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同样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汇集，它使当代中国文化变得混杂丰富却又奇妙无比。……中国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失去创造功能，"一体化"的社会秩序处于变动状况。经济过热发展激化了隐藏的文化矛盾，市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处在三元分离的状况。市民社会奉行经济实力主义原则，并且代表了一种有生机蓬勃的社会力量，中国长期以来确立的那些价值准则和社会秩序都处在激烈的变动和摇摆中。因而社会的信仰、价值和符号体系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混杂错位：例如，在名∕实，动机∕效果，真实∕虚假，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进步∕守旧，左∕右……等等。这些对立项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总是相互颠倒，……其运作方式总是发生动机与效果的倒错，错位的文明情境洋溢着无边的荒诞与诗意。所有这些都并存于这个时代，使中国社会的现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奇观性。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1页。
世纪之交的文化错位也给诗歌带来了"错位"。当今诗歌创作错综复杂，风姿各异，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有一种风尚则格外突出，那就是"民间化"风潮。这一次民间风潮与20世纪50~60年代不同，它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而是自下而上地拱起，是一拨处于劣势的诗作者为了取得"话语权"而掀起的一次技术性风潮。从他们的炒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看，他们的书写追求的确是"民间"
的（其思想则自然又有现代的），我们不可全盘抹杀它的追求与努力，但的确也难以给它以多少正面的评价。它的民间化追求是技术性的，很大程度上又是炒作性的，因而对于真正的民间则又是颠覆性的，是真正民间的双重变调：内容上，它摈弃了健康与纯净；形式上，则又将民间的朴直与单纯推向了极致。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检讨。
其一，指鹿为马：非诗化的喧闹。
任何话语都不能说过了头。否则，就只能是地道的伪话语和伪结论。
我在这里谈论的是自己的一己窥见，极有可能被说过了头。那它就是典型的伪话语和伪结论。但有一点是真的：它的确是我的眼睛所见，头脑所思。这一点不伪。
近来，对于诗我常有一种《皇帝的新装》中皇帝和大臣们的感觉：明明不是诗的一些文字，却被一些人高声赞美为"好诗"，绝对的"好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因为诗坛子上被炒得烫手的好诗，我却觉得根本不是诗。
这使我想起第一次读李亚伟的《中文系》，它的立意那么高远，现实的针对性那么强，细节的捕捉也那么"酷逼"，惟一的遗憾就是命名的不当--如果它不被命名为诗，那该多好！读罢这首"诗"，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指鹿为马。这些年来，引领诗坛时尚的一拨人，热衷于解构文化，回到"前文化"。如果在前文化里，我们不仅不能指责赵高强奸民意，而且应该高扬其命名时所显示出的可贵的创新精神。因为这是在前文化语境里极其难得的原创性命名。
但是，在文化的语境里则又成了另一番情景：无可置疑的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最大的受害者，是回避无门的受众者。比如，秦二世。当赵高周围的人--也是他周围的人，因为把鹿认作鹿的人都被赵氏赶出了朝廷--都把眼前的东西叫做"马"时，他傻眼了，于是怀疑自己的神经出现了问题（就像现在的我），不久也就真的被赵高送进了"看守所"。庆幸的是，我毕竟不同于二世，因为我可以不看。但诗坛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它必须面对。
令人苦恼的是，我最近看到满街奔跑的都是那种被认作马的鹿。然而，"新生代"，"民间写作"，"下半身"……一批批鹿方阵里钻出来的健将，却都硬是被其主人们互相指认为"具有独创意义的"一世难再的"经典好马"。没招，我有时不得不翻一翻中外马典，采用按图索骥的古老办法对号入座，所得感觉大体还是一些四脚的瘦鹿。
好了，比喻到此为止。最近人们说了，"诗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与比喻无涉。那就让我们直击诗歌现场，逼近语言纵深。
辫子应约来到工棚
他说："小保你有烟抽了？"
那盒烟也是偷来的
和棚顶上一把六四式手枪
小保在床上坐着
他的腿在干这件活儿逃跑时摔断了
小保想卖了那枪
然后上医院把自己的断腿接上
辫子坚决不让
"小保，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小保哭了
越哭越凶："看我可怜的！"
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
辫子也哭了，
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
辫子决定帮助小保卖枪
经他介绍把枪卖给了一个姓董的。
--伊沙《中国底层》
