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欢的是经常行走的白颐路，因为路上有树。
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梧桐，夏天绿荫如伞。
我骑自行车飞奔的时候，烈日都被树荫筛成点点星光，在车轮前闪耀着。
这是惟一的骑车不会汗流浃背的街道。
有时，乘坐三三二公共汽车，总爱眺望窗外可爱的树们，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招手。
因为有这些树，街道才有几分田园乡村的诗意，令我想起久已不归的故乡。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最容易被毁灭的是美好的事物。
今年夏天，白颐路拓宽，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一天我出门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昔日延绵十几公里的悠悠绿阴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树桩。
有关部门说，白颐路太窄，交通拥挤，不得不拓展。
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树就只好消失了。
确实，海淀区一带堵车的情形令人头痛，好几次打的，一听去海淀，司机都摆手不愿去。
然而，我仍然感到心头像被砍了一刀般疼痛，为这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被杀戮的树。
屠杀的现场还有蛛丝马迹，不过很快连蛛丝马迹都不复存在。
漆黑的沥青将迅速铺到柔软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后的孩子们，不会知道沥青下面，曾经是树的根系。
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
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深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
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
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
《广陵散》响起来。
树一生都没有选择过，记得一位搞文字学的老先生曾对我说，“树”由“木”和“对”组成，因此“木”总是“对”的。
灾难会毁灭木，但毁灭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
又有一位红学专家对我说，曹雪芹欣赏的是木石因缘，拒斥的是金玉良缘，木代表着人间正道。
我佩服两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执，他们揭示了人与树之间纯粹的关系：树为人提供了诗意的栖居，背叛树就意味着背叛自然、背叛历史、背叛文明。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对这两部诗集有千百种读法。
我有我的读法：我把它们看作关于“生物”的著作，这里的“生物”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冷冰冰的“生物”；而是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孕育着人类成长的“生物”。
孔子说过，读《诗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其中，木的比重最大。
那时的情人们都在树下约会，树下有花有草，随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赠给心爱的男孩，“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树下才能有令人心醉的单纯朴素，树下才能有心灵与心灵的直接碰撞。
《诗经》中的名作《伐檀》，我视之为第一首关于“绿色和平”主题的作品。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砍树人的痛苦与树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砍树人的命运也就是树的命运。
他们共同咒骂的是那些真正与树为敌的人。
同样，《楚辞》中的树木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宿莽、辛夷、若木、桂树、松柏、若蕙……
许多树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尽管我们与它们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
“风飒飒兮木萧萧”、“洞庭波兮木叶下”，树上挂着屈原的心，树叶飘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树的疼痛。
谁说现代人的感觉比古人敏锐和丰富？
至少在对树的态度上，现代人是极其迟钝的。
各国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有老树精这一角色。
某些印第安部落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便寄居到树里，永远不灭。
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祭司便到森林里去，聆听树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愚昧与弱智，而显示着：树是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
我在国子监里瞻仰过那棵千年的古柏。
圣庙内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圣庙外是数人方能合抱的巨柏。
这棵柏树被称作“辨奸柏”，据说奸相严嵩率领文武百官拜祭孔庙时，突然狂风大作，柏枝飞舞，将严嵩头上的乌纱帽扫落在地。
这是野史中的记载，我却宁可信其有。
与人一样，树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有人间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
庄子把自己喻为“樗”，这是一种“恶木”，用来修屋要朽，用来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无用”捍卫了生存的权利，尽管无奈，也不失悲壮。
比起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来，这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毕竟值得珍惜。
与树为敌的后果是可怕的。
佛祖为什么要选择在森林边的草地上坐化呢？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知道，释迦牟尼起码是怀着对树的敬畏之心来到树下，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的。
