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盘石傲霜久——周恩来和夏衍的相交与相知沈祖安
一
“结交青松枝，砥行碧山石。”这是古人作为知己共勉的诗句，以松之坚韧、石之庄重来譬喻人的操守，颇为形象。用它来形容周恩来和夏衍之间的相交与相知，很是恰当。
夏衍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20岁东渡日本留学，21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23岁在日本参加研究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会”，24岁那年，在日本经孙中山先生当面指定，由李烈钧介绍，加人了中国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直属东京总支部委员兼组织部长。这个组织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导的，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和研究共产主义的进步的国民党人。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血腥清共。4月，东京总支部被捣毁；5月，夏衍遭通缉潜回祖国；6月，经在日本“民专”时期同学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夏衍入党前就知道周恩来的名字，入党后在从事文化工作前后也曾间接地受周恩来的领导，但正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艺、新闻和文化统战工作，是从1937年8月开始的。从此，他不仅把周恩来当作一生的引路人，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全部行止以周恩来为榜样。
1937年秋至1966年秋，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仅仅29年。但是这一头一尾的两个阶段，恰巧是近30年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无限忧虑的时刻。作为长期密切配合的上下级和肝胆相照的战友，他们之间，随着客观环境的曲折变化，面对沉浮与安危，更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二
夏衍入党后，最初编人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党小组长是钱杏邨（阿英），同组有孟超、戴平万等。他开始在曹家渡和杨树浦一带从事工运工作，用的是真名沈端先。虽然过去他也在一些进步报刊投过稿【19】，在日本就认识了郭沫若，回国后又先后结识了鲁迅、郁达夫和蒋光慈等，更早些时，他在《浙江潮》上的文章，还曾得到陈独秀的重视，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和他同一支部的党员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都已是作家。后来，经人介绍，主持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请夏衍翻译日本作家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此后又不断翻译了多部著作，从而参加了中国著作家协会。他翻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杜会主义》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当时，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又分管文化工作，经常在上海指导中央局的工作。他很重视文化统战工作，正在物色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他看了夏衍的一些翻译作品，又从李克农和潘汉年那里知道一些作者的情况，认为沈端先“可能是个条件较好的文化骨干”，指示潘汉年作进一步的了解。潘汉年找到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即康生），赵容虽是山东大汉，却圆滑机巧。他把夏衍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潘汉年，颇为世故地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的。”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调动夏衍。当时，不仅国共双方斗争激烈，党内也在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便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去了。
三
当时，上海文艺界——作为进步文化中心，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联系，革命文艺团体和个人之间，常有因不够了解而引发各种论战。
