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 新闻从业者：专业主义考量
一直以来，中国新闻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水准总是遭到质疑和批评：新闻业受意识形态钳制太多、专业规范训练不足、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让人怀疑、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但是，在对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们的专业主义表现使得中国新闻界的不良形象在国内民众心目中获得改善，西方新闻媒体也罕见地公开盛赞中国同行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
那么，在这次震灾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得以极力呈现的推动力是什么呢？作为新闻信息“把关人”的新闻从业者，他们传播新闻信息的行为和对专业身份的认同不仅仅受到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同时也摆脱不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组织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在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背后推动力时，要把它放入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考察，本节将从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来分析这次地震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得以呈现的背后推动力。
一、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刊的解体和媒介商业化的泛滥，新闻专业主义兴起。
职业社会学用“专业技能、自治、承诺、责任”这四个准则来定义专业行为，其特征便是展现高超的智能、不受外界干预、利他主义以及伦理行为。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Harold Wilensky认为职业专业化一般有以下步骤：“以这个职业为全时工作；建立专门的训练学校；建立专业协会；其代表人物具有政治动员的力量为行业赢得自律的法律保障；专业协会建立自律的行为准则。”【18】由此，我们可从媒介职业化和独立报刊的产生、新闻教育的兴办、媒介职业准则和新闻自律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来探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轨迹。
1.媒介职业化和独立报刊的产生
专业主义的基础是首先要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或行业，而新闻媒介的职业化可以追溯到便士报的产生。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了第一份成功的大众化报纸《纽约太阳报》，与1835年贝内特创办的《纽约先驱报》以及格里利于1851年创办的《纽约论坛报》并称为19世纪中期美国的三大便士报。便士报的产生促使了政党报刊的解体，它们在政治立场上标榜“超党派的独立报纸”；在报道内容上由言论转向新闻，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功能；在经营管理上，低价格、高发行、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是便士报的主要特征，市场模式的运用使它们彻底摆脱了以往报刊对政党津贴的依赖，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19世纪70年代以后独立报刊正式兴起，新闻业的受众由精英分子转向社会大众，“公共服务”作为独立报刊的精神和观念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这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萌芽。
商业化独立报刊对市场模式的引入，使其形成对受众市场的依赖，导致它们在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产生了“煽情主义”的倾向。“从不择手段的相互攻讦到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泛滥，从漫无边际的谎言到煽动战争狂热”，【19】这些做法被学者们指责为“黄色新闻主义”。为抵制刺激性“黄色”软新闻的不良倾向，1896年阿道夫·奥茨接办《纽约时报》后，提出了“应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20】的办报宣言，把独立性贯穿于新闻报道之中，引导了以硬新闻为主的传统。该报对新闻专业模式的追求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
进入20世纪以后，报业市场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许多地方出现了“一城一报”的局面，垄断使得报业自由市场无以为继。公众认为，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却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为了应对报业中煽情主义、商业主义、政治不平衡与垄断倾向的广泛批评，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即哈钦斯委员会于1942年成立，194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论正式号召媒介专业化的形成。
2.新闻教育的兴办
媒介专业化需要职业人士拥有深奥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并且这些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1908年，密苏里大学建立了全美第一个新闻学院，至1920年，全美已有131所大学和学院设有新闻学院、新闻系、新闻专业或开设新闻学课程。”【21】普利策也通过兴办新闻教育来积极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晚年的他深感“煽情主义”对报业责任的背离，于是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资200万美元，用于建立新闻学院，意在通过新闻学院对新闻专门人才进行规范地培养和教育，促使新闻业走向专业化，并设立普利策新闻奖，帮助树立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感。自1870至1920年，是美国高等学校相继建立新闻教育的时期。此时，新闻实务训练是新闻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事新闻教育的教师几乎都来自于报刊，与此同时，新闻操作技巧的经验介绍，尤其是新闻实务的教科书也继之而起。这些都为新闻专业化的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媒介职业准则和新闻自律机制的建立
19世纪商业报刊兴盛使滥用新闻自由、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大众化报刊活动杰出代表格里利、普利策等分别提出过职业道德建设问题，进入20世纪后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守则和以新闻自律为主要使命的新闻职业团体相继出现。