上面所引一段文字直来直去，确实没有比喻或其他修辞，一切被剥离得干干净净，显示出少有的直率与干练。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冬天的夜晚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说瞎话"（北方民间将讲故事叫"说瞎话"。因为这种"民间言说"多发生在漆黑的夜晚，所以有此命名）。九叶诗人辛笛在一首诗中说："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都是病，不是风景！"我这里套用一下："蚂蚁盘踞在诗人的脑壳里，一坨压着一坨的方块文字……那不是瞎话，是伊沙的诗！"
诗都写成这样了，还怎能博得人们的尊重？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有人说它是诗，而且是好得不得了的上乘好诗。伊沙自己对他的这个名为《中国底层》的东西也很自负，并目之为代表作："除了《饿死诗人》、《结结巴巴》、《车过黄河》，我似乎缺一首公认的"第四首"，《中国底层》是我的自爱，里面包藏着我进一步改造自己诗歌质地的努力"。
叫人佩服的是，引领"潮流"的人们大抵都总是那么自信，所以，伊沙接着说："当别人有了用艺术家来反对知识分子的意识时，我已开始反对艺术家，我要的就是中国底层的那种质地。"伊沙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下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又是一副拓荒者的形象！这就是伊沙们的自信。当人们认定他们的东西不是诗时，他们就会极为不屑地告诉你："我们已超越了诗"。有谁反对"超越"？反对"超越"就是自寻绝路，最低也是迟钝、保守。然而，事情总是充满悖论，迟钝的人有时最好较真，他们要问："超越了鸟的东西还能叫做鸟吗？"
抑或，"超越了男人或女人的动物还能叫做人吗？"
就一般意义来说，"超越"就是此物已越过了"此在之物"，亦即此物已不再是此物（或此地已不再是此地）。如果是形态的超越，它所体现的主要是量变；如果是性质的超越，它所体现的只能是质变。质变就是变种。已经变种的东西就不是原来的东西。比如，鸟如果超越了鸟，就不再是鸟；诗如果超越了诗就不再是诗。它们可能是别的更好的东西。
在谈论《中国底层》时，伊沙给我们开了张"中国底层的那种质地"的支票。
我不知道"中国底层的那种质地"是什么，但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中国底层》到底是哪一门子的诗。意味寡淡，结构松散，语言苍白，缺乏灵性，没有起码的诗性言说与最低的诗意保障，除了干瘪的语码的线性排列一无所有，难道这真的就可以用诗来进行命名？难道诗现而今真的已堕落（或升华）为没有任何价值标识的语码编织？我丝毫不怀疑伊沙对"中国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诚意（我也一样同情"中国底层"），我也愿意相信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不同于他在《饿死诗人》中所抨击的"城市最伟大的懒汉"对于麦子的歌颂。但关怀是一回事，诗是另一回事。如果用以"关怀"的言说都被指认为"诗"，那么，我们何必还要尊称写了《饿死诗人》的作者为诗人呢？
这一节我们之所以请伊沙当主角来对当今诗坛进行讨论，是因为有一拨人认为他是近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了解了他也就了解了中国诗坛。他自己也认为："十年来，中国的诗歌因为有我而没有沦为土鳖一只。"很明显，是他拯救了中国诗歌。正因为如此，言说当下诗歌他必须在场；同时，也正因为他以这种方式在场，使我们看清了当下诗坛子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其二，轻薄为文：庸众体验的重复书写"进入九十年代，诗坛上"个人化"写作的势头愈加明显，诗人们试图书写个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宣示本真的自我，拷问假面具下的自我，公共的背景不再完全构成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个体的差异进一步突显出来。"吴思敬：《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见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个人化写作"是当下诗坛的一大特点。世纪之交的这个极端个人化的时代，为中国新诗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宽松自由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诗人大有可为。此时，诗歌的重心已由英雄传奇、史诗阅历、流血争斗或灵魂拯救，转变为挖掘与表现隐藏于日常生活流程中的个人世俗化体验。这种转变，虽然有跌进"自己的灵魂"而游移于时代之外的危险，但它把诗歌的主观灵动性突出到诗歌创造的中心地位，则又表现出了难得的对于诗人个体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的倚重。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诗歌美学观念的迁徙。诗坛高扬"个人化"的大旗，坚信诗必由己出，"诗人依托的是个人的实在，由此他感到实在和自信"（于坚语）。这样，诗真的找回了自我，为其自身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值得为之一呼。
问题是我们又高兴得太早了。那些坚实的个体劳动的身影并未得到突现，赫然地摆在诗案子上的是坚挺的荷尔蒙和肉乎乎的下半身。这些被书写的个体生命体验一概地拒绝理性、拒绝社会、拒绝文化，拒绝"上半身"。
它们本来绝对的没有意义，但它们是绝对的隐私。然而，当这种绝对的隐私被无休止地拿来反复地叙述与拼贴时，则又变成了地道的庸众体验的重复书写。