春天，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钱杏邨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这两篇文章，都点名批评了鲁迅。鲁迅接着发表了反驳文章，于是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同时，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也开展了论战。创造社的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批评了太阳社蒋光慈的作品；太阳社的钱杏邨又在《太阳月刊》上对李初梨进行反驳。冯乃超的文章中又批评了创造社的郁达夫和张资平，形成了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斗争和创造社内部的分裂，这是20年代末期进步文化界的不幸。但这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进步文化界的状况。当时那些作家绝大多数都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青年，稍有成就的就自视甚高，又因经历和阅历不足，难免浮躁，稍觉不合自己的要求，便尖锐地批评人，而对别人公开撰文中批评自己，就觉得伤了面子，立即反驳。在一些后来成为大家的代表人物，年轻时也常有这种鲁莽和任性。当然，这同中国革命总的形势和革命阵营内部不同的思想状况也是分不开的。更应指出的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也在上海，而党的最高层领导又在外地，因此多头领导的不同见解，造成多元的导向。更由于王明路线的掌权和失势，党内缺乏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因此有些目光短浅的领导在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排他性，加上敌人的文化特务从中混淆视听，所以常有混战，年轻的革命文艺家没有找准批评的对象，不少论争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也难以防范的。尤其是正直而勇敢的鲁迅，并不深知党内的路线矛盾，而与他最接近的瞿秋白和冯雪峰，都是先后在党内受排挤而又消息不灵的时候，所以不仅鲁迅在“孤军作战”，连周扬、夏衍等左翼文化的领导人，也未必深知当时党内斗争的复杂和微妙。
周恩来在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的某些裂痕，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周恩来原先并不分管文化，但因上海的党中央在连续出事后，文化口上的工作实际无人过问。面对众多文化健将以及多年形成的进步力量有溃散的倾向，他便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自建党以来，党中央深入抓文艺工作的开始。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指示；同时为加强文艺界各方人士的联合，还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李立三特意找鲁迅征求意见，鲁迅表示支持，并答允由他出面牵头筹办。接着，就是具体的人选问题了。
潘汉年和钱杏邨等推荐夏衍，在上海的鲁迅和在日本的郭沫若也间接向周恩来推举夏衍，于是夏衍便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夏衍于1930年和鲁迅、田汉、郁达夫等52人发起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接着又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当时潘汉年以中央文委书记的身份领导筹建（后由阳翰笙接替），夏衍是执行委员，同时担任文委的部分领导工作。他参加“左联”的领导，不仅因为他的才能，还因为他做事踏实，不好张扬，不露锋芒，所以各方面人士都能接受他。尤其是他始终没有参加上述的论争，与鲁迅、与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关系都不错，他的实际能力和客观条件，都具有调和鼎鼐的条件。由此，就决定了夏衍的大半生的命运——既是一位作家和编辑，又是党内在文化统战方面的重要负责人。
1929年冬天开始筹备“左联”，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20】从此，夏衍开始了他的专业文艺工作——包括从事编著戏剧、电影剧本和散文、理论的撰写，文艺报刊的编辑工作，以及文艺各个领域的组织领导和文化统战工作，开始了他的作家、评论家和文艺活动家的生涯。
四
1930年10月，周恩来和潘汉年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入中央苏区。离沪前，周恩来想到，必须为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杨度物色一个既可靠又能与之适当相处的联系人。研究结果，决定让夏衍来接替潘汉年。
杨度是早期留日的青年学者，曾以他的才华和学识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黄兴的赏识。但他后来仍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曾是当年劝袁世凯复辟登基的“六君子”之首，当过袁的秘书长。从20年代开始，他逐步看清自己走错了路，后来靠拢进步人士，并且为共产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929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当时，他表面上是杜月笙的清客，住在杜的一幢别墅里，实际上这幢房子成了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虽然从前夏衍也曾进入这幢房子，却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杨度；杨度也不知道他就是影剧界有名的“黄子布”和“蔡叔声”（夏衍当时的笔名）。自从接受任务，夏衍与杨度很快就熟悉了。杨度很尊敬这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向他坦诚地解剖了自己：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消除前嫌，很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要求公开参加革命斗争。
