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桑弄，地处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里，地名徽溪。山林茂盛，是贼巢穴，采樵刈草，皆为贼所残。公归创居处，建宫室，贼散去不知其几千里也。泉甘而出茂，公之居处。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八蛮，累会于此。八方群牧，累于此。虽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怨恨，到此善归方寸，恶竟冰释。袖刃怀刀，一时捐弃；甘辞艳语，以发喜戏。古人有云，人杰地灵也。八纮四海闻命于此，可谓大矣。树异山灵不松杉枝上白云寺庭前栖一两端明月侍座，清风扫门。喜听法鼓明心，不闻尘嚣聒耳。
碑文言“山林茂盛，是贼巢穴，采樵刈草，皆为贼所”，描述了高量成封地的原貌，足见石桑弄是一个草寇横行的偏僻之地。自从高量成退位归隐，在此传布佛法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变。不但“贼散去不知几千里也”，乡里还归太平，而且成了“四夷八蛮”冰释前“深仇”、“死恨”的会聚之所。“泉甘而山茂”启发了智者与仁者的心境，“树异山灵”、“明月侍座”等超出尘外的自然之景和法鼓声声冲淡了世人嚣聒的心绪。高量成虽已退位，但其在威楚营造出的深契儒家“仁智”与释教“明心见性”的和谐氛围，感化了世风。“量成在威楚，能恤孤寡老幼，风俗化之，称为夷中君子。”
高氏家族中亦有不少弟子笃信佛教。高量成之子皎渊在二十岁时出家。《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言：“我渊公随缘白地，诞粹于高氏之族。……英姿卓茂，气韵清远。昂昂若云鹤之处群鸡也，自有不羁之态。视荣贵如幻炎，执身心我人为甚倒。慨然有出世之心，不肯为凡夫。年臮二十，一日，辞父兄出家，知其志不可夺，不得以壮而许之。”皎渊在矢志入佛门后，注重修行，成为大理国禅宗水目山系与净妙、普济、阿标并称的“水目四祖”。《兴宝寺德化铭并序》载高量成的侄子高逾城光“恨不手布黄金，幸齐肩于善施；日用留心白马，庶接武于汉明”，足见其笃信佛教，以广施善缘、救济众生为德。
综观高氏家族碑群，可见佛教成为了高氏的普遍信仰。高氏一门对大理国佛教的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滇中姚州，高氏重建的佛寺包括广严寺、兴宝寺、妙山寺，这些都是当地十分著名的宝刹。位于昆明玉案山的筇竹禅寺，传说乃唐代贞观年间高光所建，一直以来都是滇东重要的佛教圣地。位于昆明的名刹东、西二佛寺，以及昆明各地的“灵迹”圣地则是高智升时期所创建。正是“高氏大为有功，而府郡州县皆封高氏子孙，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创也”。随着上层统治者的推动，佛教的调和作用也深入民间。
张《荡山寺记》载：
大理为郡，负山面海，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殆六百年。二氏皆白人，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惟白焉。其俗事佛而尚释，段氏有国，用僧为相，或已任而出家，故大理佛法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因见其地多浮图，人皆善良，故有征无战，其梵宇缁流，悉获安堵。
可见，佛教对白族人的影响十分深入，不但大理遍布佛寺，同时人心向善，所以长期以来这里免受战争的侵扰，呈现出一派安详平和的景象。
《云南志略》载：
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不知事神佛，若枭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谨，故杀心差少。
这里将白族信仰佛教的部落和不信者作对比。如文所言，信仰佛教者无论贫富，佛教的教义与日常生活融合，人们“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在礼佛修炼中平和心性，以致“杀心差少”。与此相反，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若枭獍然”，则显得十分的粗鲁，不但“刚愎嗜杀”，甚至骨肉之间一言不合，便拔刀相见。信仰佛教减少了人的暴虐和杀戮之心，信教部落之间纷争少于不信教者，足见佛教在调和人们内心世界和外在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论，通过对高氏碑群的解读，可知大理国的“德运”治世理念，包含了“行周道”为代表的儒家德政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以佛治国的理念，彰显了大理国政权的民族特色。正如历史所呈现，大理国政权稳定地维持了316年，与宋朝几乎相始终，其疆域范围至蒙古平定大理之时，“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六枝、关岭、紫云一带)，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境内的黑水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今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这与段氏在统治中融合运用儒释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四、大理国段氏“德运”治世理念的文化意义
大理国与南诏国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承接性。
首先，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先辈就是南诏国朝廷重要的官员。《滇史》载：“唐天宝末，段俭魏佐阁罗凤有功，赐名忠国，擢清平官，六传而生思平。”段氏经过在南诏国时期的发展，后来逐渐成为白族的大姓势力。
