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表达抗议，寄托希望。在一个充满不义和苦痛的社会中，以文学来渲染仇恨、鼓动造反几乎是天经地义。在二十世纪初期，许多心高气盛、生活无望的青年由反抗包办婚姻、不满闭塞环境而流入都市，在逼仄阴暗的“亭子间”用笔和纸来抒发爆破现状、改造社会的激情。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激进的、政治的，所以毛泽东曾把左翼文学说成是另一支革命军队，尽管这支军队仍需要改造和驯化。
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杰出的一员，她善于发现女性的不平和苦闷，但自身却颇具男性的叛逆和泼野，与意在彻底变革现存秩序的革命有极大的亲缘性。她一九二〇年代就参与文化政治运动，后来又成为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无论是划为右派后受批判的屈辱还是北大荒的风雪，都没有改变其对革命政治的认同。一九三〇年代的“左联”期间，每次小组会，“她跟钱杏邨（阿英）一样，只谈政治，不谈文艺”（艾芜：《有关丁玲的回忆》，《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到严重伤害之后的晚年，她依然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是丁玲晚年几篇回忆性文章的结集，它记录了一个“政治化”作家的两段主要经历。
一、“历史问题”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三年多，当时有丁玲在南京自首一说。到延安后的一九四〇年十月，中央组织部对她进行了审查，毛泽东亲自在结尾处加了一句：“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整风期间，丁玲不但因《三八节有感》等文章而受到批评，也因补充交代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南京写过的一张纸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愿居家读书养母”——而使自己的历史成为问题，但其政治地位却未受影响，还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甚至让她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坐在离自己较近的位置。一九四九年后，丁玲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奖金，其作为党员作家的声望达到顶点。但突然间，丁玲遭遇厄运：一九五五年被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文艺报》发起对丁玲延安时期几篇文章的“再批判”时，毛泽东亲自为“编者按”中加写和改写了几段话：“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陈晋：《文人毛泽东》，第四四〇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这一斩钉截铁的政治判决宣告了丁玲此后的悲苦命运。
丁玲的命运变迁包含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则。
首先，既然丁玲、王实味并提，为什么当年只把王实味杀掉却把丁玲留下来？原因也许是当年还用得着丁玲。对于这位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的著名作家，作家孙犁一九八〇年代还记得：“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够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陈漱渝：《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粤海风》二〇〇五年第四期）丁玲不但以其作品参与了对一代青年的革命启蒙，而且还是最先到陕北的作家，其时革命的前景还不很明朗。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打击丁玲会在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中产生较大震动，对延安的整体形象不利。相比之下，只出版过一些小说和翻译作品的王实味知名度较小，处死王实味不会削弱国统区人士对延安的向心力。丁玲和王实味就这样分属于不同性质的矛盾。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丁玲文集》第五卷，第二八〇～二八一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其次，为什么一九四二年要保护过关，一九五八年却不能放过？原因也许是丁玲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一般不喜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具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一九三七年他在丁玲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到延安抗大学习的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但是，“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丁玲文集》第五卷，第二四九、二五一页）。一九四九年以后，文艺和文化人仍然需要，但只限于周扬式的“歌颂光明”而不是丁玲式的“暴露黑暗”。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如何认识形势时，就以丁玲为反面典型：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有点光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是只看到黑暗。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场观察，会有不同结论。丁玲是反革命，曾经投降敌人，所以她只看到黑暗。（《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这种反复，很多人都遭遇过。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在“文革”中被打倒，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中央任命他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专案小组第三办公室于同年十月七日做出审查结论：“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一九七六年，张爱萍又被认为是“右倾翻案风”的干将，第二次被打倒。四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的审查结论上批示：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又出来工作了。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三四九页，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人还是同一个人，事还是那些事，审查不审查、如何下结论，主要是看上面与时俱变的态度。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为贺龙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又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李烈主编：《贺龙年谱》，第八〇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对于一个人打倒也好，平反也好，应当是一件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事件，但在那时连核对材料都没有必要了。所以丁玲还想讨什么公道？