“端先兄，请你务必转告翔宇兄（周恩来的别名），让我到前方去，我不要优待，只求做点实际工作！”
夏衍理解杨度的心情，更领会中央的意图，婉转地劝告说：“皙子（杨度别字）先生，你的情况和一般党员不同，以您和各方面的关系及社会上的影响，您不公开地为党工作，对革命更有利。”
“可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还住在杜月笙的家里作寓公，党内同志和民众将怎样看我？时代在前进，人也要变，我希望人们忘掉我过去的那段经历。可是……”杨度真有点委屈。
“正因为您过去在北洋时代有那段经历，所以杜月笙对您敬如上宾。您就可以在他们圈子里了解到一般党员无法了解的东西。起到一般党员起不到的作用！”
“这是您的高见？”杨度有所触动地问。
“据我所知，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期望您的。”夏衍认真地答道。
“哦！”杨度眼睛一亮，微笑着不再争论了，“如果是翔宇兄的意思，我自然服从。”
此后，杨度遵从党的安排，始终以他的特别身份，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直到逝世。
建国以后，夏衍一直关心着杨度的家属，为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安排了适当工作。周恩来对夏衍说：“当年党在艰难中接纳了这样一位正直的老人为党员，也算是患难之交，你代我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他们有困难，也可以随时找我。”
“好的。不过……总理，杨度最后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事实，应该适当在报纸上介绍一下。下一代人，都不知道了。”夏衍说。
周恩来点点头：“对，这件事一定要做好。”可是不久“左”的思潮又盛行，尤其“文革”前后的十余年，文化统战工作完全被破坏，此事更没有机会再提。直到1975年初冬，周总理的癌症已经扩散，他知道自己即将不起，仔细回想有些事必须在生前交代和安排好，其中之一便是杨度问题。当时夏衍刚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行动还受监视。总理不想给他添麻烦，就让秘书告知主管文物工作的王冶秋，让他记录在案。直到江青一伙垮台，夏衍获得自由，才继王冶秋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写了“关于杨度二三事”一文，把这段历史公诸于世。之后，夏衍又出面向有关方面建议，将杨度遗骸重新安葬在上海革命公墓。
五
在30年代中期以前，党交给夏衍的任务，主要还是领导进步文化运动。他奉命参与建立了“左联”，又奉命进入电影界，成为中国电影界较早的专职编剧；他还奉命和田汉等开展了新戏剧运动。从1935年开始，“夏衍”的笔名问世，周恩来经过长时期观察，认为夏衍不仅应该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应该从事文化统战的工作。尽管他们始终没有正式见过面，但是周恩来已开始考虑给夏衍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了。
这是1937年6月间。夏衍突然接到影星王莹转来的一封信。信是密封的，后面只写了个“严”字。看字迹，分明是在上海消失了五年的潘汉年写来的。信的内容是约夏在爵禄饭店见面。潘汉年原是上海中央局的文委书记，又是特科负责人，掌握文武两条线。他秘密离开上海，是到中央苏区担负更重要的任务。这次他突然在上海出现，夏衍料到一定又有新的重要任务。见面后，夏衍很想知道潘这几年的情况，但是党的纪律不容他多问，他只大胆地问了一句：“听说伍豪（周恩来）也回到江南了？”
潘汉年没有正面回答夏衍。他问：“听说你们这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影响也很大嘛，队伍也扩大了。”
夏衍正想汇报，潘汉年又说：“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后，也知道了你们的困难和苦衷。我们还是来谈谈现在的工作吧。现在已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要争取斗争的合法地位。‘八一宣言’都看到了吗？”
“已经传达了。‘左联’和‘剧运’的同志都讨论过了。”
“这就是党中央的精神，要组织公开的统一战线，文化和新闻界都要适应当前一致抗日的形势。为了团结更多的朋友，成立统一的组织，以利工作。”
潘汉年和夏衍研究了成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协会（原名“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后为称呼方便去掉了“人”字）的事。不久，潘汉年又和夏衍、唐瑜商量筹办《早报》，夏衍筹集了500元法币作为部分筹办费。
过了半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上海人民抗日情绪高昂。7月10日晚上，潘汉年与夏衍在光明咖啡馆见面。潘说：“有位同志要见你。”
“哪一个？”夏衍听语气，知道不是一般的同志。
“不用问，你跟我走。”潘汉年领着夏衍来到蒲石路一幢房子前，敲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一见面，就伸出手来：“你是沈端先同志吧，我就是周恩来。”
夏衍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在特定的形势下，党的地下活动困难很多，你们文化界可能困难也不少。你虽然没有提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我们都已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共产党人既然选择了这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就要准备它是很长的，也是很曲折的，就不能计较这些得失，没有宽大的胸怀，就不是共产党人！”