六祖惠能说得好：“菩提本非树！”是的，菩提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呀！
后来，有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偏偏不理解这一点，他仅仅把树看作炼钢的燃料，于是这个民族将长久地承受没有树的灾难，我行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时，一整天没有遇到一棵树，那时，我只想哭。
在海淀白颐路旁，面对齐地的树桩时，我的感觉也是想哭，我仰望着这些曾经很高的树，它们的灵魂依然站立着，在风中沙沙作响。
克尔凯戈尔把自己比作一棵枞树，加缪也说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树。
他们都忍受着无形的杀戮。
而今天，我却在有形的杀戮的现场，身边是车水马龙，一辆车比一辆车更加豪华，这是一个爱车不爱树的时代。
情人们不再在树下约会，而在香车里做爱。
就连泥土也睡着了，那吸收不到养分的根系还能支撑多久呢？
树怎么也想像不到，那群当年在它们身上玩耍的猴子，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们昔日的恩人。
没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给人类一个天堂，人类还自然半个地狱。
绿荫消失了，根被拔起来。
心中的绿荫也消失了，人类自己的根也被拔起来。
我与故乡惟一的联系被斩断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儿。
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后代只有在公园里，指着那些水泥做的坚硬而冰冷的树桩问：“这就是树吗？”不，这不是树。
树是站着的魂魄。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如果一个年老的农民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儿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树，老梨树便不会被砍倒，只要他的儿子回忆父亲时充满着爱。
昆德拉是一位不轻易动感情的作家，这是他少数的最动感情的文字。
是的，老梨树会留在窗前，只要那位农民的儿子活着。
4.残缺之美
中学时候，读金庸小说，最喜欢的人物自然是郭靖。
这是一个完美的大侠，堂堂正正，大义凛然，找不到一点缺点，缺点也许就是“太老实”。
金庸写郭靖，是按照孟子所谓“大丈夫”“君子”的模式来写的，长大以后，却越来越不喜欢郭靖，觉得虚假的成分太多，只可仰视而不可亲近，关键是少了几分“人气”。
王国维曾阐释过“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借用到郭大侠身上，则是：完美的人不可爱。
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便是杨过，他的奇思异想、狂放骄纵，他对伦理规范的轻蔑，以及他的独臂形象，都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所不愿接受的，长大了，却越来越喜欢杨过，喜欢他空空的长袖。
我逐渐悟出金庸为什么要让杨过失去一只胳膊，因为只有失去胳膊的杨过才有可能炼成绝代神功，残废反倒使他生气勃勃，光彩照人。
金庸写杨过，是按照庄子寓言的写法来写的。
一部《庄子》里，游荡着百十个畸人的身影，说《庄子》是一册“残废人大全”并不夸张。
如《人间世》里的“支离疏者”，身体畸形，“颐隐于脐，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算是一个超级驼背了。
他正是凭着身体的残缺免除了兵役，终其天年。
在险恶的人间世，残缺成了天赋的美德。
《养生主》里的右师只有一条腿，公文轩惊曰：“是何人也，恶乎足也？
天与？
其人与？”右师曰：“天也，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独也。”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大宗师》里身体弯曲的子舆，《达生》里的佝偻女人，《德充符》里断足的王骀和申叔嘉，被砍掉脚趾的叔山无趾和跛脚、伛背、无唇的游说者……
庄子仅仅是一个审丑大师么？
庄子其实想说的是：神比形重要。
躯体残缺的人游离于正统的价值体系之外，虚无恬静，顺应自然，逍遥于天地之间，获得心智的健全。
躯体残缺的人深味自身的有限性，敬畏生命，滤净心灵，超然于利禄功名，获得精神的自由。
因此，残缺是真正的全、真正的美。
写武侠的高手，一般都把绝世高手的桂冠捧给躯体残缺者。
《书剑恩仇录》中的无尖道长，乃是使剑的第一高手，也是独臂的老头；《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是个患羊癫狂的病人……
武功可以看成是人体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最高的武功往往蕴藏在残缺的躯体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金庸、古龙都是庄子的知音，是一粒沙里见天堂的智者。
有一则关于东坡的轶事，说东坡的老友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
一日两人饮酒，东坡戏之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贡父不以为忤，相对大笑。
我既为东坡的幽默喝彩，也为刘贡父的旷达喝彩。
他们窥破了“臭皮囊”的本质，直抵灵魂的自足与自适。
这种幽默仅有智慧是无法孕育的。
在最悲惨的时刻，作拈花一笑，境界之高，令吾辈仰望。
我认识一个正在谈恋爱的少年，因为脸上长了颗青春痘，怕有碍观瞻，影响在女友眼里的形象，整天忧心忡忡，在镜子前晃来晃去的。
殊不知，“情人眼里出西施”，真正的爱，会把缺点也看作优点的，为镜中之像所囿的人，生命是苍白的。
陈寅恪一九四五年失明，一九六二年膑足，大难降临后，得以窥破黄龙三关。
所谓“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之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观忧愤，实质上是“形”的解体后“神”的升华，即使是西山之日，也有无限余晖！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无可奈何的背后，是铮铮的铁骨，此生的道路是不会回头的了！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一九六九年在一场批斗中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目盲膑足与陈寅恪相似。
但就在惨死前，他仍高呼：“我是吴宓教授！”不亚于陈寅恪之“四海无人对夕阳”。
残缺之美，何等悲壮、美丽！
相比之下，那些苟全躯体于乱世之人反倒是丑的了！
在卑琐的当代文坛，史铁生是境界最高者之一，他如老僧入定，却又热眼观世，名利场的龙争虎斗离他很远很远。
黄庭坚曾写诗赠一剃头师傅，最精彩的一联是：“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这一联可赠予史铁生，他用文字所剃除的，乃是人间的恶行与谎言。
我想，史铁生那接近澄明之境的文字，一定与他残疾的身体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