再次，有权保护你就有权不保护你。丁玲享受过组织给予的荣誉。到延安后，毛泽东一度对她表现了空前的热情：“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她是郭沫若、柳亚子之外第三个得到毛泽东赠诗的作家，是杨开慧、江青之外毛泽东为之写诗的第三个女性。此后毛、丁之间亦有一段亲切随和的交往。丁玲像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其命运不在自己手中。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这篇著名的讲话中，丁玲提及一九五四年，一位领导曾对她说过：“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就什么也不是。”对文化人来说，这类话确实很不入耳，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又确是事实。比如郭沫若的地位，就既有其文艺上的成就，也由于组织上的认可。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向中央建议，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吴奚如：《郭沫若同志与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地方文艺界也是如此。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南局宣传部长熊复和文化部长陈荒煤告诉广东文艺界的领导人：中央有意思要把欧阳山同志作为广东文艺界的一面旗帜，你们要有意识地把这面旗帜树起来，同时要对他严格要求。（周国瑾：《无尽的思念》，《纪念欧阳山同志》，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历史问题”是重要的，但其意义要根据现实需来确定。形势天天在变，历史的意义也就不断变化。延安时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周扬以此光荣历史而长期荣膺重任，但在“文革”前夕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时，“三十年代”已转化为不祥之物。一九六六年初周扬进行肺癌手术前意识到：“我身上有两个癌。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龚育之：《在漩涡的边缘》，第三八～三九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既然“三十年代”在毛泽东主持写作并数易其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被判定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思想”，它理所当然就是周扬政治生命中“癌”。陈伯达、张春桥都参加过《纪要》的起草，当他们大批“三十年代”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一九七〇年陈伯达的罪名之一是三十年代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九七七年张春桥的罪名之一也是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
与此类似，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一些报纸上发表中统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此时已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此事因此不难弄清。不但上海的临时中央做了辟谣，毛泽东也在江西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三〇六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时移境迁，一九六七年，红卫兵查到刊有这则启事的报纸寄给江青，从此周恩来就不得不为此事一再做出解释。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进手术室之前，还再度在有关材料上签字以示清白。在另一种情形下，发现了历史问题也可以不追究。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对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评论说：“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二七五、三三〇、三三一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二、冯达
以著名革命作家的身份被绑架后，失去自由的丁玲没有受酷刑或被处决，在较好的物质条件下，她还写了《松子》《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小说发表，一些政府要人也常去拉拢她。一九三〇年代的南京，政治关系复杂，特务又制造了很多有关丁玲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丁玲“转向”也就不是偶然的。一向爱护她的鲁迅也在信中说道：“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回到革命队伍后，丁玲的历史问题一波三折。指控她在南京自首的证据，一是她给国民党写一份“自首书”，二是她在被囚期间与冯达有过一个孩子。
所谓“自首书”，是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丁玲在南京写过的那张纸条。一九五八年在给丁玲的历史问题定性时，这张纸条是最重要的证据；一九八〇年代为她平反时，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也专门指出：这是“为了对付敌人”，其中“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或向敌人自首的言词”。丁玲自己认为：“我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我写给国民党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是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四四页）
冯达是中宣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的通讯员，在胡也频死后，“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丁玲对他的感觉是“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九页）。
