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夏衍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历史作用
方建华
众所周知，夏衍是我国“五四”以来最负盛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作家，中国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00年，夏衍出生在浙江杭县一个没落的仕宦之家，1914年入中学，毕业后保送日本学习。1927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文艺界，在电影、戏剧、散文、评论诸多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9年10月，夏衍与郑伯奇、阿英等人组建了上海艺术剧社，第一次担任导演，排演了《炭坑夫》。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夏衍当选为执行委员，1932年，他化名黄子布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在此其间，他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剧本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
1933年3月，夏衍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狂流》问世，被称为“明星公司划时代的转变力作”。同年，夏衍又拍摄了《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影片，《春蚕》被认为是1933年中国影坛的重大收获，此后，他又创作了《女儿经》、《压岁钱》、《自由神》等多部进步影片。与此同时，他创作的多部戏剧作品在革命戏剧运动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称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根”，可谓是一语中的，名至实归。夏衍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夏衍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与繁荣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夏衍对解放前少数民族电影的批判促进了少数民族电影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细数中国电影史，我们可以发现诞生于1905年的中国电影，在其100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曲折变化，由幼稚走向成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影响下特有的影视艺术。但就少数民族电影发展而言，虽然从1905到解放前的44年时间里，曾有新闻纪录影片记录和反映过少数民族生活，但数量很少；而故事影片仅有两部，一部是反映蒙古族、汉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塞上风云》，一部是反映台湾高山族、汉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花莲港》。
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夏衍以其对电影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的敏锐知觉，对当时的电影创作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批判与创新。特别是对当时一些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丑化少数民族及汉夷之争的现象，从民族团结、文化共存等角度作了深刻的批判。
1940年前后，老舍创作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桂林举行公演引起轰动，9月14日戏剧春秋社召开座谈会，讨论评议这部话剧。孟超谈到戏的主题问题，他认为作品反映的回汉相处问题，“差不多都很好，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因此，这个主题是否需要，成为问题的问题了”。对于这种看法，夏衍认为“不尽然”，他指出回汉之间当时确实存在矛盾，“作为主题，未使不可，只是《国家至上》表现得不够，并没有写出相互敌视的根源……我认为所以敌视亦有内在原因，不会那样简单”。他认为引起回汉矛盾的根源有二：一是日本汉奸的挑唆，二是大汉族主义。
1949年初，夏衍于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关于电影《大凉山恩仇记》的影评《恩仇不容曲解》，文中夏衍认为虽然电影《大凉山恩仇记》制作方声称拍摄意图是为了解决汉夷之间的纠纷，消融双方宿怨，使之和平相处，但是从影片本身来看，这种意图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大凉山恩仇记》作为一个反映汉族与倮倮的纠纷的电影，在当时汉夷之间引起纠纷冲突是事实，但是在影片里，我们既看不到那种纠纷的历史渊源，也看不出造成和解决纠纷的现实条件。他认为当时形成民族间的纠纷与冲突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不协调，汉族反动阶级（官员及其附庸——地主、商人等）掠夺夷人、压迫夷人、剥削夷人，使其不能好好生活，才不得不起来反抗。因此，在这种纠纷与冲突中，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在影片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夷人的野蛮不堪，好勇斗狠，仿佛这才是造成这一系列纷争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而影片的结局，夷人为汉人善行所感动，自动率领大批倮倮投降汉人，皆大欢喜。夏衍指出：“这是什么呢？无他，完全是站在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要夷人悔过，并宣扬反动统治阶级的怀柔政策及其成功而已。”他认为这部影片充满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抱着民族优越感，不把少数民族当回事，认定自己文明而别人野蛮，别人命定应该对自己臣服的落后思想。
应该说，这个影评明确提出了夏衍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观：他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必须采取“民族自决，相互尊重的原则”，这一理论观点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基本方针，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夏衍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关怀和期待促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与繁荣
新中国成立之后，纪录片、美术片、戏曲片、故事片等诸多片种均开始了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创作生产，进入了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成就最突出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的17年时间里，中国电影艺术家共创作生产少数民族故事影片120余部，涉及到约40多个少数民族，不仅数量可观，还出现了许多经典的影片。如：《内蒙人民的胜利》（蒙古族）、《金银滩》（藏族）、《太阳照亮了红石沟》（回族）、《山间铃响马帮来》（苗族、哈尼族）、《猛河的黎明》（藏族）、《芦笙恋歌》（拉祜族）、《回民支队》（回族）、《五朵金花》（白族）、《刘三姐》（壮族）、《阿娜尔罕》（维吾尔族）、《鄂尔多斯风暴》（蒙古族）、《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阿诗玛》（彝族）、《天山的红花》（哈萨克族）等等。这些影片，有的取材于各民族流传悠久的神话传说，有的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的记录了各民族翻身解放、剿灭残匪、建立新政权的历史变迁，有的描绘了各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创业篇章，有的则侧重于各民族风俗民情的展现和对民族团结的讴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特别是各民族不同的人文内涵、神采风貌、风土人情、歌舞服饰，都使影片赏心悦目，独具异彩，以极大的魅力征服了无数电影观众。也正是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使中国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电影艺术的殿堂，并获得了诸多荣誉。