听到这里，夏衍很感动。他知道，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五六年的革命历程中，经历了万里长征，还要走更曲折、更艰难的路，因此，淡淡一笑说：“比起前方，我们毕竟安定得多，没什么！”
“现在，你将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接着说，“同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要和国民党合作，需要一些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的人，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夏衍顿觉得愕然。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些工作，我过去都不熟悉。”
“什么事情都是从不熟悉到熟悉的。从前你进入电影界、戏剧界，不也是逐渐熟悉起来的吗？你认识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文人，也有做官的，工作也方便。”
在周恩来的耐心开导下，夏衍接受了任务。不久他奉命创办《救亡日报》，并担任总编辑，郭沫若任社长。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名义上是国共合作的报纸，1937年在上海创刊，11月12日上海沦陷时停刊，1938年又于广州复刊。这中间经历了许多周折，因为受到干扰，发行量不高。同年初夏，周恩来在武汉听夏衍同志的汇报，畅谈了四个小时。恩来同志问道：“你们的报纸日销8000份，占广州各报总销售数的百分之几？”他见夏衍一时答不上来，就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纸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纸。”他指示要吸取邹韬奋办《生活》杂志的经验，多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精辟动人的文章，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要讲点国民党不肯讲的，《新华日报》又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夏衍辗转到桂林办报。他一直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自己写社论，也及时写针砭时弊的小文章。这一阶段，是夏衍的散文和杂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同时也写了不少剧本。并且团结大批进步文化人，积聚了革命力量。
六
1941年初，因报道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夏衍带着《救亡日报》的部分人员到香港，转入《华商报》。以王老吉的笔名，在副刊《茶亭》上撰短文针砭时事。
香港沦陷后，夏衍化名黄坤，和一批文化人秘密化妆回内地，在海上颠沛数日，经越南，又乘车到了广西桂林。当时桂林集中了文化界的精英，抗战气氛很浓。4月，周恩来让夏衍到重庆工作。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为了便于在大后方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他亲自兼任文化组组长。刚回到重庆的夏衍担任了中共南方局委员兼文化组副组长（另一位副组长是徐冰）。同时，夏衍也参加了《新华日报》的部分领导工作，并及时撰写社会评论及重要新闻。1945年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和专访，几乎都是夏衍写的。这一阶段。夏衍的戏剧创作也十分旺盛，先后写出了《秋瑾》、《赛金花》、《上海屋檐下》、《一年间》、《赎罪》、《愁城记》、《复活》、《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离离草》等。
《芳草天涯》是夏衍1943年创作的，1944年上演时反响较好，特别是唤起了大后方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但从团结抗战的角度看，还不够完善，所以剧本没有正式发表。为了避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口实，周恩来曾经和夏衍当面讨论过如何进一步加工的问题。但这时，从延安派出四位文化干部，实际是秉承康生等的命令，为所谓的“中央南方局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寻找证据。对以郭沫若、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当时都是党外人士）的“不当言论”和夏衍的剧本《芳草天涯》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四位“钦差”中有一位写了署名的批评文章，严厉批评《芳草天涯》，并送到《新华日报》编辑部要发表。其时，周恩来正在延安汇报工作，轮值总编的夏衍明知这样做不妥，也只能签署发表。重庆的国民党右派因此幸灾乐祸地说：共产党内讧，闹到重庆来了！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看到报纸，很生气，明知这篇文章的后台是康生等人，不便追究，就让南方局秘书张颖告知夏衍，可以写不同意见的文章。但夏衍认为：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应该照顾《新华日报》的影响，宁可个人受委屈，不要削弱自己的力量。为此，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干部会议上表扬了夏衍。