丁玲与冯达同居后不久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冯达回来时发现他们的住处已被盯上，他们约定第二天十二点钟以前回家，届时如有一人未回，另一人就立即离家，并通知组织。第二天十一点半，丁玲回家时发现冯达未归，就清理东西准备走，刚好此时历来从容不迫的老革命潘梓年来了。“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于是两人都被冲进来的特务捕获。几分钟后，特务把冯达带进来，此后又一直让冯达陪着丁玲，试图劝说丁玲。丁玲认为冯达是叛徒，但冯达却反复声称他是在无知中犯了罪：“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联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的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中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三一～三二页）
冯达没有讲出其他同志的地址，也没有自首书之类；他身体较差，性格也不坚强。“只是赌咒、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三一页）丁玲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不能原谅他。只是两人始终被关在一起，无法完全决裂。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间遭受某些人的指责和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四七～四八页）
冯达病重后很想回广东老家，却又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丁玲独自受困。他始终尽力帮助丁玲恢复自由。他们有过三年患难相依的日子，当丁玲接上组织关系找到“家”后，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冯达。对于这个患有三期肺病的丈夫，丁玲没有任何留恋。他们最后一次联系是：“1938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道他后来是什么下场呢？”（《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一〇四页）对有过政治失足，但不想做亡国奴的前夫，丁玲是冷漠无情的。即使如此，她和冯达的关系一直是她政治上的严重负担。对丁玲这个坚强的革命作家，“叛徒”冯达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对于冯达这个“叛徒”，丁玲却不能与他有丝毫瓜葛：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丁玲获得平反后，陆定一、周扬、张光年等人仍然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除了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外，这里还有一个只属于女革命者的问题。作为一种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宏观理论，革命话语原本缺乏有关日常生活问题的解答和规范，它原则上重视女性的作用，但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女革命者的特殊性。从“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到“不爱红装爱武装”，革命话语对外有阶级之分，对内有路线之别，却极少甚至没有注意到革命者有性别之分，承认女革命者的性征问题。因为丁玲是个作家，因为丁玲有过与冯达这个政治上的敌人同居的经验，所以她能在《三八节有感》中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比如结婚和生育，这是女性无法回避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而且，“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女性的烦恼和苦闷部分地与延安的等级制有关。它意在重组权力结构和革命，没有重组男女关系，女人的身份依附于丈夫的地位，孩子的处境取决于父亲的权势。更重要的是，女性无法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恰当位置和恰当地位。当女性基于自身的性征对组织化的男性进行抵抗时，她们被认为缺乏纪律性；当女性被迫服从组织化的男性时，她们被认为是“回家的娜拉”。革命压倒一切，要女革命者完全不考虑婚嫁、生育是不可能的，女革命者有只属于她们的痛苦。正如崔卫平提问的，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过：“在如此激烈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如此的方式深刻触及个人时，一个从新思潮走出来的妇女所随的巨大压力！她们如何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如何坚持早年将她们解放出来的社会理想？如何面对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的自己的身份与工作，而原来他们都平等的革命队伍的同志？如何对待婆媳、姑嫂、妯娌等等复杂的关系？如何对待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她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呢？婚姻不如意或者出现问题怎么办？……”“没有一本书告诉她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一本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没有一本《女共产党员的修养》。”（崔卫平：《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李南央等《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然而，即使刘少奇写一本《女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吗？也许还是丁玲说得好：“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那么，这同什么有关呢？至少与权力有关。一九四六年，诗人郭小川的妻子杜惠在赤峰附近搞土改，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高岗来了，在土改工作团的会上，杜惠发了言，因此被高岗认识了。然后高岗的秘书马洪通知杜惠去为高抄写文件。大概是第三天早上，“高还在炕上躺着，我照便在门旁一张桌上抄文件，外屋还有警卫员，高就叫我：‘来，我跟你说点儿事。’我过去站在他面前，他突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拉住我的手不放说：‘我明天就回东北局了，我想把你调到我身边，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我对他的举动很恶心，就说：‘我不愿意。’高不放开我的手，又说：‘我很喜欢你。’我说：‘我的爱人郭小川还在前方打仗，我不能跟你去，’就使劲把手抽了回来。……听说，第二天高走时带走了别的女青年”（杜惠：《忆小川二三事》，郭小林编《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纪念文集》，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丈夫在前方打仗，高级领导人在后方骚扰妻子，这是什么行为？其实，高岗不是最坏的，因为他至少没有动用其巨大的权力和组织的权威压迫杜惠，也没有打击或迫害郭小川。
