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厉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的，在这里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蜇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娃给人挖煤哩，有一天夜晚过河，遇到鬼了，就把娃吓成这样了。”
我问：“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高老伯认真地说：“当然有的。”
我问：“把人吓成这了，你们当初没有去医院看看？”
高老伯说：“没钱，听说这病要花好几万呢。我找了一个煤老板，看人家能不能发点善心，结果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抢白了一顿。”
我想，我们那里的煤老板基本上都为富不仁，宁肯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也不会拿点钱做好事。
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哪个煤老板？”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点费，给娃做点赔偿。”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解放后沿袭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财梦想来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同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有些人打工几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
回到黑娃的煤矿后，我开始打听黑娃的发财之道，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在短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成为亿万富翁，这是中国式的神话故事。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批人的财富迅速积累，又迅速暴富，放眼古今中外，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像现在的长生一样，黑娃当初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干上了挖煤的营生。不同的是，长生挖煤，是为了支付大学生妹妹高昂的学费，支付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医药费；而黑娃挖煤，只是为了能够顿顿吃上大肉片。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长期高强度的劳作，让骨瘦如柴的黑娃变得皮粗肉厚，结实耐磨。黑娃挖煤的第三个年头，有一次在矿区转悠，遇到了几个学生流氓在欺负一个少年，少年看到头发里落着一层煤灰的黑娃说：“你给我把他们打跑。”黑娃不想管闲事，可是那几个穿着喇叭裤的学生流氓纠缠上了黑娃，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黑娃当成了活靶子，你一拳我一脚，嘻嘻哈哈地锻炼身体。被激怒了的黑娃怒吼一声，抡起每天摸八小时镐把的拳头，砸向他们摸钢笔圆珠笔的手掌，将这些华而不实的学生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而挨过无数拳脚的黑娃，也眼角出血了。
后来，黑娃才知道了，他帮忙打架的那个少年，是这家国营煤矿矿长的儿子。
黑娃时来运转了。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历来都不注重学习，他们的崇高理想就是考上技校，进入矿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子承父业是那时候的优良传统，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农民的子女如果跳不出农门，也子承父业当农民。那时候，当农村学校里的每间教室灯火通明，农家子弟们刻苦攻读时，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在街道上徜徉，在树林里幽会。当农村的高中每年诞生大量的大学生时，矿区学校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考取。矿区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矿区上班，每月拿着国家固定的工资，旱涝保收，所以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谈恋爱和泡女人。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刚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们那时候是学习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我在上千考生中考取了第一名，才进入了初中专。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矿区的高中学生，和我同龄，他说他睡过的女人都有一个加强排，他还详细地向我解说女人的生理构造，而我那时候还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我对女人的了解，居然是从那个流氓开始的。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分成了几派，每天争吵打闹，无止无休。打架是他们学生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再一个内容就是“日逼”。矿长儿子一旦遇到打架，就会提前通知黑娃一声，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黑娃叫上一群挖煤的年轻人，手持镐把，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打斗场合，每次都大胜而归。
因为打架，黑娃和矿长儿子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因为这份友谊，临时工的黑娃转正成了正式工人，他幸了狗屎运，他吃上了商品粮，他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伟大转变。而那时候我们夜夜在煤油灯下刻苦攻读，也是为了能够吃上商品粮。那时候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忍受着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盘剥，每个被榨干了血汗，像老牛一样累得爬不起身的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吃上老公家的商品粮。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初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重点高中，但是父亲一定要我填报初中专，因为那时候家中已经穷得无法供养我上高中，而考上了初中专就不需要家中负担学费生活费了。三年初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县城深山里的一家小工厂上班，而当初学习不如我的同学考上了北京、上海的大学。四年后，我边工作边自学考上了一个小城市里的三流大学，而他们分配到了大城市工作。又过了四年，他们成为了单位的骨干时，我遵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又回到了小县城……因为国家特殊的政策，因为农民家庭的极度贫穷，我与当初的初中同学，差距越来越大，此生，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赶上他们。
矿长的儿子中学毕业后，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考试，进入了技校。在技校学习两年后，他不出意外地分配到了煤矿的行政科。行政科权限很大，它要管挖煤之外的所有事情。
矿长儿子毕业后的第二年，煤矿进行企业改制，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老家人的理解就是，把老公家的工厂卖给厂长。事实上，最后老家的国营工厂都变成了公司，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法人，还是厂长，“换汤不换药，等于是把猫叫了个咪。”老家人说：“不同的是，你以前是给国家工作，现在是给厂长打工。国家不想要你，还有个程序；厂长想不要你，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知道老家人理解得对不对，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股份制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当初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
煤矿也在改制，改制前要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的事情都由行政科办理。精明的黑娃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给厂长儿子说，自己想买一个小煤窑。那时候，国营煤矿的周边已经挖开了很多小煤窑，小煤窑里面蕴藏着多少煤炭，谁也不知道。
经过一番辛勤的运作，黑娃最后用8000元买下了一个小煤窑。
黑娃所购买的那座煤矿被当地的专家们预测为即将告罄的贫矿，专家们信誓旦旦地预言说，黑娃购买的这座煤矿总产量不到500吨，当时每吨煤的出矿价格是150元，这样，老板名为黑娃的那座煤矿只价值75万元，扣除机器磨损和人员工资，黑娃能够赚到的钱仅仅两三万元。
所有人都认为黑娃用买牛的价钱买了一头猪，而且是一头做了绝育手术的既不会生崽又不能吃肉的老母猪。
然而，黑娃的煤矿直至今天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煤，已经出产了不知道多少个500吨。这些年，无数的事实证明了，专家们的预言都是无稽之谈，都是信口开河。在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你宁肯相信公鸡四条腿，也别相信专家那张嘴。
坊间流传的说法是，黑娃用1万元买通了专家。买通专家的钱居然多于购买煤矿的钱。被四个老人头击倒了的专家就昧着良心说假话，和那些贪官污吏们，将无穷无尽的国有财产拱手送给了黑娃。当黑金变成了黄金后，各方就坐地分赃。
黑娃以8000元的价格买到煤矿没有多久，冬天来临了，煤矿的冬天也来临了。
黑娃坐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过山车。那年冬季，尽管天寒地冻，可是煤炭价格低廉，堆积如山的块煤和末煤无人问津。黑娃的生意像一株刚刚开花的嫩黄瓜秧，还没有结出黄瓜，就遭到了一场严霜。黑娃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就生意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