当时，欧阳予倩打算编写《武松与潘金莲》，为潘金莲翻案。周恩来认为没有必要为虚构的传奇人物翻案。他和夏衍的看法一致，认为民间对是非向有标准，美丑正邪，不以男女来分；片面地为了妇女解放而混淆是非善恶的界限，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这本来是内部的议论，但是有的党内同志竟公开挑起辩论，欧阳老秉性坦荡，也打算写文章反驳。周恩来找夏衍商量怎么办。夏衍认为，欧阳是著名的艺术家，又是党外爱国人士，我们不能在顽固派面前公开与民主人士论争。个别同志考虑不周，可以向欧阳老致歉，但不必打笔墨官司。这样终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1945年初，蒋介石看到大后方许多爱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周恩来的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成绩卓著。他就对周恩来说：“你们办报、办剧团很有经验。我要请你们帮忙：我们三青团办的青年剧社没有专家领导，《扫荡报》将来要改为《和平日报》，也需要能干的记者，内容才能好看，请你推荐几个好不好？”周恩来就让夏衍找到马彦祥，要他去办青年剧社。马彦祥是位正直的作家和导演，组织能力很强。他追随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多次要求入党，因为社会关系特殊，周恩来曾经亲自对他说：“根据您的特点，留在党外工作，对党更有利。”但是此刻听说要他去为三青团办剧团，立即发火：“我参加不了共产党，也决不能去为三青团办事！”夏衍告诉他这是周公的决策，马彦祥方始表示服从。同时，夏衍又动员和党感情很深的女作家凤子到《扫荡报》去当记者。这两位同志当时在国民党眼里是“中间偏左”，国民党用他们，是为了标榜自己“开明”，而他们则运用了这一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欧阳予倩和洪深。
40年代，夏衍作为周恩来在文化统战方面的助手，在重庆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为大后方进步文化力量的壮大和最终冲跨国民党顽固派的精神防线作出了贡献。
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兵谴将，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军民。《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已成一纸空文，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又笼罩着密密的战云。
当时中共代表团除常驻南京梅园外，在上海思南路107号亦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到上海小住。而夏衍，在这之前——1945年9月，即奉周恩来同志指示来到上海，筹备《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因此他们常能见面。周恩来同志每来上海，夏衍必到“周公馆”探望和汇报工作。1946年5、6月间，形势已十分险恶。周恩来考虑到夏衍的安全，告诉他以后不要亲自到这里来了，有事请联络员转递。夏衍笑道：“您放心，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年代，我被通缉多次，但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然脱身。我情况熟悉，抓不住我！”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在党内多年负责文化和新闻方面的统战工作，连蒋介石都知道你，他们岂会放过你。在白色恐怖下别太书生气，要准备形势突变。还要与文化界、新闻界朋友早点打招呼。”不久，周恩来指示夏衍到新加坡去，任务是：向陈嘉庚先生慰问和致意，并向侨领介绍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21】
10月17日，夏衍一切收拾就绪，秘密来到周公馆辞行，乔冠华、龚澎夫妇也来了。他们奉命去香港，也是来辞行。【22】周恩来说：“今天我请你们吃螃蟹，还是四马路那家馆子。”他们的车子刚出公馆，司机便在反光镜里看见特务的汽车已经尾随在后，周恩来不由两道浓眉紧锁，为了保证夏衍等同志安全离沪，今天他只有自己出面解危了。他关照司机：“照正常行驶，不紧不慢，到林森路口车子立即停下，要快。”
司机照办了。特务们的车子在后面追赶，没想到前面来了个急刹车，只差一点就要两车相碰，特务们还在惊诧中，周恩来已经从车里出来了。他关上车门，对慌忙下车的特务说：“你们几位辛苦了！”特务们面面相觑说：“嗨嗨……不，不……周先生。”周恩来笑道：“原来你们还认识我？没有认错吧？”特务们弯着腰说：“是……是的，周先生。”“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盯我的车？是谁给你们的命令？”特务们顿时语塞，忙说：“误会了……误会了！”“既然如此，请你们马上把车子开走，否则我要报警了！”“呃……好吧。”特务们只好陪着笑钻进汽车，掉头开走了。这件事为周恩来给夏衍等人的饯行，增加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23】
夏衍在新加坡完成任务之后，于1947年回到香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夏衍在香港的工作也日益紧张和繁忙。除了新闻工作外，又要帮助海外进步人士摆脱特务的监视，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还要争取国民党营垒中倾向人民民主、愿意弃暗投明的上层人士幡然来归，并为他们返回大陆妥善地作好安排。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胡愈之等许多著名人士先后自港澳回大陆，夏衍、许涤新等都克服了种种干扰和阻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爱国人士钱昌照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经济专家，他经管的国民党行政院直属的物资救济总署，有许多财产都还在上海，只有他知道隐藏在哪里和如何启运。他通过夏衍即时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党中央及时作了安排。为了安全，周恩来启用了在香港的地下党的另一条秘密通道，钱昌照终于如期归来。