三、贞贞
丁玲的小说常以实际经历和真实人物为基础。比如第一篇小说《梦珂》有她自己的影子，《韦护》写的是她熟悉的瞿秋白和王剑虹，《母亲》写的是她自己的家族等等。
一九四二年，丁玲写了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主角贞贞一年多前在日军进攻霞村的时候逃走不及而被强暴，但此后她非但没有自我了断，反而混入日军阵中，甘操贱业。当“我”到了霞村之后，贞贞也回来了，受到的是包括父母亲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乡人的极端鄙视。“我”和贞贞进一步接触，了解到贞贞并非自甘堕落，而是领有游击队布置的刺探日军情报的使命。为革命牺牲肉体，贞贞本应受到尊敬，但乡民昧于实情，更兼风俗保守，自然容不下她。这个故事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贞贞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准备先去××治病，再找学校学习，继续为革命工作。
有理由判断丁玲是借贞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贞贞回来的第二天，“我”出去散步，第一次听到一家杂货铺老板“挤着那双小眼睛，有趣地低声”传说有关贞贞的事：“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疑点在于：“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了出来。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到他又眯着那双小眼睛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影。”“我”此时并不了解贞贞为革命出卖肉体的真相，即使厌恶杂货铺老板的这种阴暗心态，似乎也不会出现“同他吵”的念头；而且“我”在霞村的身份是从政治部下来休养的干部，杂货老板怎么敢“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影”？显然，这是丁玲的心理投射：她与冯达生过孩子而受到严厉审查一事，是她塑造贞贞这一人物的内在诱因。
不过，《我在霞村的时候》绝非仅仅谴责乡民愚昧保守的心理，丁玲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与性的困惑。在道德上，女性身体既作为孕育生命的神圣之所受到膜拜、作为欲望享受之源受到期待，也被视为藏污纳垢的不洁表征和伦常礼教的劲敌而受到谴责。对其膜拜是巫术的、艺术的，对其期待是个人的、私下的，独有谴责是可以公开的、伦理的。不但男性社会是如此，女性也是这样：“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贞贞在霞村是不可能得到理解和认同的。在政治上，女人一方面是红颜祸水，误国害民，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性为工具操控敌人，为国立功。在日军蹂躏贞贞身体的同时，游击队也利用贞贞的身体获取情报。正因为女性身体既美好诱人又异常危险，男性社会才对之既肆意使用又严加防范，以至于连贞贞自己也甘受对自己的肉体忽视与摧残。丁玲于此提出的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以“解放”为动员的革命中是否能获得解决？女性的遭遇能否通过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民族独立而有所改变？
丁玲与贞贞仍有很大差别：丁玲是因为身体与情感的需要而被迫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丈夫”同居，贞贞是为抗日而与日本人“睡”，不过无论是底层愚昧的民众还是一些高级官员，对与敌人有过性行为的女性都不能原谅。革命者改天换地抛弃一切旧伦理，但仍然持有严格的“贞节观”：性行为只能在革命内部施行。一九五八年对丁玲进行再批判的时候，有论者说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与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丁玲是在把一个日本侵略者的随营妓女当作女神一般来美化。
四、“客人”
丁玲被捕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与她接触了三次，目的是要软化她，使她的笔为国民党服务。第一次是来看她，建议她写文章、写剧本。“他说他有一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第二次是用汽车请她到办公室，再提写剧本的事。第三次是把他自己写的剧本送来给丁玲看看，“或者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六四页）。剧本演出时，还送来入场券。
丁玲在获得自由之前，中统头子徐恩曾约她谈话：
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我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一〇二页）
这些政府大员都想把丁玲这样的作家收为党用，但他们可以抓捕和控制丁玲，却没有胆量、能力和方法直接规定丁玲写什么和怎么写，也无法直接要求丁玲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宣传国民党的教义、歌颂蒋介石。同时，国民党也不敢杀她，就像叛徒顾顺章说的：“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的一些作家名人也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四〇页）总之，逮捕丁玲成了他们的麻烦：既无法改造丁玲，又不能一杀了事，还得顾忌国内外舆论，他们只能“招待”这样一个抓来的“客人”。
政治需要文艺的赞助，权力压迫和经济诱惑是达到赞助的两种基本手段。然而，知识分子仍有自己的选择，很多作家不拿国民党的钱却愿意接受革命的组织提供的一切待遇就是一例。不过，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不是由金钱来导向的。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就当时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做法指出：“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零涕，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置，坐在这种特别座位里，心里就想：不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所以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子，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傅鹰：《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傅鹰大胆说出了知识分子的真实需要，也对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不满足于做一个“客人”的一九五七年春，他没有料到，数月后知识分子连“客人”也做不成了——他们成了“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因此需要不停“打屁股”的对象。
五、冷暖
