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理论要迎接新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经济、人口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都持续下降。
这个时期对我国人口问题所作的理论解释，从我国实际出发，摆脱了本本的束缚，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然而也有一些理论解释过于简单化，有的命题未能预见到迅速发展的新形势而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回答各种理论认识问题，对新形势下的人口、计划生育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阐述，对实际工作给予理论的支持。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以往人口问题的一些理论说明上，需要有新的回答。
问题之一：我国提出控制人口增长20多年来，人们往往把计划经济同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经济有计划，人口才必须有计划。十四大以后，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对控制人口增长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其实，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和其他基本国策一样，都决定于第一性的客观存在，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等，这才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依据。
问题之二：十几年来，我国一直运用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是最基本的比例，二者必须相适应，并明确提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正是为了保持两种生产互相适应。但对于怎样才算二者相适应，从来没有明确过，也没有提出考察的方法论。
过去，大多使用人口增长的速度和物质资料生产增长速度（常用GNP）之比来考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人口经常保持年平均2%～2.5%的高增长，有的年份甚至更高，在这种情况下用两种生产不适应论证我国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比较令人信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改革开放，物质资料生产达到9%左右的年增长率，而人口增长则由于计划生育的成就，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二者的比例上升到6∶1。这样两种生产的比例算不算适应？使人产生不少困惑。我们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归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采用两种生产增长速度的比例这一指标，显然是不能很好判定的。只有按人口平均的物质资料生产水平来观察，才能判定是否相适应。我国人均GNP、人均重要产品、人均基础设施都居世界后列，说明人口继续增长一直妨碍“三个有利于”的更好实现。这样来看，我国达到两种生产相适应仍有很大的差距。
问题之三：现在大城市和一些省市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即简单人口再生产）以下，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另一方面15岁以下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只有1/4，已属世界最低比例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坚持计划生育就需要作更系统的理论解释。我认为，我国生育率已经降低，但计划生育仍然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是宏观控制人口增长，优生、优育和提高人口素质仍然任重道远，人口增长的惯性在今后仍然会起作用，我国健康的和适度的人口老龄化也要依靠计划生育。
问题之四：我国经济体制已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乡已经出现了一些劳务市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自然基础的人口再生产，是否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下人口已经达到零增长，这种经验是否可取？
在我国的条件下，人口绝不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应该强调社会的宏观调控，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在自由经济下经过长期增长后才达到现在的零增长，它们的情况与我国完全不同。如果我国人口再生产完全由市场来调节，不强调宏观调控，最后可能出现的将是人口的盲目增长。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3 09 12）
人口理论研究要回答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也使人口理论研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正确地回答新形势下提出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问题，对它们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述，给实际工作者以理论和智力的支持，成为我们人口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国情决定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我国提出控制人口增长20多年来，一直把计划经济作为它的客观依据之一，认为经济有计划，人口增长也必须有计划。这样，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是理所当然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对控制人口增长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主旨在于控制人口的增长，那么它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对此，人口理论必须作出回答。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我国的国情就是客观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经济计划、控制人口的政策和其他计划等都属于意识的范畴，是第二性的。计划经济要求劳动力有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但计划经济本身并不能直接提出人口控制的要求，人们只能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人口政策并提出其具体的年度（或五年、十年）人口目标。
国情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和前人活动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选择，只能以此为出发点，创造新的历史。正确的决策只能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国情范围很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都要考虑，但对我国人口增长是否应该控制，关系更为密切的国情当属人口、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等，其中人口最为直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常用邓小平同志说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10】来概括这一阶段的国情。我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人口多这个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江泽民同志1991年3月9日在关于国情教育给国家教委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科学地指出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依据。然而，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没有人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其原因，一是传统的“人口决定论”的影响根深蒂固。所谓“人口决定论”，就是把人口的多少、人口密度的高低和增长的快慢作为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它同我们把人口多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依据显然不是一回事。二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起作用。它认为，人口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了，就不存在人口问题了；更有甚者，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是经济搞不上去，才把人口问题作为“替罪羊”。二者的实质都在于不承认人口众多对我国生存和发展的负面影响。人口多是中国独特的，世界各国都无此实际体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认识。
