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予
小时候家里穷，一顿三餐几乎都是窝头加咸菜。我和哥哥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拣城里的亲戚家里表哥们穿过的。家里有8亩多地，一家人的吃穿用全靠那块地打出的那点粮食。冬天农闲的时候，父亲就去城里打些零工贴补家用，不管生活怎样苦，我和哥哥始终都没有辍学。全家人勒紧裤腰带，硬是在牙缝里挤出了我们的学费。
13岁那年的冬天，我和哥哥的学费又涨了，尽管刚刚放假，可是我们却高兴不起来，都在为新学期的学费发愁。正巧有人来我们村包了一个工程，需要一些劳力去挖沟渠，我们一家三个男子汉都报了名。父亲沉重地说：如果挣不到钱，你们两个就必须要下来一个了。我和哥哥都在心里憋足了一股劲，要用自己的双手挣够自己下一期的学费。
哥哥比我大两岁，但瘦小得好像是我的弟弟。那个寒假，过得可真苦啊。头一天上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就起身，父亲说我们年龄小，干得慢，所以要抢时间，免得被别人落下太多。
包工头是个很干练的中年人，他看到父亲领着两个孩子来挖渠，以为我们只是来帮父亲干的。就给我们量出了10米，那是一个人的工作量。干完了就能挣到10块钱。父亲说，我们三个人哩！包工头问父亲：“孩子能受得了吗？”父亲拍拍胸膛说没问题。包工头想了想说，那就给你们20米吧，总不能把孩子累坏了。
那天，我和哥哥的手都磨出了血泡，累得直不起腰来。包工头为我们画的线已经近在眼前了，可是干起来却像天涯那么遥远，怎么干也干不到头。父亲挥汗如雨，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朝那个终点努力冲刺。终于，那个考验我们劳动极限的界线被父亲的铁锹铲破了，我和哥哥一屁股坐到地上，如释重负。可奇怪的是，父亲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催促我们起来，非要多挖出半米来。我们有些不解，别人干的都是正正好好的，1毫米都不多挖。
“为什么要多挖半米？”看到那些干完活的人，坐在那里眯着眼抽着烟，等着包工头来验收给工钱，我终于忍不住问了父亲。母亲来送饭时，也埋怨父亲：干吗多挖半米，白挨累。
父亲没有回答，仍旧奋力挖着沟渠。我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不敢再多言语。
就这样，每天我们都要比别人多挖出半米来，我和哥哥咬牙坚持了10多天，挣钱的同时也积攒了一肚子对父亲的怨气。
有一天，包工头给过我们工钱后，让我们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去一趟。父亲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仿佛自言自语地对我们说，看来咱爷仨的活干不长远了。
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看到挖沟渠来钱快，邻村的壮劳力也纷纷过来报名，自然是要挤掉一些人的。我们随父亲去了包工头那里，父亲很紧张，生怕他的担心变成事实。包工头问父亲，我发现你们总是比别人多挖出半米，为什么？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这年头，找个活不容易，我寻思多干点，这饭碗就能端得长远点，孩子也能继续念书了……”父亲的话让包工头笑了起来。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个干练的中年男人笑过。他向父亲伸出了厚实的手掌，对父亲说，我姓刘，以后叫我老刘就行。
是父亲的坦诚和老实得以让我们继续端着手中的饭碗。工地上每天都在减人，每天又有新的劳力来，而我们爷仨，却始终站住了脚跟。我和哥哥不仅挣够了自己的学费，还有了些结余，父亲叫我们用剩下的钱为自己添些文具什么的，我和哥哥高兴坏了，去书店买了几本梦寐以求的课外书籍。那些受过的苦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对父亲的怨气不但消散一空，而且还变成了感激。到现在，我还珍藏着那两本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书：《高尔基短篇小说选》和《鲁迅选集》。那是我汲取到的第一滴文学的雨露，它使我受益匪浅。
后来，老刘有一个更大的项目急着去承包，他想找个帮手帮他打点这里的活。说来奇怪，他竟然想到了父亲。父亲低着头不停地搓着手憨憨地问：“俺行吗？”老刘学着父亲当初为我们下保证的腔调拍拍父亲的胸膛说：“没问题。”父亲笑了：“那俺就试试。”
父亲的坦诚和一丝不苟的认真劲这下子可派上了用场，他把老刘交给他的活打理得有声有色。
我们庆幸自己挣够了自己的学费，没有辍学。哥哥后来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成为我们村的骄傲。而我因为接触了那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两本书，开始喜欢上了写作，作文总是被老师拿来当做范文给同学们读，再后来，我就开始发表文章了，文字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血液。
而父亲呢，因为老刘要去南方发展，他把本地的活都交给了父亲来做，父亲渐渐把工程做大，在我们这一带竟然已经小有影响了。他和老刘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常常在夜里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
而这所有的一切，均源于父亲那多挖半米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