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娃要招工，只能依靠原始的方法，他连夜请村庄里的小学代课教师用毛笔写了几百份招工启事，张贴在乡村所有的路口和电线杆上。电线杆曾经是乡村的信息集散地，所有发布信息的人都盯上了电线杆，电线杆上经常张贴着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小广告和小告示：梅毒湿疣请找我；不孕不育请找我；给猪配种请找我；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夜睡到大天亮……
黑娃的招工启事也张贴在电线杆上，电话后面留着蔡亮子的手机号码，那时候的黑娃还买不起手机。手机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奢侈品。那时候的手机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通话，一个是防身。那时候的手机像砖头一样结实硕大，拿在手中就像拿着一块老城砖，手机掷出去，都能把狗砸死。
那时候，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蔡亮子拿着这样的一部沉甸甸的手机招摇过市，他高视阔步在所有人艳羡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在明媚的阳光里。蔡亮子有事没事总爱打个手机，而且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爱打手机。蔡亮子只要把砖头一样的手机凑近耳边，就会加大嗓门，就像和人吵架一样地大声呐喊：“操他姥姥的……”他突然的呐喊声吸引来所有人的目光，蔡亮子用眼睛的余光斜睨着所有人，慢腾腾地走到最高处，然后像“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一样，气势轩昂地对着电话和面前的所有人发表演说，偶尔他还会把砖头一样的电话拿在手中使劲摇晃，大声喊着：“拿鸡鸭，拿鸡鸭，你他妈的咋不说话。”人们想不明白，蔡亮子站在高处打电话，管鸡鸭什么事情？多年后，当手机像钢笔一样普及了以后，人们才知道操他姥姥的蔡亮子口中的“拿鸡鸭”原来是手机品牌诺基亚。
蔡亮子喜欢打电话，打电话是蔡亮子高调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手机的早期时代，几乎所有的手机持有者都是这种德行。
短短的三天时间内，黑娃的煤矿就来了七八十个人，这七八十个人七长八短，年龄最大的足够做年龄最小的爷爷，年龄最大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年龄最小的嘴角还没有长出髭须。在城市里，像这样须发皆白的老人要么在公园里打着太极拳，要么提着鸟笼走在幽静的小道上，他们衣食无忧，他们享受着退休金和养老保险，他们是城市户口，他们吃商品粮；而在农村，同样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光阴的老人，累弯了腰，累垮了背，却难以享受到一分钱的补助，他们还要自食其力来养活自己。而造成这样巨大差别的，只是因为人家是城市户口，你是农村户口，人家出生在城市，你出生在农村，尽管同样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出生地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和幸福。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身的不平等。
黑娃是煤老板中的文化人，黑娃不识字，但是黑娃是文化人，黑娃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戏文。黑娃对我们那里的地方戏是无师自通的。他曾经像说评书一样向我讲起了地方戏曲中的情节，什么《铡美案》，什么《三娘教子》，什么《辕门斩子》……黑娃是煤老板中的另类，他之所以没有像蔡亮子和煤炭局张局长他们那样穷凶极恶，可能与中国传统戏曲对他的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乞丐时代的黑娃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经常流浪在戏院里，捡拾别人丢弃的果核和馒头，聊以果腹。那时候的电影和电视还没有普及，而看戏则像节日一样热闹。每年的“忙罢”，地方剧剧团总要巡回演出。“忙罢”是一个古老的使用了几千年的词语，庄户人把麦子收割入仓后的那段悠然闲散时光称为“忙罢”，这确实是很妥帖的。在每年“忙罢”的日子里，黑娃总会出现在看戏的人群里，他的眼睛盯着地面，耳朵捕捉着戏台上的每句戏文，很多经典的台词他都能朗朗上口。黑娃对戏曲的挚爱一直蔓延到了煤老板时代。
黑娃最喜欢的戏文有这样两段，这两段戏文在他以后认识我的时候，还经常吟唱：
一匹马踏碎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退了雄兵百万，
一声笑倾倒了满朝文武，
一支笔写尽了人间恩怨。
……
还有一曲戏文是这样的：
恋着你弓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
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受尽了人间千般苦。
你全不恋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做粪土，
你骏马高官良田千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
……
黑娃曾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如痴如醉地唱过这两段老戏唱词，可惜我那时候一直没有问他这是什么曲目中的。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张口闭口都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派，总是把中国古典文化视为糟粕，现在回头来看，后现代派等各种现代流派早就成了过眼烟云，而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它太阳一样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照得我们心灵的花朵，美丽可爱，今天我们成长在阳光下，明天我们去创造七色世界，来来来来来……
那时候黑娃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他就说：“你啥时能给咱也写上一部老戏来，就写我们煤老板，就算你厉害。”老戏源远流长，它穿越了几千年的漫长时光，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磨炼，一直流传到今天。我惭愧，我汗颜，我写不出这样的传世作品。
有一次，也是在“忙罢”，黑娃正在戏院里看《辕门斩子》，他的大哥大响了。电话是蔡亮子打来的，蔡亮子在电话里说：“你还有闲心看戏哩，看个鸡巴，煤矿都叫人家封了。”
黑娃心急火燎地来到矿井，看到矿井口竖着木质三脚架，三脚架上粘贴着一张告示，写着煤矿主必须在×日×时来到×地进行培训，没有培训取得资格证的，不能开业。告示上还加盖着鲜红的公章。
黑娃打电话给蔡亮子：“这该怎么办？”
经多见广在最底层的官场混迹了几十年的蔡亮子说：“还能怎么样？交钱买证啊。”
黑娃东借西凑凑了一笔钱，交到了张会长的手中。这次，黑娃才知道，全县的煤矿都要听张会长一个人的，张会长掌握着煤矿生杀予夺的大权。开办煤矿要办很多证件，而张会长有能力办完所有证件，但是你必须把钱交到他的手中，由他来办理，他从中抽取利润。张会长不是官员，但是他权力无边，一些官员也害怕他。
张会长创办的这个协会叫作“全县煤炭行业经理人权益保护协会”，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
坐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上，黑娃一路都在想着：这人嘛，都是贱货，你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没人给你钱；你富得流油了，人人都给你送钱。黑娃只用一天时间就借到了近百万元，而当初在深山老林里熬炸药的时候，向人家借两毛钱，人家还向他翻白眼。
后来，我在一本忘记了名字的古典小说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话，那上面说：世人都喜锦上添花，哪有人会雪中送炭。
花钱买证后的黑娃自以为一劳永逸了，然而，过了两个月后，张会长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换证。黑娃义愤填膺地在电话里据理力争，然而张会长用很沉稳的语调告诉黑娃说：“每个证件都是有使用期限的，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一年。我们要进行年检和月检，检查合格了才能发证。”黑娃问：“这使用期限是谁规定的？老公家规定的？”张会长义正词严地说：“是我们规定的，我们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就是国家，就是老公家。”
黑娃放下电话，依旧怒气难平。
黑娃偏偏不换证，他想，你一个小小的会长，能把我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