19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主持制订了《记者守则》，在西方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强调新闻记者的第一责任是向公众报道正确的无偏见的事实，要求记者遵守正确和公正两个原则。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闻专业主义进入高峰时期，在1947年出版哈钦斯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新闻工作者恪守中立和客观的专业主义信条。除了用于自律的职业准则以外，新闻评议会也是新闻自律机制的主要构成元素。1946年10月，英国下议院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英国报业独占对新闻自由的影响。1949年6月，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报业总评会”，实行报业自律。1953年7月1日，英国报业评议会的成立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里程碑之一。20年后，即1973年7月，美国新闻评议会才成立。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22】
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二是客观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最初来源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该理论为确立、维护和发展新闻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认为新闻媒介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第四种权力”，媒介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和传播真理或真相并监督政府，而不是服务于某一利益团体。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基于保护意见发表者的自由，认为只要媒介拥有了自由，就理所当然会有媒介的良好服务。在新闻实践的实际发展过程当中，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职业道德出现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催生了社会责任理论，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发表是其诞生的标志。社会责任论深化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对其补充上了保护受众自由的部分，强调新闻自由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公众利益，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允许媒介运用自由来毁坏自由。这为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新闻专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于新闻客观性的坚定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客观性原则作为新闻业合法地位的保护性机制，包括五项准则：平衡、公正、不存偏见、准确、中立，它的存在是新闻职业准则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一开始，客观性原则只是一套针对新闻实践活动所确定的外在而僵化的规范，在新的复杂的社会变动中，渐渐转为内化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念，这也显示了新闻专业主义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学者陆晔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23】还有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简单地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24】
正由于客观性原则和新闻业的独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客观性和中立性就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显著特征。客观性即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新闻时，抛弃个人的任何偏见、情感和观点，这一特性是以客观新闻学理论为基础的，通过事实和意见分离的方式来求得报道事实的准确性和报道方式的冷静。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客观性可以提高报道的公信力，从而提高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地位。而中立性则要求“把关人”在做必不可少的选择时，必须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在报道争议问题时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三）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学者普遍认同，我国早期报刊的实践就已有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李金铨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25】
我国多年的新闻改革与实践，为新闻业遵循新闻规律、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假、大、空”，要求用事实说话。90年代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职业伦理道德、呼唤舆论监督；媒介市场化改革实施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介体制建立，“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的呼声四起。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形式和风格都趋向于新闻专业主义，如胡舒立和她的《中华工商时报》，秦朔和他的《南风窗》，还有受美国《60分钟》直接影响的《新闻调查》以及《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的高收视率，都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社会所青睐的明证。
不过在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
中国新闻媒体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和借鉴，并不是对西方媒体的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在西方社会，新闻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服务于既定体制的功能和保守趋向，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新闻媒介和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26】更多的是通过事实真相的鉴定，参与社会变革，呼吁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这种追求使得新闻从业者在传播信息时经常采用“揭秘新闻”的话语，这就与西方专业主义的客观和中立有了区别。
同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定是立足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正视党和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新闻媒体所实施的舆论监督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影响下进行的暴露和批评，在此基础上来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效。这种专业主义更强调参与、影响，因而给专业主义打上了中国烙印。
二、研究理论框架：“把关人”理论
（一）“把关人”理论及其衍变
