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评论80年代中国诗歌发展状况时说：“……翟永明是从时代代言人的声音，过渡到一个女人的，翟永明个人的声音，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经过这个变化，她的诗从硬变得有一种柔韧性。”其实这一论点何尝不可适用于许多其他女诗人身上，但对80年代以后出道的汪文勤而言，就不一定适合，因为汪文勤的诗从来就不曾发出所谓“时代代言人”的声音，女性主义也从来不是她的诗歌要求；她一开始即具有一种过人的“柔韧性”，她的柔，显然又不是中国传统女诗人那种婉约的，属于闺阁派的浪漫风情，而她的韧，更非那种“硬梆梆”的干涩风格。她的诗柔和而安静，却也有实质内涵令人思考的硬度，一种从生活中碰撞出来的感性与知性相互交织的诗性光辉，诸如《空中观想》、《素描中国》、《温哥华岛》、《2006年的春天》、《胡杨十二月》等都可列为例证，其中《温哥华岛》一诗感性特强，作者的感觉功能发挥到极致，细腻到令人难以相信这是真实的存在，例如“月的呼吸/感动水/坚守着/以柔曼和碧绿”，再如：
图腾
把树从森林中捉出来
放进人群
同时把浣熊的妥协
和鹰的冷漠
融进玉米的长须
这首诗足以证明汪文勤确有超强的诗性敏感度以及擅于驾驭感性的能力，笔下对事物形象的捕捉绝不止于表象，而是深入地渗透进事物的内在。
80年代以来，两岸的社会与人文环境开始转型，市场经济决定一切，全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内容与方式，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人的精神生活日趋枯竭，因而导致了文学退潮，诗歌被逼到边缘，备受冷落。于是有人问我：在诗歌日渐被世俗社会遗弃的大环境中，是种什么力量使你坚持诗的创作数十年而不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对文学有高度的洁癖。在我心中，诗绝对是神圣的，我从来不以市场的价格来衡量诗的价值。我更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这是我对诗歌的绝对信念，也正是驱使我全心投入诗歌生涯数十年如一日的力量。我和汪文勤有着完全不同的现实际遇与人生旅程，但我们对诗歌价值的认知，和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信念，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在这个集子的作品中，她更着重于“爱”这个主题的表述和阐发。
做为人，汪文勤集三个角色于一身：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但作为诗人，她却单纯得如山谷中的幽兰，远离尘嚣，低调而娴静。与她近距离接触时，你会感到一股柔情漫涌而来，举凡孤寂、傲岸、狷介等这类属于诗人的性格并不彰显于她，反之，她的心性更多地突显在深情的爱和悲悯上，而这些几乎是铺天盖地地化在她的诗中。我曾想：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并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只要心中有爱有诗，瞬间即是永恒。这对汪文勤来说，绝非高调，事实上她的内心世界除了诗与爱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也许只是一丝淡淡的，不易察觉的沧桑感，以及惹人怜惜的哀伤神色。不过，诗人的眼睛毕竟是超现实的，汪文勤对“爱”的认知有时相当理性，在《记录天使》一诗中，她对“贞节牌坊”的价值是采取保留态度的。所谓“贞节牌坊”，无非是在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带有封建色彩的图腾。在诗人心中，爱本身就是贞节的，真爱是可以绕过贞洁，超越牌坊的。
在《感情生活》一诗中，汪文勤能感受到“爱人的动念”无处不在，且“自成气象”，这种气象便是：
只需微微一笑，
那边就春暖花开了。
她把爱的丰盈和轻柔，爱的动人魅力，写得如此举重若轻，又如此刻骨铭心，她的微微一笑虽透露一点点佛祖“拈花一笑”的玄机，但禅悟后面的“春暖花开”，自比海子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世俗祝愿，含意深刻多了，汪文勤这两句诗更能显示在参透了爱的本真之后所引发的人生体悟。
汪文勤对母爱的描述特别生动而深刻，尤其是《早年》与《捉迷藏》二诗，读来令人心弦震荡。她的内心有一方水土，不时牵引起童年美好的（有时也是酸楚的）记忆。读《早年》一诗时，我会不经意地把她幻想成一位在新疆草原，带着花帽、扭着脖子在大风中曼妙起舞的维吾尔少女。至于她穿着“让云胖胖地镶着边的，紫花苜蓿的衣裳”则是她早年苦难岁月中诗化了的人生。
其实在这首诗中，作者已把一位温馨而又令人鼻酸的母亲形象，化成了一个含有普世意义的象征，不论在荒烟万里的塞外草原，或在阡陌纵横的江南农村，母亲的形象都会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显现，同时耳边也随即响起呼儿回家的“一排声浪/滚过草尖”，可是母亲早已亡故，这声声的呼唤，终成绝唱，且化为一缕炊烟远远飘去了天际。