诗歌在进入"个人化写作"的同时，也进入了"俗化写作"。"俗化写作热衷于日常经验的描述，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中，开掘隐蔽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看来，世界万物无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分，现象也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真实地描述出现象，也就抵达了本质。……因而这类诗歌的写作更强调诗人的内在的素质，即他活到一个什么份上，他的艺术观念便在一个什么层次上。"吴思敬：《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见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然而那些荷尔蒙过剩的写家们根本不会予以理会，他们关注的只是"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2000年6月，"下半身"成立。"因为年轻，因为荷尔蒙，因为力比多，他们动作凶猛，大有颠覆一切，并在"70年代"诗人中重新洗牌的嚣张气焰"马策：《诗歌之死》，见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第516页。。
因为"下半身"团体的集结，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俗化写作"
热潮，便没有商量地被推到了难以回头的峰巅，成为被灼焦的又糊又腥的"形而下"肉饼。这是世纪之交诗坛上一道刺眼的、破败的风景。
"下半身"的鼻祖是新生代。李亚伟、于坚、韩东、杨黎、翟永明、唐亚平等人是其祖师爷；中间是"民间写作"。这是一个模糊的命名，它源于1999年的所谓"盘峰论战"--由程光炜、王家新、西川、臧棣、唐晓渡、陈超、孙文波等领衔的"知识分子写作"与由于坚、伊沙、徐江、沈奇、杨克等领衔的"民间写作"的两军对决。其中"民间写作"的成员基本上是新生代诗人的延续与扩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下半身"是新生代内在气质的自然延伸。只是它已扯掉了遮羞布，在粗俗化上行走的更远。
"下半身"与新生代、"民间写作"联结的脐带是伊沙，粘和济是荷尔蒙--用"大学讲师"伊沙的话说，就是"鸡巴"。这位自称"十年来，中国的诗歌因为有我而没有沦为土鳖一只"的诗坛救世主、"大学讲师"和"学士"（均为伊沙语），最津津乐道的是"鸡巴"，每当赞赏他人的诗才或与人争辩时，便情不自禁地拿出来炫示。此处试举几具（这里不得已举例，请勿模仿。否则，后果自负）：
"把诗当学问做的办法可能适用于一些没长鸡巴的庸才，但不适合天才的李亚伟。"伊沙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上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评李亚伟的诗《我站着的时候》。）"我理解对下半身的强调本质是在强调鸡巴。"马策：《诗歌之死》，见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阐释"下半身"。）"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见常文昌主编、郭旭辉选编《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与"知识分子写作"论争时。此处关键词省略。）
够了，再摘引就成为露阴癖了。
凡此等等，昭示出伊沙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男人。正因为他有如此独到的嗜好和如此独到的体味，"下半身"才沙里淘金，把他抬出来当旗，并从他那里得到启迪。关于"下半身"写作，其"创始人"沈浩波和朵渔都主张从伊沙开始。
他们认为，"真正具备自觉的先锋精神"的诗人是伊沙和余怒（沈浩波语），"伊沙的方向，可能预示了未来几年的诗歌方向：不再为"经典"而写作，而是一种充满快感的写作，一种从肉体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朵渔语）
他们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下半身》创刊号，2000年7月。。他们玩"身体艺术"。他们运用这一伎俩，拼凑了许多黄段子式的语码。如《和日本妞亲热》（伊沙）、《未来的人》（马非）、《朋友妻》、《挂牌女郎》（沈浩波）、《挑逗》、《情人》、《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尹丽川）、《干和搞》、《我的下半身》、《压死在床上》（南人）、《青年寡妇之歌》（巫昂）、《野榛果》（朵渔），等等。
他们这样极端的作为，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哗众取宠，并在哗众取宠中抢夺冲锋的制高点，以取得话语的主导权，摆脱边缘化的处境。这一点在"盘峰诗会"上，与"知识分子"的论战表现得非常清楚。他们只是把诗坛当作争名夺利的名利场。朵渔说得很明确："如果能够让人们谈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朵渔：《是干，而不是搞》，《诗江湖》创刊号，2001年。。他们的策略是：我把话说得不堪入耳（入目），逼着你表态，你一表态就是替我做广告。
同时，我自己并雇人来自吹。这样，一正一反，一左一右，来上几个回合，名声就上去了。这是新生代惯用的老技法，确实能够取得"辉煌"战绩。
正是因为他们以强力的造势挺进了诗坛，以高分贝的鼓噪控制了诗歌的"音乐广场"，以令人炫目的夸张色彩遮盖了银幕，所以，真正美妙的声音和真正美丽的色彩反被遮蔽，未能进入听众（观众）的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