“把关人”理论是传播学中有关传播者研究的重要理论。“把关人”作为一个传播的理论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1947年提出的，在他看来，把关人就是指具有让某一东西进出传播渠道之决定权的个人或团体，“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27】虽然当时卢因的有关渠道和把关人的研究是针对食物的购买和消费行为的，但他认为这一概念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具有相同特点的社会现象中，“这种情况不仅为食物渠道所有，而且新闻通过某一渠道在群体中流通，商品的流动和许多组织中个人的社会变动都存在类似情况”。【28】而真正把“把关人”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是著名传播学者怀特，他在1950年发表了《“把关人”：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他对于报纸编辑筛选电讯稿过程的研究验证了新闻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存在，并且发现“把关人”的主观意识对其稿件取舍的行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
卢因和怀特有关“把关”现象的研究是很类似的，他们都通过对把关行为的分析发现个人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判断是影响把关的重要因素，但他们始终都只是将把关人当做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考虑，过分强调“把关人”独立的权限，而忽略同“把关人”相联系的社会因素对把关活动的制约。
针对这一研究缺陷，后来的“把关人”研究将个人、组织和社会结合起来考察：麦克内利、巴斯等学者都对怀特单一的个体把关模式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认为对新闻信息进行把关的不仅仅是编辑，而是所有与新闻生产有关的人或组织，媒介内部存在着一系列把关环节，它们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互成系统的，这就意味着把关应该是一项组织性的活动；后来吉伯又把信源压力和新闻机构压力引入“把关”过程。这些都使得研究侧重点从个人向更广泛的社会因素移动，正是在这一方面，韦斯特利和麦克里恩将“把关人”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提出了一个关于“把关人”现象的社会控制研究模型，“与怀特只强调编辑个人的把关作用不同，他们提出，新闻选择是由一套事先制订好的规则和政策所决定的，而这些规则和政策则与新闻组织及其所处的社会系统有直接的关系”，【29】因此，传播过程中的把关行为可从个人、传播流程、组织、制度、社会等多个层次进行研究。而舒梅克也概括归纳出“关于‘把关人’研究的总体构想（个人、传播的日常仪式、组织、组织外的或其他部门、社会系统）”。【30】这些学者的成果都将“把关人”研究推入了更为广大的社会背景中。
（二）“把关人”理论与新闻专业主义背后推动力的研究
“把关人”理论研究的是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新闻生产行为，而这里的“把关人”可以是记者、编辑、新闻节目主持人等一切在采集、制作新闻信息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所有新闻从业者。他们在采集和制作新闻时采取的是何种态度、表现出何种行为都可以作为衡量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呈现的表征，于是，作为“把关人”的新闻从业者的信息传播行为表现就成为“把关人”理论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关系构建的联结点。
从“把关人”理论及其衍变可以看出，该理论对“把关人”新闻生产行为的研究不仅从微观角度研究其对具体传播过程的控制，而且还从宏观方面审视传播活动的潜在控制因素，即呈现出由个人控制模式向社会控制模式的理论演变状态。
中国学者黄旦在他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曾指出，“把关人”理论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开挑战：“把关人”的存在、“把关人”个体控制的高度主观以及社会控制因素的层层压力都使得新闻信息的传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专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消解。但是笔者认为，正是“把关人”理论中对各种控制因素的发现和分析为我们研究如何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思路和广阔的视角，要实现新闻媒介组织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化就必须考虑影响“把关人”的各种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合理可行的解决之道，才能真正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其实，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的绪论中也提到，正是“把关人”理论展现出了媒介组织和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间复杂关系，才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留下充足的空间和余地。
要实现新闻专业主义，即实现新闻专业化，一般有两个层面的过程，即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从个体层面来看，“新闻专业化表现在个体从业者或者经过正式的教育训练，或者经受工作环境的影响而“社会化”的过程”。【31】怀特对个体把关的发现引导我们去正视，在新闻专业主义践行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个人主观意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去发现新闻从业者专业意识的树立和内化对他们的专业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而从组织层面来看，就是要求建立起一套以“公共服务”信念为基础的配套组织机构和职业伦理规范及行为准则。“把关人”社会控制模式提出者都认为，“把关人”及其所在组织是置身于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他们的新闻生产行为本来就是在各种社会系统的制约中进行的。而那些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如信源、政府、广告、市场、利益集团、公众、同行等各种因素通常都是交织作用在媒介组织上的，媒介组织在其影响下制定和调整相应的制度、方针和规范，从而制约和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信息传播行为。
在这次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在寻找汶川地震中新闻专业主义呈现的背后推动力时，拟以“把关人”理论中对新闻从业者传播行为的研究由个人向社会层面扩展的这一思路为视角，不仅会考虑新闻从业者们主观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作用，还会分析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但限于篇幅且鉴于汶川地震个案中新闻从业者个体因素和政府因素的突出性，本节仅从新闻从业者个人专业意识和政府政治控制这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个人因素分析：汶川地震中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内化
（一）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内化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推动
