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个小孩紧跟在我们身后，他们齐声喊道：流氓的爸爸流氓的妻，流氓的姐姐流氓的弟。他们的声音十分嘹亮高亢，仿佛是一列奔驶而来的火车，快要把我们压扁了。我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反击。我挣脱姐姐的手，弯腰从地上捡起半截砖头，准备冲向他们。但是姐姐尖叫了一声，死死地把我抱住。我被姐姐拖回家里。
那时，牛红梅已在省医院制药厂找到一份清洗药瓶的工作。每天早晨上班，她总拉着我的手，小心地穿越近300米长的小巷。每天下午下班，她便站在兴宁小学的门口等我。那段时间，她买了许多鲜艳的服装，几乎每天换一套新衣服。我们问她哪来那么多钱？她说是冯奇才，也就是我未来的姐夫给的。与她同行的那段时间里，她像一位新娘不离我的左右，而我则始终捏着那半块砖头，保护她。晚上我把砖头放在我家的门角，早晨我把砖放到兴宁路与长青巷的交叉路口。跟随我们的人愈来愈少，我们可以从容地过长青巷了。更多的人开始注意牛红梅的服装，她们用手小心地摸着牛红梅的衬衣或裙子，试探性地问她是什么布料？多少钱一尺？在什么地方买的？在哪家裁缝店做的？牛红梅对她们的询问一一回答。而我手里的那块砖头，则始终没有派上用场。看着两旁明亮的窗户，我很想把砖头砸过去，然后像欣赏音乐一样欣赏玻璃的碎响。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样的做过。我喜欢看玻璃上不规则的破洞以及裂缝，我喜欢听玻璃的碎响。如果你现在问我，我最想干什么？我会说我想砸玻璃。
读高中之后，我才知道雄孔雀开屏是为了向雌孔雀示爱。身着艳丽服装的牛红梅，那时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吸引了许多男士的目光。一丝不挂的杨美，常常跟在牛红梅的身后叽里咕噜地叫喊。早晨他跟着姐姐走到兴宁路口，下午，他跟着姐姐从兴宁路口走回来。他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重复着这项工作。
当姐姐的身边没有什么威胁的时候，她开始疏远我。她说从明天开始，我不去学校等你了。我的心里突然像缺少了点儿什么。姐姐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别对别人讲。我问她是什么秘密。她说你猜猜看，我最爱谁？我说冯奇才。她很失望地摇头，然后轻轻地对我说毛泽东，我最爱毛泽东，他是中国最男子汉的男子汉，我把我的“初恋”全部献给了他，只可惜他死了。
姐姐这么一说，我的脑海里填满了毛主席的画像和像章。在我姐姐的卧室里，到处都有毛主席的身影。她的蚊帐上挂满了各种类型的像章，蚊帐顶上，还贴了一张巨大的毛泽东头像，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由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摄影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姐姐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追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姐姐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冯奇才好吗？我说不知道。姐姐说因为他下巴上有一颗痣，他的那颗痣和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几乎一模一样。姐姐这么一说，我就恨不得下巴上也长出一颗痣来。我为我没有那么一颗痣痛恨我的父母、亲属，同时感到自卑。
我看见姑姑牛慧和母亲坐在客厅里，她们只象征性地瞟我一眼，便继续她们的谈话。牛慧说你应该恨她。母亲说在这几个孩子当中，只有红梅长得像她爸爸，我想恨她但怎么也恨不起来。我不仅不恨她，为了她我还砍伤了别人的手臂。牛慧说你这就不对了，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她才18岁，你对她如此放任自流，将来怎么收拾？你不为你着想，也得为我死去的哥哥着想。母亲说那你教一教我，怎么样恨她。
牛慧说大嫂，到门外去，我给你剪剪头发，你的头发也不短了。母亲和牛慧提着椅子，拿着镜子和剪刀以及毛巾走出客厅，她们在门外找了一块地方剪发。牛慧是一位剪发能手，我们家所有人的头发，都由她负责。她一捏住剪刀和头发，就无比兴奋。她常常说我把你们的头发剪漂亮了，可是我的头发反而要到理发店去剪，理发店的技艺远不如我。我们都知道，牛慧在烦躁的时候，特别喜欢帮别人理发。有一次，她跟同事吵架，下班之后直奔我家。她说她要给我父亲理发。父亲说他的头发刚理两天。她转而要给我和牛青松理，我们说我们已在学校理过了。她站在客厅里，拿着剪刀和理发剪暴跳如雷，说难道牛家上下，就没有一个人需要理发吗？母亲听到她的喊叫，乖乖地从厨房里走出来，用手拢了拢头发，说妹子，你就给我理吧，尽管我的头发刚理几天，但你想理你就理吧。姑姑牛慧一边给母亲理发，一边诉说她的委屈。
我看见母亲的头发纷纷扬扬地掉下来，原先乌黑的青丝里夹杂一根根白发。牛慧说像牛红梅这样的年龄，根本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你想想我都年近30了还没谈恋爱，她着什么急？母亲说你还没谈啊？牛慧说没有。母亲说你也该谈了。牛慧说姑姑我都还没有谈恋爱，她怎么先谈了？哥哥刚死不久，她竟然跟别人那个了。跟别人那个不要紧，她还被人捉住了。被人捉住不要紧，她还把事情的经过全说出来了。你说她该恨不该恨？哥哥尸骨未寒，她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她和牛青松牛翠柏的生活负担，全压在你一人身上。作为长女，她不仅不为你排忧解难，反而给你添那么多乱子。你说她该恨不该恨？母亲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该恨。牛慧说你别激动，你坐好，来，我先给你理完发。
