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培刚(1913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发展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
]的奠基人。
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7年后,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用4年时间取得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学位,就读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至1947年度最佳论文称号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入选作品,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因该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论著,所以张培刚迅速蜚声西方经济学界,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即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并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6年张培刚回国,担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后经济研究被政治斗争打乱,中断数十年。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走出阴霾的张培刚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乱世与理想
1928年,中国旧历为戊辰年,是国民党政权存在的第17个年头。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战火连绵不绝。元月,蒋介石当选北伐军总司令,陈毅、朱德等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发动革命。4月,蒋介石率军北上,攻陷济南。毛朱会师井冈山。6月,张作霖死于皇姑屯,北洋政府倒台……
政权交替,于当时的百姓乃是惯常之事,他们所愿无非吃饱穿暖,求得安身之所,对更替并不在意。所以战事一过,人们便读书、学习、工作,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9月,刚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 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自强学堂。1913年,国民政府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首批国立综合大学之一,也是湖北第一所高等学府。1930年,该校因战事迁往四川乐山。
]开学。樱花默默,一干青年学子意气风发地走来,当中一人眉目清秀但面色凝重,似心有郁结。看其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然心事重重,但难遮掩逼人英气。
此人来自湖北乡下,姓张名培刚。他从小生活在农村,读书之余做些农活帮衬家计。自打进入武汉三镇,大都市车水马龙的繁华,让来自清静之地的他颇有些不习惯。但他天性笃定,既已入学,便立定心意,不受干扰,很快在珞珈山下悠游自得起来。
张培刚一入学就成为武汉大学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个朴实少年15岁便考入文科预科班,而当年文科预科班仅录取了他一名学生,可见录取比例之低,更见此人头脑之聪颖。
张爱玲曾经说过:“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这句话对张培刚尤其适合。大学时代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对张培刚来说更是如此。
大二那年,张培刚选择了经济系。那时候,武大经济系最著名的教授是任凯南 [ 任凯南,湖南汨罗人,1884年生。自幼聪明好学,曾考取秀才,是品学兼优补禀生(第一等秀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官费留学早稻田大学。191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6年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造诣深厚,在伦敦时已赫赫有名,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武大经济学教授,后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兼任武大法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在经济学界与马寅初并称“南任北马”。
],他曾游学欧洲,对英国经济颇有研究。当听到英国工业革命缘起于“圈地运动” [ 14至15世纪,在农奴制解体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土地及公有土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时,出身农民的张培刚压抑不住愤怒: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如果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也太残酷了。如果中国的强大也依靠这种“羊吃人”的模式,那么对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农民来说,显然过于冷漠无情了。
一定要找到一种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抱着这个直接又不失单纯的想法,张培刚在追寻中读完大学。1934年,张培刚毕业,怀着“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的美好愿望,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从此开始农业经济研究。
书生意气,纸上得来终觉浅,非得亲身实践不能如愿。为充分了解经济民生,张培刚开始频繁考察,几乎所有省份都去过。无数农村、城镇留下了他的足迹。日复一日,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随时间磨洗,沉淀成对凋敝国势的思考。基于对农村和农业的考察,他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和《中国粮食经济》等经济学著作,此类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长期的一线研究坚定了张培刚大学时形成的认知:一定要寻找出一条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个认知,既是他传奇一生的原点,也是他波澜壮阔的命运转折点。
2.就读哈佛
1941年春,28岁的张培刚通过层层选拔,考取清华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 “庚款留学”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中强加、多收的“庚子赔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项措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胡适、竺可桢等。庚款留美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
],前景豁然开朗。
这届留学生约有百人,多为理工背景,张培刚考取科类为工商管理,是通过筛选的两名文科生之一。武大建校以来,还是第一次有学生入选“庚款留美公费生”,一时间,张培刚名声大振,成为武大校友圈内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
初夏,张培刚从云南转赴重庆,搭乘航班飞抵香港,从维多利亚港乘坐邮轮起程前往旧金山,历经数月终于抵达麻省康桥[ 张培刚回忆说:“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实际上,许多哈佛留学生都把此剑桥称为康桥。
],入读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即今日哈佛商学院,是培养职业经理人、商业精英和企业领袖的学府,在世界上鼎鼎有名,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张培刚却并不感到得意,反而在1年后做出一个令所有人困惑不解的举动:申请转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主攻经济史、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后来谈到当初的动机,张培刚解释说:“(当时我想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达到先进工业国的程度。”
此话不虚,放弃成为商业领袖、超级富豪的机会,选择更为严谨、沉闷的经济学,正是基于对国家落后的痛心疾首。在张培刚看来,只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奋斗,顶多会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造福一方百姓,于国事无多大裨益。农业衰落、工业凋敝的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实业家,更是走出困境的经济理念、制度和思想。于是,他毅然转投经济系。
张培刚无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哈佛经济系正值黄金时代,汇集了众多蜚声国际的经济大师,如主讲微观经济发展理论的熊彼特、“垄断竞争理论”创始人张伯伦、创建“投入—产出”分析理论的里昂惕夫和“美国凯恩斯”汉森等。一流学者的执教,使哈佛经济系风气开明,人才辈出。
浸淫哈佛,名师指点,从沉闷国度走来的张培刚视野迅速拓宽,以更加专业、理性的视角审视背后那个经济凋敝的祖国。身处工业发达的美国,张培刚时刻思考中国的出路,农业与工业二者的交锋与碰撞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不知不觉进入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佳境。
3.一夜成名天下知
时间到了1944年冬天,张培刚即将完成学业,整日为博士论文奔忙,无暇顾及他事。
一天,两位中国留学生风尘仆仆从国内赶来,初来乍到,没有预订房间,因此无法入住宾馆。经人指点,他们去求助宾馆二楼的胡博士。胡博士问,“你们是从哪个学校来的?”他们说是武汉大学,胡博士又问:“那你们是否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一名叫谭崇台[ 谭崇台,1920年生于四川成都,少负才名,19岁考入武大经济系,毕业后在湖南某矿场做过1年的会计。适逢民国教育部举行公开留学生考试,谭崇台考取财经类第五名,一口气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等6所美国名校提出申请,3所高校当即答复,谭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经济系。谭很早就知道张培刚,“武汉大学多年间考取庚款留美的就只有他一个人,而清华、北大考取庚款的则不少,正由于此,武汉大学经济系一直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哈佛就读期间,谭崇台与张培刚结下深厚友谊,日后也投入发展经济学领域。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的学生说,“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却并不认识。”胡博士就给他们开了一封介绍信:“Walter Hastings HaIl 8号,张培刚。”两名学生懵懵懂懂,下楼后才想起所谓的胡博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第二天,谭崇台拿着胡适的介绍信,兴冲冲地去找张培刚。见了面,发现这个人一身土气,很质朴,根本就不像个洋博士,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让谭崇台既好奇又不解,想不通张培刚凭什么吸引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同时又发现哈佛校园的中国留学生个个“洋味十足,架子很大”,与张培刚形成鲜明对照。
谭崇台在心里对张培刚有莫名的好感,武汉大学校友在哈佛时不时地聚会,张培刚也多次参加,两人交谈甚欢,只是谭崇台对张培刚的学术“并不理解”,谈及这些常无言以对。
此时,张培刚把论文对象锁定为农业与工业化。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深入了解两者关系,他特地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申请了一块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每天至少学习12个小时,先后阅读180多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著作。“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人,英文、法文、德文他都读过。”9个月后,长达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问世。
时间悄然而逝,一天,谭崇台在华盛顿短住,偶然得知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卫·威尔士奖”颁奖,获奖者正是张培刚,他在1945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其赢得这一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