如：1952年《内蒙人民的胜利》获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编剧奖，1958年《边塞烽火》获最佳演员奖，1960年《五朵金花》获埃及亚非电影节最佳导演银鹰奖、最佳演员银鹰奖等等。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1949开始，夏衍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1955年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与外事工作，直至“文革”开始因为电影受迫害而解除工作。在这一份简单的履历中，不难看出夏衍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与繁荣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根据史料档案，这个良好的开局是在周恩来、夏衍等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的导向领航，使少数民族电影在迈出第一步时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方向。从此，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习惯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自觉恪守的准则。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重点提出来的就是被誉为中国百年电影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五朵金花》。影片创作于1959年，当时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文艺事业面临着“左”的干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势头也明显减弱。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保证中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电影事业的继续良好发展，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夏衍副部长，明确要求《五朵金花》的编导要“遵循艺术规律，用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并且从构思创意到具体创作，夏衍几乎全程参与其中。
首先，电影《五朵金花》的创作就是由夏衍发起的。1958年12月8日，由夏衍主持召开的西南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下关工人礼堂召开，来自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及各方文艺工作者21个民族800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夏衍、袁勃、陆万美、徐嘉瑞及各代表团领导和大理第一书记欧根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白天除看演出讨论、座谈外，多数时间各代表团在夏衍的带领下分别到了大理喜洲、周城、上关、花甸坝等地进行采风、观摩考察。会议结束后，夏衍回到北京，大理秀丽的风光、白族人民勤劳欢快的精神风貌时时在他脑海里闪现，心情激动难以平静，他便致电当时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袁勃，要他设法搞一个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地点要求在大理的苍山洱海之间，以风花雪月为背景拍摄一部反映大理白族人民在大跃进中能歌善舞的生活片。
其次，在电影剧本及影片筹备期间，夏衍更是运用自己的剧本创作理论，将原名为《十二朵金花》的纪实小说，改编成剧作结构严谨，剧情丰富并张弛有度的《五朵金花》。也正因为剧本的严谨，使《五朵金花》被后来的电影研究学者誉为“中国第一部站在世界电影理论前沿的电影作品”。同时，在电影拍摄前剧务统筹安排的各个环节，夏衍亲自到长春电影厂选定著名导演王家乙担任电影《五朵金花》的导演，著名摄影家王春泉担任电影摄影，以及美工陆淦、作曲雷振邦，并挑选杨丽坤、谭尧宗、王苏娅、朱一锦、孙静珍等担任《五朵金花》的主要演员。最后，为能够在更多国家发行，夏衍亲自为电影各处奔波，避开各种不同的审查剪刀，从而达到广泛宣传、扩大该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
正因为夏衍的这一系列动作，使得电影《五朵金花》紧紧抓住了白族青年阿鹏寻找爱人的线索，以重名的几位金花引发的误会为情节，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衬托，以动听的音乐为渲染，以白族特有的浓郁风情，及明快诙谐的轻喜剧艺术风格表现了白族青年纯真美好、真挚热烈的爱情生活和乐观向上、坚贞执着、善良忠厚的精神风貌。对社会背景的淡化和对爱情描写的强化，使这部作品在充满了“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爱情描写尚被视为“禁区”的当时的中国银幕脱颖而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在偏重于强调文艺作品的教育、认识功能的当下，影片以人物心灵美、山水风光美、歌曲音乐美、演员美、服装美、情调美、意境美、风格美，充满了赏心悦目的艺术魅力，在审美功能方面取得了与众不同的良好效果，满足了广大观众审美愉悦上的期待和渴求。《五朵金花》的问世，是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排除“左”的干扰的重要成果。在一片叫好声中，成为建国10周年献礼影片中的亮点。同时，这也是该影片能在国际上取得赞誉，并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受到肯定和追捧，成为少数民族影片经典的根本原因。
三、“文革”以后夏衍在我国电影创作史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了新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正确道路
可以说，电影《五朵金花》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发展到繁荣的一个里程碑。从《五朵金花》开始，在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少数民族故事影片创作形成了一个高潮，佳作频出。《回民支队》、《刘三姐》、《摩雅傣》、《达吉和她的父亲》、《鄂尔多斯风暴》、《冰山上的来客》、《农奴》、《阿诗玛》、《天山的红花》相继问世。同时，此后的少数民族故事影片创作在突破创作禁区的艺术探索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的硕果。
但是，“文革”十年开始，中国电影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工作人员（演员、导演等）受到了冲击、迫害，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陷入了低潮，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也不见踪影。直到1979年，夏衍恢复工作，在第一时间对我们的电影文艺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反省，及时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文艺创作的正确指导路线。
在1979年的“电影导演会议”上，夏衍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电影创作“思想不够解放，条条框框多，清规戒律多，政治与艺术关系不明确”，并重新确立了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导电影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
至此，中国电影创作正式回到艺术创作的正确道路，并确立了以艺术为标准的积极探索的创作思想，为新中国电影创作创新，重新回到世界电影殿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理论价值观的指导下，80年代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再度兴起，优秀作品如《黑骏马》、《不想当演员的姑娘》、《农奴》、《红河谷》、《可可西里》等优秀少数民族电影相继问世，这些电影大胆地借鉴世界电影的理论成就，并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实际，无论是在电影的表现形式，还是电影技术的创新上都可圈可点，得到了国际电影市场与艺术界的高度赞誉，真正走出了一条“民族的和世界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