严峻的政治生活使丁玲对温暖、热情有特殊的敏感。一九三六年在西安，她见到史沫特莱：“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我。……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就在她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是不怕冷酷的，却经不起温暖。我许久不易流出来的眼泪，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一〇九～一一〇页）
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国民党曾把丁玲囚禁在寒冷的莫干山。“我整天坐在这初冬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万物皆自由，唯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高的山上，像希腊神话那些受罪的神。”（《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四七页）加入到革命家庭后，因为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还是难得原谅：
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人的冰冷的莫干山上的世界呢？”（《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四九页）
应该说，就丁玲在南京的生活状况和国民党对她的处置来说，她受到的审查不能说是很严厉的，这是因为对她的审查是整风前由中央组织部陈云等人主持的。整风审干期间，身世经历中有一点疑问，甚至没有一点疑问的人也会被打成特务。廖汉生中将回忆：“一次，我参加支部审查一个姓董的干部，他讲述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时说到某年12月在杭州西湖里划船。主持审干的同志是北方人，听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呵斥道：‘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12月还划船。12月冰都好厚了，你划什么船？这就是假编的！’”（《廖汉生回忆录》，第二六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个北方的干部不知道十二月的西湖可能还没有结冰，他只以个人的经验判断一个干部的历史。如果丁玲撞到这样的审查者，她当然只能感到冰冷。
这不只是能否与人为善的问题。革命需要发掘人性中的敌意而制胜。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讲人情、论私谊的“反自由主义”。据谢觉哉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的日记，老革命曾三当时就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的，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倾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谢觉哉日记》上卷，第二八四～二八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老革命尚有此感，何况是敏感的作家？一九四〇年，丁玲在小说《在医院中》中描述陆萍感到的“冷酷”：“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洞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丁玲文集》第三卷，第二四四～二四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窑洞当然是“幽暗的”，其“半透明”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有夕阳，而象征意义或许是在一个没有属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世界，包括身体和性之类都不再是独立于组织之外的隐私。
国民党之“冷酷”是因为它是敌人，但回到自己的“家”里，为什么还没有温暖的感觉？整风之前，丁玲可以在小说中借陆萍之口提出质疑：“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干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也缺少这样的爱。”但当时的形势对丁玲要求的“爱”毫无兴趣。整风期间，廖汉生中将在延安说：“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廖汉生回忆录》，第二六四页）原不认为你是“家”里人，你还要到哪里去要爱？一九五五年刘白羽批判说：“丁玲到了延安，党和人民给予丁玲以热忱的欢迎。……丁玲不是爱讲究温暖吗？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温暖吗？”（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于是，丁玲不得不为贞贞、陆萍们要温暖一事而反复检讨直至打入寒冷的北大荒。
丁玲是好的，至少在她受到批判时她的亲友没有起来斗争她。“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个成员陈企霞，是在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的揭发批判后而精神而崩溃。另外，罗隆基的绝望主要源于三位亲友的揭发：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反右”中曾一度抗争的章乃器，因其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的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而受到致命一击。在历次运动和斗争中，亲友互噬、自咬自噬的现象并非个别。
六、舆论
一九三五年丁玲被捕后，众多报纸作了同情的报道，妇女界、文化界都发出严正抗议，知名人士联名发电，还成立了一个“文化界丁潘营救会”。以至于国民党特务也对这些“社会舆论”有所顾忌，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过丁玲。在南京，除开始时搞了一下神经战外，国民党对她所做的是派人劝降，包括张道藩这样的大官、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和姚蓬子这样“转向”的文人朋友。鉴于她的影响和舆论的力量，国民党不怎么敢迫害她，她可以毫不认账地开罪张道藩这样的人，硬是不给国民党面子。开始是住旅馆，日用品一应俱全。在写了一张“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的纸条后，国民党对她只是软禁：在莫干山住小洋房，在南京住的也是比较大的民房，为软化她，还把她的母亲接到南京。一九三五年冬天发伤寒病时，“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地交了两百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离一个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七九页）。
但舆论不是永远有力量。掌管舆论工具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是批判丁玲的主要领导人，文艺界、舆论界的任务当然要无条件的配合：