许多人拿日本、荷兰、比利时特别是亚洲的“四小龙”来同中国对比，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比我国高得多，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却能迅速发展起来，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旨在论证生存与发展与人口无关，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是政治、经济和管理体制等问题。这些人不了解中国有11亿多人口这一点，同日、荷、比、“四小龙”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发展都依靠国外资源和市场，而中国只能以自力更生、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为主，把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作为补充，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难以靠进出口贸易、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控制人口增长是关系我国众多人口的生存权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大问题。以人口的居住条件来说，我国幅员广阔，有960万平方公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国土面积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同时，高山、高原和戈壁、沙漠多，平原面积只占10%，不可能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海拔较高的丘陵、山区。这些地区一般气温较低、土层较薄，大多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用水困难，而且交通不便。据1982年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20.3%居住在海拔500公尺以上的地区，其中一半居住在1000公尺以上，而全世界人口居住在海拔400公尺以上的只有1/10。显然，人口众多、经济又不发达使我国人口的生存空间狭小。如果人口不加控制，我国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条件不但不能改善，甚至还会恶化。
再以吃饭和食物为例，我国只能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我国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美国耕地占国土的20%，我国只占10%，而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这就造成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美国的1/9。我国的粮食绝不能仰赖国外供给，因为这样做既无保证，政治上也会受制于人，会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为了全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不能不珍惜每一寸耕地，不得不精耕细作、节约粮食，发扬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同时，控制人口也势在必行。
控制人口增长也直接关系到我国持续发展的问题。持续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素质提高和自然资源的永续使用。人口控制得好坏，关系到我国劳动力的规模和过剩劳动力的增减，关系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分配的矛盾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关系到我国人口同产品供需矛盾、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矛盾、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矛盾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在我国人口众多的情况下，人口控制得好，就会有利于上述矛盾的解决，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能否尽快脱贫致富和实现人口现代化。农村和一些落后地区的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人口实现非农化和城市化才有希望。如果这些地区人口继续膨胀，中国达到小康水平和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实行计划生育将是长期的。
人口增长对整个环境和各种环境资源都在施加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的资源必然越来越多。我国已经相当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耗的资源倍增相汇合，势必使人均资源下降，一些资源日益枯竭。控制人口和节约资源已构成我国持续发展的两个必要的前提。
论证人口多关系到我国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必须加以控制，最令人信服的是我国人口的环境容量（或称人口承载量）。传统的理论不承认设定的人口环境容量：一是认为人的能动性可以扩大环境的容纳人数；二是认为环境资源有许多是不确定的；三是认为人的生存条件千差万别，因而环境容量可大可小。但是，从人口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按当代科学水平，人口容量是可以大致量化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考察队伍，经过长期实地考察和研究，得出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口，许多短缺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我国现有11亿多人口，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按照大多数专家都能接受的预测方案，下世纪人口达到最高峰时将很难低于15～16亿。可以认为，我国人口规模的前景将达到资源、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以人口众多作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论据，得到自然科学家的智力支持。科学技术进步能扩大人口容量的命题是正确的，但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更何况目前还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二、我国经济发展快也不能放松对人口的控制
十几年来，我们一直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作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认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比例是人类的最基本比例，这两种生产必须相适应。改革开放前，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上下，而人口年平均增长2%，二者的比例大体是3∶1；在个别年份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超过2.5%，二者的比例为2∶1甚至更低。当时用这些数据来说明两种生产不协调是很有说服力的，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也比较顺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上了一个新台阶，年平均增长率持续保持9%左右；计划生育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5%上下。这时，两种生产增长的比例约为6∶1，比以前的3∶1提高了一倍。1992年情况更为突出：经济增长率为12.8%，而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28%，两种生产增长的比例为10∶1。在这种新形势下，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两种生产比例是否已经适应？不然怎样才算适应？对于两种生产怎样算相适应的问题，从立论开始就没有明确解释过，现在该是回答的时候了。实践和人们认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困惑，也要求作出理论上的回答，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述。