无论是卢因还是怀特，他们在研究导致把关人作出某一决定的因素时，都发现和验证了个人的价值判断所起的决定作用。尽管这一发现在后来的与“把关人”相关的理论中被指出有失偏颇，认为只看到了个人在把关活动中的直接作用，却没有从社会系统上去考虑隐含于其中的其他制约因素。即使太过片面化，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要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保证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信息把关中坚持公正、客观、独立的原则，他们自身树立起专业意识是十分重要的。“1937年Rosten所做的华盛顿记者调查以及后来一些学者如Cohen、Breed的研究发现，具有专业意识的记者们的职业行为和自我形象与其他从业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经受职业环境的影响和压力后，相对于缺乏专业意识的记者来说他们更具有工作的自主性，更显自由精神。”【32】中国学者陈力丹在《内化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一文中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从业人员对其自身的控制。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33】
（二）汶川地震中新闻从业者接受专业主义的洗礼
这次大震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关于地震的大规模新闻报道实践却唤起了中国新闻从业者们专业意识的全面觉醒，并促进了他们专业精神和专业理念的内化。地震所带来的灾难是对人生命的直接冲击，在现场无论是血淋淋的震撼、奋不顾身的救援带来的感动，还是同行尽职尽责工作的感染，都激发了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意识、责任感与使命感。
新华记者李柯勇在他的采访手记中写道：
“……我想，生命本身就是宇宙间的奇迹，而对生命的关爱就是生命的意义。正是这种关爱，才让我们这种脆弱渺小的生物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具有超越自身的强大力量。
“在映秀四天，在几天几夜不合眼、为了抢救一个微弱的生命不惜流血流汗的搜救队员们身上，在强忍失去亲人的悲伤、奋力营救他人的人们身上，在李科那样面对死神、却从不放弃生的希望的幸存者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也正是这种力量，鼓舞我们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克服一切困难，观察、记录和传播了解到的一切。
“这是一个新闻素质的考场。我们最需要磨炼的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及时捕捉到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震区处处是新闻，凡是我们所见所闻，都可以报道。然而，写出真正给人留下长久印象、感人至深的报道，却不是轻易能够做得到的。从我几位同事的成功经验看，必须学会用人文关怀的视角去观察具体事实，这样才能够发现和体会新闻背后的内涵。一个记者的职责，是及时传播他眼前的新闻信息。但是一个真正有素质的记者，要时刻意识到，他今天的报道就是明天的历史，应当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去进行工作，应当经常自问：我现在写下的东西，在十年、几十年后的人们读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34】
像这样的采访手记还有很多，记者们在地震报道过程中所受到的震撼已经使他们将真正地从内心体会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深刻内涵，使得他们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专业身份认同都得到了升华：新闻从业者作为信息发布者和解释者，要尽可能真实、全面、公正、客观地观察、记录和传播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公共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新闻从业者的权利是公众赋予的，应树立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充满人文关怀地去与新闻事实、与公众接触，同时更要深刻理解媒介的社会功能，完成环境监测、守望社会、传承遗产的历史使命。
当然，这次的新闻报道还有许多失范表现，比如为了追求电视直播效果而干扰救援行动，一味追问获救人员特别是儿童的心理感受等，这样的例子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也受到了学界和媒体自身的质疑和反思。非专业主义行为的存在让我们警醒和意识到某些媒体的记者对灾情的报道、对灾民的采访还不懂得节制，新闻从业者在职业理念和职业准则内化方面还是不够的。
当然，在中国具体国情的背景下，汶川地震中的非专业主义行为的存在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这不仅仅是记者个人素养的问题。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业，这一历史原因使得许多新闻从业者惯性地认为采访权和报道权是自身掌握的权力，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公众所赋予的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中国的传媒机构逐步开始市场化，但是这样的转型使得媒体的思想准备不足，难以抵御商业主义对新闻业的侵蚀。目前，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业的基本职业规范了解还不够，新闻自律机制仍然不完善，这些都要求今后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培训不仅仅要进行实务技巧方面的训练，更应当注重专业意识的培养和内化，促使新闻从业者能在面临实际情况时瞬间作出新闻价值和人本价值之间正确的取舍。
但是无论是正面的收获还是反面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从业者都在这次报道工作中都得到了专业主义的洗礼和锤炼。
四、社会因素分析：汶川地震中政府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推动
（一）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府的政治控制
对“把关人”信息传播行为的研究是由个人单一控制模式向社会控制模式转变的。赖利夫妇1959年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与社会其他系统发生着联系。新闻专业主义希望新闻媒介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不受其他子系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新闻从业者的把关行为不仅仅取决于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同时也离不开他们与他们的组织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我们在讨论新闻专业主义实现的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影响新闻从业者信息把关行为表现的社会因素。
影响新闻信息把关活动的社会因素有很多，如信源因素、市场因素、政治因素、同行因素等。政府的政治控制是媒介生态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政府的作用力量与其他社会因素相比是较为明显的，因此，笔者在讨论这次事件中社会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推动作用时，主要是针对政治因素进行分析。
新闻报道不受政府影响，是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基本含义之一。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通过不同手段对新闻界施加压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责任论的主要原则就有一条：“在某些环境下，政府可能需要介入以捍卫公共利益。”【35】政府的政治控制既有限制性的，也有指导性和扶持性的。它通过“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对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36】等方式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服务。
（二）汶川地震中政治控制松动的表现