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九月，作家协会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协再次开会批判丁玲，几乎文艺界所有知名人士都上台发言或发表文章。二十五日大会，“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前台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作答。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因为丁玲是女人，全国妇联也不甘落后，紧接着也召开批丁大会。
一九五八年发配北大荒后，除了偶尔会得到一些同情、关心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团体或个人公开为之鸣不平。像郑振铎、曹靖华这样的好友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像玛拉沁夫这样的学生也积极批丁玲；甚至她的孩子也要与她划清界限。北大荒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丁玲所能承受的程度。“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面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二六六页）她刚把烟拿出，一些的姑娘们就叱责道：“什么东西！不能抽烟！”她想午睡，还没有倒下身去，就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二五九～二六〇页）总之，“对于从京城官场、文坛全身而退的丁玲来说，没有一个从容做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抬头平视的人性感觉，情感交往上的枯竭比起物资条件的困苦还更可怕，更使人的情感演变成那种卑微的易碎品”（《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三七页）。
国民党礼遇丁玲的原因之一，是名作家的声望。革命者似乎也认可这一点。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有一段话：“据一般内战时代国民党对付被捕共产党员的情形，则丁玲同志被捕后的经过，许多地方是值得严重怀疑的，但是估计到丁玲同志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党外活动的女作家）及当时上海文化界的营救运动，丁玲同志未被杀戮，而国民党也没有多方逼她自首，反给她优待和最后任她离开南京，这种特殊情形也是可能的。”一九四九年后，丁玲已没有独立于组织之外的社会地位，而“舆论”云云是可以调控的，所以“反右”时对这一切已无须顾忌。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团时欢快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发展。”（《文人毛泽东》，第四三五页）
七、粗野
当丁玲在延安因为和冯达的关系受到指责和辱骂时，一些领导人是谅解的：
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的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默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四九页）
白区的情报工作风险很大，但这里没有战阵厮杀，他的工作成绩也不是扩大地盘、分获浮财。这很容易引起相信靠武力打天下的根据地将士们的不满。因为要搞统战和获取情报，就要与国民党及各种上层人士打交道，情报人员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潘汉年还见过汪精卫，所以政审起来就比较麻烦；加上情报人员要经常出入公馆、酒吧、舞会、公园之类的场合，衣服要整齐，谈吐要文雅，要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在根据地就完全相反，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发现：“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解开衣服在捉虱子。……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虱子越多，革命的资格就越老！’”（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二〇六页，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凡此种种，白区地下工作者和根据地战士之间就自然产生思想情感上的差异，进而演变为农村与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比如刮胡子。战阵厮杀的人不会经常刮胡子，而主要在城市社会中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却不能整天胡子拉碴。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嘲讽地说：“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他们的臭气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第一〇五、一二二页，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当然，毛泽东也只是说说而已。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自己也是刮胡子的。不会一天刮三次，但三天刮一次总是有的。事实上，尽管历次运动中，白区干部因其“资产阶级样子”挨整最多，但已经进城的红区干部也日益“资产阶级化”了。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下决心：“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大跃进亲历记》下卷，第一〇六页）
但没有人喜欢“粗野”，包括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喜欢去的地方如杭州、长沙、上海、武汉、广州，都是富贵温柔之乡。著名的西湖刘庄，更是他经常下榻之所。“毛主席在刘庄的住所，建在伸入西湖的半岛上，三面环湖，风景秀丽，建筑是中国式的园林别墅，高大方正，坐落在高大古木和花草丛中，虽盛夏亦不觉炎热。”（吴冷西：《十年论战》，第五六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李新等人应吴玉章之邀到西湖游览。“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账，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享受特权者要打破特权实非易事。如果说‘浮夸风’、‘共产风’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而受了欺骗，那么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一方面三令五申反对修建楼堂馆所，一方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级馆所，不但未受罚，反而升了官，这便是楼堂馆所以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第一〇二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