）移驻台湾：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巡抚衙门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设在台湾并在台湾办公，一半时间在福州办公。此外，他还上奏：“就今日之台北形势策之，非区三县而分治之，则无以专其责成；非设知府以统辖之，则无以契其纲领。”光绪元年底（1876），清廷准奏，下诏于艋胛设台北府，附府添设淡水县，葛玛兰厅改为宜兰县，原淡水厅所在地竹堑，改设新竹县，另设基隆厅，三县一厅总辖于台北府。从此，台北府成为台湾又一政治重心，与台湾府（台南）并峙南北。且由于台北地当要冲，经济繁荣，重要性与日俱增。
沈葆桢奏请台北开府之后，即在淡水的枋寮“建番塾一区”。接着，又在刺桐脚、蚊蟑埔等10个规模较大的“番社”，办起了“番塾”。而后，“开山”的路修至何处，供山民学习的义塾就开到哪里。1875年仅在埔里社就设“番塾”26所。随着“番塾”越办越多，所教内容也越来越多，有教学童读书、认字、写字、算术、唱歌、跳舞等。又马不停蹄在虎头山、四重溪等14处办起了规模较大的、专收高山人的义塾。不但免收学费，有些义塾还规定：“凡就学者，每人每月给钱五百文，以为笔纸及膏伙费用。”
1875年，沈葆桢还组织编写教材《训番俚言》，分发到台湾各地做义塾的课本之一。此教材的形式仿照福州市井流行的《五言杂字》体例，而内容则十分适合教化山民，传播中华文化。全篇为五言一句，共985字，通俗易诵。如“为民设官府，为民谋衣食，内有六部官，外有十八省”，这是国家观念的初步认识。再如“在家孝父母，有兄当敬兄，有弟当爱弟，男女当有别”，这是传播中华传统的家庭伦理。又如“恶民为贼盗，拿究不宽容”、“杀人者受刑，按掳者治罪”、“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这是告诫扬善去恶，放弃械斗仇杀，宣传民族平等。又如“开辟榛莽路，南北可相通，东西无阻碍，教尔通言语。得为中华人，为尔设义学；读书识理义，当知君王恩”。这是启发感恩惜福，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训番俚言》还用大量篇幅教导山民改掉旧的生活方式，如“鸟兽有毛羽，人当有衣冠，番在边野中，苦无绵与丝，所以男与妇，岂无衣冠志”，“脸宜常洗净，日日不可间”，“烈日戴草帽，不可任晒爆……”而另一版本的教材《化番俚言》，计32条，6000余字，则更加详尽。
如此大规模密集的文化传播，对于教化长期闭塞在荒山野林的高山族山民，启迪引领走向近代化，融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大家庭，作用是巨大的。但同时，这些福州籍学政教官的工作繁难也是不言而喻的。加上1875年之后，淡水厅还需担负起建置拆分和筹建台北府的各项事务，就更需要全力以赴。1877年，在担任淡水学教谕后的第三年，董炳章因辛劳成疾“卒于官，门人归其丧。”年仅49岁。
据史志记载，在清代192名福州籍台湾学官中，像董炳章一样卒于任上的，尚有9人（其中1人阵亡于任），而董炳章是最后40年中唯一的一位！无独有偶的是，与董炳章任期同时，前后三任担任淡水同知的林达泉、向熹、陈星聚，也相继“卒于任”。他们都参与了台北城的督造和台北府的筹建，并都升任台北府知府，陈星聚随后甚至还领导台北人民抗击侵台的法军，但为了北台湾的近代化发展，却是壮志未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北台湾（淡水厅）学教谕，董炳章堪称第一人，而福州人担任台湾学政教官，却由来已久。按2000年版《福州市志》中的统计数据：自台湾设府至日本割台，其间的211年，上至巡抚、布政司、按察司、抚垦大臣、监察御史、知府，下及知县、巡检、通判、典史等职官，无一人是福州籍，唯任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的福州人竟有192人，占总数646人的29.72%。若仅就淡水厅教职论，笔者根据台湾《新竹县志初稿》统计：从嘉庆二十二年（1817）移彰化学训导分驻淡水起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78年间，含改为淡水厅教谕及光绪四年（1878）淡水新竹分治改称的新竹县教谕，共计40任厅、县学训导教谕。除最后四任系台湾嘉义、凤山人之外，其余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而这36名福建人中，福州籍（含十邑）高达17人，将近半数。这些福州先贤忠于职守，勤于宣扬传播中华文化，为台湾的近代化培植了大量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新竹县志初稿》中还特地记载淡水厅学府里的一套藏书《张清恪公正谊堂本四十四种》并详举其中每种细目书名。这不就是福州正谊书局刊刻的《正谊堂全书》吗？原来，被康熙帝称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在闽任福建巡抚时，曾在福州建鳌峰书院，名其堂曰“正谊堂”，取汉儒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之意，本书名即源于此。全书原有68种525卷，大致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6类，自宋以来程朱理学名著大备于此。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访得此书44种，乃于三坊七巷的新美里（黄巷）专设正谊书局，重新刊刻。而正谊书局后来也被追认为福州正谊书院和福州一中的前身。
这套44种《正谊堂全书》，是否系董炳章带往台湾，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闽台文化的不解渊源和共同文化特征，却使我们看到从孔子“必也使无讼”、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朱子学为核心的闽学发展脉络。有人说，乾嘉以来闽学衰微，至清季方显中兴于福州。而从福州三坊七巷漂洋过海到台湾仕宦游历的这些文人学士，无疑为闽学的文化传播、台湾书院的建设和人才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某些思想属于封建礼教的范畴，但其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对于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振纲纪、励风俗，提高台湾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台湾近代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夜幕下的台北城，101摩天大楼高耸入云。当人们从观景窗口的望远镜中，穿越时空的迷雾，眺望海峡西岸的时候，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01”和“三坊七巷”之间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吧？
参考书目
[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五册。
[2]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台煤减税片》，第13页。
[3]《沈文肃公牍》卷2
[4]黎兆棠：《淡水厅志·黎序》。
[5]陈培桂：《淡水厅志·陈序》。
[6]《长乐县志》，1918.
[7]《淡水厅志》卷5，《志四·学校志》，1871.
[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
[9]《东瀛识略》卷3，1873.
[10]《新竹县志初稿》卷3，《学校志》，1898.
[11]《台湾文献丛刊》第051种，《台湾生熟番纪事·训番俚言》。
[12]《长乐县志》，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