在中国，政府通过限制报道的数量、规模和内容等手段对媒体报道进行政治控制，尤其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政治——媒介组织——从业者之间单向度的影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觉受到抑制，媒体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领域成为一种惯性。
但是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震松”了政府对新闻报道的政治控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呈现。
在这次地震发生后，政府积极主动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布震灾信息，努力践行2008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人数、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37】
同时，在这次报道中，新闻准入门槛几乎降到最低，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官方媒体还是民间媒体，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媒体都纷纷派记者奔赴灾区进行采访报道。尤其在对国外媒体的开放程度上获得了国际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这次地震后中国允许国外媒体迅速进入灾区采访。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的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38】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次报道中题材禁区被打破，渐渐地多了很多对灾难现场的报道，传达了灾民们真实的声音，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等负面信息以及在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
以上现象都可以看出在汶川地震中传播控制者的开放心态，无论是从报道的规模上、数量上和内容上都体现出政府控制的松动，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呈现开创了新的制度环境。
（三）关于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实现问题的反思
新闻专业主义是以“公共服务”为信念的，它要求新闻从业者拥有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但是，“把关人”理论相关研究显示，新闻从业者受到政府力量的控制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新闻媒介组织不可能绝对地独立。根据希伯特的说法，“政府和新闻界的关系有四种类型，主要体现在政府作为限制、调节、促进、参与这四种力量对新闻界施加影响。”【39】要真正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与发展，需要政府多发挥积极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限制上。
经过多年来的政府体制改革，以及在“非典”、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南方雪灾等多次公共危机中所吸取的教训，中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控制开始有所松动。汶川地震中的传播控制者更是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实践中，不难看出政府政治控制在一定程度的放开，是有利于新闻专业主义呈现的：国内外众多新闻记者得以在地震发生后最快最及时地奔赴灾区，对于震灾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与信息公开制度的施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闻媒体业务壁垒的消失，使得各家媒体记者的专业身份认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新闻报道的自由度获得了空前的体现；题材禁区的打破，使得媒体记者得以向受众作出更为真实、全面、客观的报道。
诚然，适当的政治控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是能起到规范作用的，作为新闻调控者和管理者，为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相关信息的传播进行控制以及用行政命令或法规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过度的控制就会使得受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应有的实现，信息发布权的过度集中等将会制约和限制新闻专业主义的发挥。
在当今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要求强烈，他们对信息已由被动接受渐变到主动寻求，要求作为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公共信息资源能够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分享”。【40】新闻专业主义者认为公民有“知”的权利，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与政府的宗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政府应继续深化改革，彻底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对于舆论的影响应由过去的舆论控制方面转向舆论引导方面，正如《信息公开条例》所提倡的政府信息要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为发布准则，“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必须主动公开”。【41】只有积极构建宽松的媒介生态环境，才能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滋生的土壤，这样新闻媒体才能真正担负起“耳目喉舌”的重任，建构起传媒的公信力。
五、小结
笔者认为“把关人”理论中关于把关行为的研究模式，无论是个人控制模式还是社会控制模式，都可以为我们所研究甚至是为创造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语境提供一个视角。本文仅仅是从个人主观意识层面和政治环境层面来分析，还非常有限，新闻专业主义背后的推动力应当是影响“把关人”的包括个人、组织、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所组成的合力。“要使得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42】
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史来说，汶川地震报道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表现还仅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碎片化呈现，这次事件过后中国新闻界是否就可以对新闻专业主义实现的前景从此持乐观态度呢？这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汶川大地震促使了中国新闻从业者专业意识的觉醒和专业理念的内化，也使得政治控制获得一定程度的松动，这些都是新闻专业主义实现语境得到改善的表现。经过这次较为良好的媒体体验，迅速、公开的理念将会渗透到媒体工作者、政府部门和受众的意识中，及时、连续的报道方式也将成为媒体新闻报道的一种机制。当再面对相似的事件时，受众的容忍能力变低，社会对中国新闻界的期望值变高，正是这些不满的力量将作为外在的推动力，促成新闻界的进步，沉淀为媒体的新传统。媒体报道不可能再完全退回到以往的尴尬局面，这是汶川大地震留给中国新闻传播界的重要遗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