研究人的生产同物的生产的比例关系，把二者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似乎是唯一可行的，也是相当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用它来衡量两种生产是否相适应，有其局限性：（1）只能反映增长速度，看不出原来的水平；（2）反映不出二者现在已达到的水平；（3）只反映最终生产成果，不能反映各生产要素特别是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同人口之间的关系；（4）不便于进行国内外的横比。我认为，考察两种生产是否相适应，较好的尺度还是人均指标。
人均指标是人口与物质生产联系的纽带。它的最直接、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把产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反映物质生产的条件（诸如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动力装备、装机容量，等等）用各时期人口的数量来均分。人口多了，人均指标就小，这就是人口的“分母效应”。我国人均指标低首先是生产力落后，或者说分子不够大；而作为分母的人口过多和不断膨胀，无疑是妨碍人均指标提高的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有人认为，人口作为分母的作用无关宏旨，只要作为分子的产量加大，人均指标就能提高。当然，重视分子（即产量）是对的，千方百计发展生产（扩大分子）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不然提高人均指标便成为无源之水。但看不到人口作为分母的作用，就是未看到人口众多对人均指标的巨大影响。我国很多产品如粮食、肉类、水产品、棉花、棉布、煤、水泥、钢铁、玻璃等发展都很快，已居世界首位或前列，但按人均水平计算仍属世界后列，这只能归诸分母（人口）过大。人均水平既反映两种生产的关系，也表明人口众多是我国人均指标低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快，人口增长慢，会使本来落后的人均指标有所提高。而我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指标（如耕地、林地、淡水资源分别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和1/4）将会因人口增加而每况愈下。不难预测，我国人均耕地不到1亩的日子，在下世纪中叶以前就会出现。人口众多导致人口与资源利用不相协调，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挑战性。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标准完全适用于观察我国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是否相适应。我国目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些重要产品及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等等，都处在世界后列，有些还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们要达到两种生产相适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我国生育率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计划生育仍然任重道远
70年代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时，在宣传教育中最起作用的道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年龄结构轻。在那时，农村妇女平均生育5个孩子，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35%以上。时至今日，由于有效地推行计划生育，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全国平均已接近更替水平（即能保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部分省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2%以上降到1.5%，在第三世界已属先进水平，一些省、市、县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苗头，有的地区15岁以下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4甚至1/5，已属世界最低之列。这样，上述那三句话除人口基数大外，都显得过时，对我国计划生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解释也觉得有点简单化，需要作新的补充和系统论述。
我国的计划生育是有中国特色的，不能同国外的家庭计划生育相提并论，但在对外翻译上用的却是同一名词，这是翻译上的“失真”。其一，我国实行的是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生育，是从宏观、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国外的家庭生育计划则是从微观、从各个家庭和个人计划自己的子女数和生育间隔出发的。其二，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国外则大多是由民间组织出面推行的。其三，我国计划生育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是指优生、优育）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国外家庭生育计划以节制生育为唯一目标不同。我国把优生、优育作为巩固低生育率的必要条件，随着生育达到低水平而越来越重要。其四，我国计划生育从宏观考虑出生的总量，因而在客观上对不同时期城乡、地区间人口的分布和性别、年龄结构的调整起到缓冲作用。
从目标、任务和方法来看，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我国计划生育的深远目标是为我国实现人口现代化服务，即要求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人口结构类型现代化和人口健康的老龄化等方面作出贡献。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计划生育是我国人民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项基础工程，决不能因国外极少数人把它硬扯到人权上对其进行无端攻击而弱化，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
近年来，由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我国出生率有明显下降。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取得这一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但决不能因此放松计划生育。第一，目前出生率、生育率下降，重要原因之一是育龄妇女婚龄后移，多胎生育有所收敛，过后仍有可能反弹，而高生育地区仍大量存在，决不能掉以轻心。第二，我国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有3亿多，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大部分尚未达到自发要求少育的转折点，巩固计划生育已取得的成果，还要做大量思想和社会服务工作，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出现反复，就事倍功半。第三，人口增长是呈波浪式发展的，一个出生高峰过后20多年必然会出现另一个高峰，我们现正处在第三个出生高峰的峰顶，下世纪也必然陆续出现稍为减缓的第四个出生高峰，决不能鼠目寸光。第四，人口增长有惯性。生育率即使达到更替水平，人口仍会继续增长。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再到人口零增长，需要30～50年，有的国家要历时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在此期间计划生育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我国的人口再生产不能依靠市场经济来调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出现一些劳务、人才市场，通过供需见面，配置了部分劳动力和人才到效益较好的环节，这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打破过去计划经济分配劳动力的模式。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新的形势，对我们的人口理论也提出新的挑战：（1）人口再生产是劳动力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基础，如果劳动力由市场来调节，那么人口的出生是否也由市场经济来调节？（2）发达国家无例外地实行市场经济，它们在没有政府干预人口再生产的情况下，都已出现低出生率，有的达到或即将达到人口的零增长。于是，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只要经济得到发展，出生率也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并出现人口的低增长和零增长。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上，美国代表公然提出，中国实行自由经济才能解决人口问题。其用意显然是要中国放弃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采取放任态度，我们万万不可上当。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市场来调节人口再生产，绝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和要求。