其次，大理国的“德运”治世理念承袭了南诏国的“德化”治世理念，体现了两个政权在统治观念上的内在延续性。一方面，两个政权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以德为本、注重君臣的自我修养，招贤纳才等方面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南诏国的“德化”理念中突出儒家治世思想，大理国“德运”理念则在坚持儒家治国的同时糅合释家精髓，顺应了时代和政权特点的变化。这一变化与大理国政局密切相关。大理国段氏自建国开始，便身处白蛮大姓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虽然段氏登上王位，但杨、赵等大姓仍保持了相当的实力。因此，对于段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政权的稳定。同时，段氏亦充分认识到佛教对各大姓势力及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因此，在皇室内部，段氏以避位为僧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权位之争。在施政中，段氏极力推崇佛教信仰，使佛教在大理国社会中上行下效，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综观大理国时期，极少对外征战，与宋朝亦是和平相处为主。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这也使得大理国的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继南诏国之后稳步发展，创造了“有故国(唐宋)遗风的大理文化”。
第三节 元代：段氏总管时期——“神武不杀”
《世祖平云南碑》是元代帝王留存大理的主要碑刻。该碑为大德八年(1304)成宗授命中书省，为元世祖平云南立碑，其目的是“若纪圣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于事为宜”。碑文以“神武不杀”四字精炼概括元世祖的治世理念，以平实而简洁的语言追述了忽必烈平定云南的经过，描写了云南建立行省后社会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并对元世祖为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达了成宗作为后继者对元世祖好德兼容胸怀的钦佩之情。
一、“神武不杀”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雄踞云贵高原三百余年的大理国被蒙古军在两年的时间内平定。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宣告了大理国的结束，境内各民族自此被纳入到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中。中统二年(1261)，世祖忽必烈颁布诏书，令段兴智之弟段实(即信苴日)总理云南，削去帝号，降为臣民，同时依旧给予段氏总领云南的权力，“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段实始任总管之职，揭开了历史上元代大理总管时期的序幕。至元元年(1264)、至元十二年(1275)，段实率部前后两次成功地平定舍利畏的变乱，在元朝对云南的控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后，元代段氏相续任大理总管共历12代，形成了元代云南特殊的政治体制。
二、元世祖“神武不杀”理念的阐释
《世祖平云南碑》是大德八年(1304)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上奏成宗所立，碑文对世祖平定云南，建立行省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赞誉，同时以“神武不杀”四字概括其治世理念。碑言：
今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
这里以“神武不杀”总结世祖忽必烈的治世思想可谓一语双关。《易经》言：“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可见在《易经》中，“神武而不杀”一语指的就是不以杀戮而实现孕化万物的厚生精神，这也成为成宗以“神武不杀”概括元世祖的治世理念的文化渊源。同时，元世祖帝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所以“神武不杀”一语与其帝号中“神功文武”又有所呼应。
碑文结合元世祖治理云南的政治实践，对其“神武不杀”的治世理念进行了具体的诠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突出了忽必烈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对云南各民族以“生生之意”待之，以好生之德力免杀戮无辜的厚生精神。二是强调了忽必烈立国之初，治理云南的兼容务实的德政思想。
(一)“神武不杀”之“生生之意”
在元世祖“神武不杀”治世思想中，“生生之意”乃好生之德，厚生精神，这是世祖治世理念的核心。《世祖平云南碑》言：
世祖皇帝之大德矣，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风雨寒暑变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温，洒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这里将世祖的大德比作承载万物的天地。这一形象的比喻，扣合了蒙古族“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是生命的源泉”道尔吉·班扎罗夫著，藩世宪译，余大钓校：《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辑，第4页。的文化传统，突出了忽必烈作为元朝开国之君广阔包容的胸怀。在世祖皇帝的“大德”中，孕育万物的“生生之意”最为重要。大德之下的“生生之意”使得万物获得了勃勃生机，即便寒暑易节，四季变化，也焕发着生命力。同时，“生生之意”也蕴含了德化万物的意思，因为德的调和作用，所以万物显现出“薰然”、“洒然”、“翕然”、“靡然”的自在状态，实现“温”、“濯”、“同”、“顺”的和谐共处。