八
1949年4月末，夏衍和潘汉年、许涤新在香港接到命令：速回北平，准备接收上海事宜。他们随即动身，绕道天津到达北平，先见到了朱德。5月10日至16日之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西郊香山先后接见了夏衍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周恩来5月12日又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萨空了、周扬、夏衍、郑振铎和沙可夫，商量7月份召开全国首届文代会的事，并让夏衍提出一个在国统区的著名人士参加文代会的名单。
夏衍临去上海前，周恩来对他说：“你是老上海了，对文化界情况是熟悉的。但是你此番去情况大不一样。过去你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和他们是同志和朋友关系，是平等坦率的；现在你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是政府官员，别人对你会不一样。你到了上海，在文艺方面要多依靠当地有影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戏剧界像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这样的人物，还有音乐界贺绿汀、周小燕，美术界的刘海粟、颜文梁，都是名望很大的，尽可能亲自去登门拜访，而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国民党也做礼遇社会贤达的文章，我们今后的人民政府格外要做好。”
夏衍等于5月16日南下，当时上海还未解放。途中，陈毅宣布了中央的决定：陈毅为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潘汉年为副市长兼市委秘书长。为了展开上海的文化工作，陈毅兼文管会主任，夏衍为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又兼文化局局长。
因铁路沿线遭破坏，行车很慢，5月17日傍晚，夏衍一行才到达济南。前来迎接的是山东省省长康生。
康生显得十分活跃。因为潘汉年与他原先就话不投机，所以康生老缠着夏衍说话。“你们知道吗？夏衍同志原先叫沈端先，夏衍是他的笔名。”康生在招待一行人吃饭时，兴致勃勃地说：“当时我在闸北区委当书记。真是荣幸，党内好几位当代大文学家都在闸北工作。我知道夏衍同志是位人才，所以周恩来同志通过潘汉年同志来了解他，我就郑重地推荐！”潘汉年淡淡地一笑说：“康生同志的领导艺术，素来是有名的！”当然，康生当年拉大旗作虎皮，多次攻击和诬陷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香港工委的工作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他更是深有感触的。
由于周恩来的介绍和嘱咐，陈毅对夏衍十分尊重。他们刚到上海在市郊的指挥部见面时，陈毅就坦率地说：“上海文化方面的事，你既有经验又有基础，尽可放手去干。所以让我挂个文管会主任的名义，是因为在军管时期，我们带兵的压得住，无非是为你们撑腰。”
为了和文化界同志打成一片，并且相互增加友谊，陈毅很主动地和夏衍接近。一次，他对夏衍说：“听恩来同志说，过去你们文化界同志，常到‘霞飞路’的维那桑斯（文艺复兴）咖啡厅去，那里的牛肉很好吃？”
“是的，那是白俄开的点心店，地方不大，外表不起眼，但颇幽静。我们不少同志常在那里碰头。”
“我过去在上海读书，现在已很久没有到那一带去了，你陪我今晚去吃夜点心吧！”
于是，他们几个人去吃了夜宵。夏衍还以当年地下党活动的方式，事先事后都作了检查和布置。陈毅自己带了秘密警卫，度过了一个很有趣的夜晚。
但是第二天，市委保卫局长知道了，批评夏衍说：“上海刚解放，还有暗藏的匪特，你怎么可以带一号首长到那种地方去？今后不但不允许陪陈市长去，就是你，身为市委常委，也不能去了！”
夏衍心里想：我们秘密来去，就是特务发现了临时买砒霜也来不及。但是，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还是认真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夏衍说：“你们一个是名士，一个是儒将，倒是一番佳话。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还是要注意安全。”
夏衍了解上海文艺界的特点，尤其刚解放不久，为了有利于文化人士活动，他尽量把一些活动搞得生动活泼。譬如在节约前提下举办舞会和茶话会。开始，有些从解放区来的政工干部看不惯，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作风，甚至公开抵制。夏衍认为，在新旧交替的短暂时期内，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要逐步引导，凡是有益健康的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的。不能用狭隘的农民意识来对待这些问题。其实，夏衍本人对舞会等活动并不喜欢，他还闹过笑话。
有一次，庆祝中苏友协成立一周年举行舞会，宋庆龄邀夏衍跳舞，夏衍为难地对孙夫人说：“很抱歉，我不会。”
“哦？您当年在上海工作，竟没学会？”宋庆龄问。
周恩来是了解夏衍的。他在旁插话说：“我40年代在重庆时就向他提出，要学会跳舞，否则，在热闹的场中接头，敌人会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