首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从全社会着眼的，而市场机制能调节的只是部分劳动力，不能直接影响到人口的出生；而且从人口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至少有15～20年的“时间差”。在瞬息万变的当代，以现在的市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来考虑未来20年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市场最先影响的是人口的流动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培训需求，而不是劳动人口的再生产问题。
其次，我国现阶段的劳务市场发育尚不健全，信息也不灵，有些导向常常是虚假的或错误的，它不可能指导家家户户走向自发节制生育，总会有一部分人盲目生育的。从宏观来看，我国目前已有一支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队伍；企图单纯依靠劳务市场的调节来达到放慢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从而自然而然地降低出生率，是不现实的。
再次，人口的再生产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因素、民族风俗和习惯势力仍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市场经济靠的是供求关系等经济因素，常常起不到调节作用，更何况我国很多地区经济上还不够发达，如果没有宏观指导，又没有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的配合，而任凭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和传统习惯起作用，人口膨胀必然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
至于西方发达国家靠市场经济使人口生育率自发降下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今天并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因为国情不同，所处的时代和发展阶段也不同。应当知道，欧洲国家自发生育率的下降经历了很长的时间：19世纪中叶，一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孩子，到20世纪中叶，降到2.5个孩子，其间经历了100年。这些国家在1850～1970年的120年间，人口由2.84亿增加到7.05亿，其中尚未计算这期间欧洲迁到美洲和大洋洲的5000万人。如果这5000万人都留在欧洲，欧洲人口就会高达8亿多了，这样其人口总数就是原先的3倍。现在的时代不允许我们花上百年才使一对夫妇的生育水平降低到2.5个孩子。我国人口已超过11亿，生育率下降的起点比欧洲国家高得多。单纯靠市场经济来调节我国的人口再生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口又会倍增，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却没有地方“排洪”。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坐等生育率的自发下降。
结论很清楚：我国必须认真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工作决不能放松。当然，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在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一些手段来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
（本文原载《求是》，1993（20））
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
我有幸在4月28日亲耳聆听到江泽民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座谈时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继去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与国防科技与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的进一步阐发，言简意赅，论述深邃，是发展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这次谈话实质上是党中央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对全国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指示。在初步学习以后，我想先谈三点体会。
一、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论述，不断加深认识
江泽民在回顾北戴河座谈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出“四个同样重要”。对此大家都很认同，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也就是说发展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投入还有待落实。之所以未能落实，就是认识跟不上，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并未真正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思想深处，“重理轻文”的偏见在一部分人中还存在。针对“四个同样重要”和关键在落实的实际情况，江泽民对哲学社会科学作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规律。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对于领导干部，特别高级领导干部学会讲政治、懂全局、驾驭复杂形势、研究战略策略、提高领导水平更是十分重要，接着具体谈到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五个高度重视方面，非常全面和深刻。
二、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21世纪的历史使命，要身体力行江泽民在北戴河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表的两篇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
江泽民说：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和强大的智力支持。江泽民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讲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这里对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时代的呼唤。这个伟大时代呼唤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首先，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成果的价值实现，必须造福于社会，在市场经济下要通过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而且必须有法律的护航、社会政策和道德规范的支持。
其次，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决策科学化的客观依据。社会科学总结古今中外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的重要保证之一。
三、要深刻领会江泽民关于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论断，提高自觉性
江泽民在讲话中对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后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大有作为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广大同志们，要肩负起历史责任，勤奋工作，与时俱进，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新的篇章。他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论断对一个时期以来受到冷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就像一股暖流，必将激起奔放的热情。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02 05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