牛红梅正好在这时从巷子那边走过来，她一看见姑姑牛慧，眼角眉梢全都裂开。她问姑姑是谁给你取的名字？姑姑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回头。牛红梅说你的名字真好？牛慧，牛慧，为什么不叫杨开慧？牛红梅就这么自我陶醉着走进家门，一头钻进她的卧室。
母亲和姑姑站在客厅里，对着牛红梅的卧室很严肃地喊道：牛红梅，你给我出来。牛红梅双手抱到胸前，有气无力地靠在门框上。她对着喊她的人说出来干什么？母亲望了一眼姑姑。姑姑想了想，说你把你的事情跟我详细地说一说。牛红梅说我都说了差不多一千遍。姑姑说可是你没有对我说过。牛红梅整理一下嗓子，仿佛整理她的发言稿。她说那么，你听好了。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的胃痛，我到门诊部去看病。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门诊部里。他问我哪里痛？我说胃痛。他把我叫到里间，并拉上了门帘。他叫我躺到床上，然后用手按住我的腹部，问我是不是这里疼？我说下边一点儿，再下边一点儿。然后，他的手摸到了他不该摸的地方，然后我们就那个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牛红梅说完返身走进卧室，嗄嚓一声锁上卧室的门。她像背语录或者公文那样，把她的那件事一字不漏地背诵完毕，之后，任凭姑姑和母亲怎样叫门，她始终沉默。母亲说牛红梅，我恨你。牛红梅，你不知道我多么地恨你，恨得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牛红梅……母亲突然转过身来，对姑姑说我想理发。
从此以后，我很少听到姐姐说话。大部分时间，她在医院里清洗药瓶、床单和跟冯奇才谈恋爱。晚上，她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许多次，我发现她脱光衣服，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身体。她的乳房像两座高耸的山峰，高高地挺着。从镜子里，我看到了女人的全部秘密。姐姐用一支圆珠笔，在她洁白的身上写下流氓、娼妇、妓女、婊子等字眼，然后在卧室里走来走去。等我们都上床睡觉了，她才到卫生间去，把她身上那些污秽的字迹冲洗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家卫生间里会传出长时间的水龙头的哗哗声。姐姐一洗就是半个小时，母亲常常在睡梦的间隙里，骂她不知道节约用水。姐姐把别人强加给她的那些称号加以强调，然后用大水冲洗，然后全部遗忘。
昨天下午，母亲买了两担煤。母亲早早地叫醒我们，要我们跟她一起打煤球。她说今天是星期天，你们谁也别偷懒，跟我一起劳动。
牛红梅说她是临时工，没有星期天，少一天不上班就少领一天工资。母亲拿着铲子站在煤堆边，望着牛红梅远去的背影，说你的工资在哪里？为什么不交给我？牛红梅说我自己都还不够用。母亲说那我怎么办？你们3个人吃我一个人的工资。平时里我连一根雪条都舍不得吃，你却买了那么多好衣服。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在棉纺厂工作，衣服还没有你多。没有工资，没有工资你别回家来。我恨死你了。母亲自言自语，牛红梅早已走得无踪无影。母亲根本就不是说给牛红梅听，而是说给她自己。
紧接着我和牛青松也走出家门。我们的肩上挎着书包。母亲已在煤堆里搀杂少量的泥巴和水。看到我们的装扮，她说怎么，你们也要出去。牛青松说今天学校补习。母亲说那么，你呢？我说我们学校跟七星小学搞乒乓球比赛，我是乒乓球队队员，要为我们学校争光。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块球拍，拿到母亲的面前晃了晃，说这是学校发的。母亲说可是，你们谁为我争光？
母亲开始用铲子搅拌煤堆，她一边搅一边用手抹汗，她的脸上沾满煤渣。我们从煤堆边小心翼翼地走过，生怕煤渣弄脏我们的裤子和凉鞋。看着母亲弯腰铲煤的身影，我的脚步犹豫了，站在原地不动。牛青松拉了一下我的衣角。母亲正好抬头，看着我们说，你们怎么还不走，迟到了怎么办？牛青松拉着我往兴宁路走去，书包在我的屁股上一起一落。我的脚不停地往前走，头不停地往后看。突然，我们听到母亲呵斥：回来，你们都给我回来！母亲的呵斥像一阵风，从后面追赶我们。我们看见母亲举着铲子，朝我们奔过来。牛青松说快跑，她识破我们的诡计了。我们撒开腿拼命地往前跑，书包高高地飞起来，又重重地打在我们的屁股上。母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在“妈哟”声中跌倒了，手中的铲子摔出去好远。母亲在地上挣扎着，怎么也爬不起来。我问牛青松是不是回去扶她一把？牛青松说你一回去，就得跟她打煤球。我不想打煤球，所以我没有往回走。我听到母亲趴在地上说，你们合谋骗我，你们学校不可能补课，也不可能有球赛。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把煤球打完，明天我们拿什么烧饭？跑吧，你们跑吧，你们永远别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