汪文勤写母亲着墨最淡而又刻划最深的一首诗当属《捉迷藏》。她用了一个很俚俗的童稚标题，却调动了一些语字平实却十分鲜活的意象，整首诗看来像一首语义浅白的童诗，似乎是信手拈来，却有着由诗性张力维系的严谨结构，最后一节尤为精采，诗人轻描淡写地把富于戏剧性的情结提升为一个无言而凄楚的幽远境界。
她说着
又把脸埋进风里
这结尾两行极为高明，以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很潇洒地完成了一个沉重的主题的呈现，由此可见汪文勤诗歌艺术另一侧面的魅力。
二〇〇年十二月八日台北
诗?人
曹永正
一
文勤写诗，还未成年就已成名。
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不容易。
有次与台湾诗人痖弦游新疆，说起那段日子，痖公道：“我们也有个‘创世纪’年代，白天黑夜只琢磨一件事，一个好句子出来，诗还没写完，就传开了。”
洛夫先生也说过：“有时候，是诗在写人还是人在写诗搞不清楚。”
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
八十年代，在中国，诗是沸腾的民愿，是文凭和名片，是才华和王冠。当然，诗，还是敲门砖。新疆天山深处有一位牧羊人，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八行小诗，被调入了国家机关，当了干部，吃上皇粮，一时传为美谈。
那年月，诗，成了逃生的出口。
诗国大开普渡之门，万众一心，沿着诗行，去找诗意的生活。
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找丢了。
还有些人，沿着出口，找到的却是枪口。
以言定罪的时代，因为诗，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能，成了“朦胧”的私信。诗是密码，是手语，是不需翻译的雅言，是不必猜穿的谜底。
“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上某处死，
在望着我……”
谁在写诗？有梦的人；为什么以诗筑梦？
因为可以在梦里做自由的自己，即使被追捕，惊醒时还在床上。
那么，今天，谁在写诗？
读诗的人。
二
可以放声大笑了。可以口无遮拦了。可以自谋职业了。可以去别国串门儿了。可以开坛布道了。
风云帐下，食客三千的诗去哪儿了？
诗回国了。
每当诗群们造访这个星球时，都带着恩典。
布施之后，太累太睏太伤感，诗群们离世时曾发誓：永不还乡。
大潮退后，留下一些看海的人，他们的名字叫诗人。其实，他们本是普通的渔人，如圣徒彼得。
彼得跳海见主，是为了与主同在；诗人写诗，是为了与诗同在。因为他们本是诗国的居民，只是在人国拿了“绿卡”。
人子是相知的，有约的，守诺的。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是诗人的家信，也是国书。
所以，写诗、读诗，不那么简单，那是神圣家族的通讯方式。
密码：爱。
运营商：世道风云，家道往事。
实名制。
无论是沃野千里，还是一米阳光，全是性情家乡。
三
诗人是靠天吃饭的。天不赋你，你哪好哪玩儿去。有道是“少女情怀总是诗”，那是指干净的愿望。可以不靠天吃饭的农人、渔人和牧人，可以变成工人，但不可能是诗人。你不是诗的人，诗不搭理你，除非你自作多情。
如此看来，活在当下，诗的人很难做。
灵感像鸽子一样飞来，被车门挤死了，被油烟呛死了，被泪水淹死了，被咆哮气死了……灵感像贼一样伺机以待。
诗的人走在人流中，惦记着诗国的家小，无法不迷失；诗的人没有验钞机，分不清人民币还是冥币；诗的人望着地平线，很容易被脚下的电线绊倒；诗的人赴宴，看到的是“猪羊炕上坐，六亲锅里煮”；诗的人把数字看成岁月：“3”是春，“6”是夏，“9”是秋，“12”里能听到送旧迎新的钟声。
诗的人，看你笑，为你怀明日之忧；
诗的人，观你老，望见的是“春花插满头”
诗的人未必身心两处，却自说自话。
根本不是什么“时代的代言人”，是因为时代发炎了，有人发现了，惊叫一声喊出许多话来，那就是人的诗了。
四
人的诗，可以是诗人写的，也可以是能人做的。
人的诗，应该是有人味儿的，是人能懂的，是念人望人救人并自救的，是劝人与天地和好的，是天然、自然、本然的。
起码，应该是真的。
文勤是诗的人，活在真里。
论文可以剽窃，散文可以拆卸，杂文可以佯怒，小说可以窝赃，唯有诗，离开“真”活不了：真性情、真洞见。
真性情是不装。
汉语诗有装的传统，或叫血脉。装征人、装怨妇、装失意、装怀春、装千年的崇高万年的淡定。以装取胜的，大有人在。
名垂千古的巍巍丰碑下，撑着的一些古人，至今做着鬼脸，嘲望着粉丝们的天真。
真洞见是不偷。
当然还有不借、不随、不欺。纵观古今中外，一孔之见被不断撕开，养活了不少文人、哲人和所谓诗人。使庸人变成圣人也不奇怪。
其美名叫传统，先传，后统。
于是，诗的人少了，人的诗多了。有话不好好说，或没话找话说。
你听不懂，我就多一门外语。没人听得懂，就可以“申遗”了。
欺人，人躲了；自欺，人疯了。
于是诗坛如拳坛。鼻青脸肿，自命冠军的狂嚎之后，洗洗睡了，必有同伙前来，评述一番，饱餐一顿，不爱红装爱武装，诗身人面。
而诗国的居民们，他们的日子依然火辣，洒向人间都是愿。
海量私信，诗体真言。
有密码、有运营、实名制。
那，就下载吧。
文勤诗在，喜出望外。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