联系世祖征平云南的历史，可见世祖的好生之德，具体体现在其对待黎民苍生，力免杀戮的行为中。
首先，忽必烈在征平大理的过程中，一改此前惯用的速战速决的进攻方式，而以招降为主，避免杀戮。在蒙古军进攻大理以前的南下进程中，讲究的是“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进攻方式。《世祖平云南碑》载：
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芦舍。……十月过大渡河……十一月渡泸……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苍山西洱河为固。
对照《元史》，可知世祖忽必烈在公元1252年受蒙哥汗之命远征大理，“夏入觐宪宗于察逊诺尔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率领号称十万大军从宁夏出发。“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摩安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术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可见为了争取战略时间上的主动，忽必烈选择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进军路线：从宁夏出发，入甘肃，经六盘山，结集于临洮(甘肃南)；然后进入四川西北部，在松潘地区分三道以进。忽必烈亲率中道兵，过大渡河“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大约是今盐源、永胜一路，而抵金沙江，后达今丽江境，摩些(纳西)主迎降。可见，元军在进入大理之前，在战略时间上赢得了很大的优势，历经一年半的时间，于1253年十二月兵临大理城下。可见元军进军路线的奇险史无前例，进军速度之快充分体现了蒙古军作战出奇制胜的特点。
但是，当蒙古军到大理城下，却采用了不同方式。《世祖平云南碑》载：
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
文中记载了世祖忽必烈对大理国王段兴智的三次招降，“先遣使大理招之”，“再使招之”，“又使招之”。为了避免武力征讨，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城池，明显地放慢了进攻的节奏，再三耐心地招降段氏。最终因为段氏坚决抵抗，“三返弗听”，元军不得已攻打城池。元军一改屠戮之风，目的是为了减小元军进军的阻力，收归民心。徐世隆、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多次劝言忽必烈改变嗜杀和破坏的政策。忽必烈在征云南前曾问计徐世隆，徐世隆引用孟子之言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世祖答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徐世隆以儒家仁德思想为出发点，劝诫世祖不事杀戮，并将这一点与夺天下的大局相联系，深得世祖之心。
其次，1253年底元军攻下大理城后，忽必烈一改蒙古军屠城杀戮的作风，发扬好生之德，下达止杀令，对主动投降者予以奖励。在攻城的过程中，大理国相高祥曾杀死蒙古招降使臣，按照蒙古“祖宗之法，杀诏使者，城拔必屠”的习惯，忽必烈本欲屠城，但张文谦、刘秉中、姚枢等进谏：“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极力劝阻忽必烈改变祖宗之法。忽必烈听取了臣僚的建议，命姚枢裂帛为帜，将止杀的命令书写其上，并传示大理城内的大街小巷，“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忽必烈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其好生之德，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故大理路杨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碑》载：天定癸丑，皇帝亲征南方，十二月十三日，兵至大理。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而公有顺命安之志。十五日，独自一身，最先投拜。皇帝乃以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以公为之长，八答剌丁为安抚使。(上阕)同处，招诱永平、永昌、腾越及姚楚、善阐等诸方，人民遂定安。
元军进入大理城后，没有滥杀无辜，而是积极联系本地有名望的人士，一起安抚百姓。碑主杨氏本是儒释世家，祖辈都是大理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大师，元军对其十分尊重，积极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安抚流散的百姓。其后，忽必烈延续止杀政策，其所经过的城寨纷纷归附，当地百姓“伐罪令行原不杀，远蛮归附感仁声”，甚至“箪食壶浆迎马首”，表示对忽必烈及元军的感谢，充分体现了徐世隆“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的断言。元军在“平定大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诸如止杀、奖降、褒忠等等，被广泛地运用到后来的灭宋战争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加速了灭宋战争的进程。诸如鄂州止杀、宽宥李璮叛军以及重用南宋降将等等，都是平定大理经验的运用，又都对宋蒙战争产生了影响”。
(二)“神武不杀”之兼容务实
云南建立行省后，忽必烈将“生生之意”深化到统治中，以“兼容务实”的德政理念统治云南。
一是，世祖在治理云南的政治体制方面，创立“蒙夷参治”之法，积极发挥云南各少数民族参政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云南的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