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告诉我们，
凡夫最大的束缚就来自于自己的执着：
功名利禄、爱恨情仇……
它使人无知和不了解宇宙本体绝对的真相。
当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而对它产生执着时，
它就成了我们迷失的根源。
从1917年张耀枢出生到1937年，这20年间，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失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 、 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整个时局如走马灯一样地旋转变化，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
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也没有平静的日子。四川军阀之战，一直就没有平息过。在这种动荡的大背景下，反而愈演愈烈。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四川军阀纷纷通电拥蒋，四川处于极度动荡之中。1928年，四川当局在成都制造二一六惨案。1928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川康总裁军编委会委员长。接着第二年的3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
1932年10月 “二刘”（刘湘、刘文辉）开战，刘文辉败退西康地区，刘湘成为四川军阀霸主。1935年2月刘湘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改组省政府，废除军阀防区制。1935年7月 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刘文辉任委员长。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大川饭店事件”，反对日本在蓉设立领事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四川迅即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9月，川军出川抗战……
在时局动荡的这20年中，张耀枢几乎都是在读书中度过。在浓浓的儒、释、道的修学小氛围中，天天浸润在古圣贤的教诲里，熏染出一身书卷气。最为关键的是，他并没有夭折！因此，他更相信因果，相信念佛菩萨的感应，相信刘外爷说的：命，是可以改的。同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想学以致用的想法，也随着他的长大，而变得强烈。年轻气盛的他，想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因此他进入社会后，参加了一系列考试。他单纯地想把自己的所学用于现实社会中，后来回头，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
读朝阳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为了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不少学校开始内迁。张耀枢从志景书塾学习毕业后，一天都没有读过正规学校的他，竟考上了抗战初期从北京迁至成都的著名学校——朝阳大学学法律。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最著名的法科院校莫过于北京朝阳大学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界素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在1928到1947年期间，在全国法律政治等专业毕业生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每次国家司法官考试被录取的朝大毕业生几乎占1/3。由于朝阳大学毕业生从事司法工作的遍及全国，因此有“无朝（阳）不成（法）院，无朝（阳）不开（法）庭”之说。上世纪20年代，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期间，各国代表都肯定朝阳大学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
让我们看看这所被国际同行所高度评价的法律学校，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了解张耀枢学习的环境，有助于了解他想干一番事业的外因。
朝阳大学是一所以教学和研究法学为重心的私立大学。民国时期，由国民党的一些司法界元老汪有龄、江庸、黄群等，集资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
1910年11月，在京师法律学堂和修订法律馆任职的汪有龄、江庸、汪乐园、陈鲤庭等联络北京的立法、司法界人士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会——北京法学会。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汪有龄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参事，江庸也南下参与南北议和谈判，北京法学会在无形中解散。
同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后，汪有龄等回北京竭力主张法治，一面恢复法学会，团结法学界人士，一面筹建朝阳大学，培养法学人才。于是成立了这所以研究法学为重心的大学，共推汪有龄为首任校长。大学原以旧翰林院衙门为旧址，后来改拨朝阳区海运仓故址为校址。命名为朝阳大学，“象征着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向民主法治迈进的寓意”。
朝阳大学的办学元老大多曾留学日本，这一点从朝阳大学的校长及校董履历中可见一些端倪。比如首任校长汪有龄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第二任校长江庸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创办人之一黄群同样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后来的居正、张知本、夏勤，都曾在日本学习法律。江庸辞职南下后，居正成为校董事长，张知本被聘为院长，夏勤为副院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7月29日，北平沦陷，各大学纷纷内迁，朝阳学院也不例外。由北平迁到湖北沙市张知本的家宅继续上课。随校迁往的同学有几十人，在沙市又招了一些学生。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岌岌可危，沙市受到威胁。
1938年7月，学校由沙市迁到成都，以新南门外法云庵为校址，仍设法律、政治、经济三系，学生300多人。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耀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这所闻名全国的法科学校学习法律。他选择法律，是受了父亲和姑丈的影响，想以法施政。父亲就是毕业于清末四川法政学堂，姑丈颜楷也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法政。所以轮到自己选择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所由法学界元老所办的学校，因为他们几乎都曾留学日本研习法律。
朝阳学生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都很严格。副院长夏勤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这点正适合张耀枢的口味，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在爷爷张祥龢的教育下，少年时所立志向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以缍耀枢在学校的精力都是用在学习上。
在朝阳大学的教学管理中，是严格实行学分制和考试制。成绩低劣、三门不及格的，取消补考资格，予以淘汰。每班入学时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100多人，到毕业时人数大为减少，有的班毕业人数不及入学人数的2/3或1/2。学生一进校门就有如履薄冰之感，不敢疏忽懈怠。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张耀枢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正值抗日，虽然要跑警报躲空袭，但是他仍不忘记学习的本分。
爱京戏成票友
随着时光的溜走，张家姊妹从一起在后花园中打青核桃的玩伴，都变成了知书达理的俊秀青年了。除张耀枢一直在读私塾外，其他姐弟几乎都分别进了当时的学校学习，大家仍一起其乐融融地生活在张家大院。大姐朗如，秉性敦厚贤淑，相貌圆润清俊，年轻时酷似唐代仕女像，弟妹们都爱称她为“福生”，读了十年私塾，没有再进新式学校读书，在家念佛诵经，直到20多岁出嫁；三姐星如从志诚高中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颜涓在成都温江涌泉中学和妹妹颜沖一起读书。那个中学是涌泉村中一个叫涌泉寺的庙子，抗战时被用来做学校。
二姐毓如，是父亲张镜蓉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喜欢读书，从志诚高中毕业后，她就努力考大学。竟愿意放弃到峨眉见父亲的机会，在家用功。
1940年，张镜蓉在峨眉县当县长，由于不愿意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对当时政府要求承办的征兵工作，就采取了应付的态度，因此受到记大过处分。晚清大文人，著名书法家赵熙在《寄峨眉张县令五律》中，还感叹了这件事：
本意循僧约，看此到汉嘉。
秋今七夕过，月负半轮斜。
绣障全身绿，贤官一昙花。
钦君甘下考，方寸为民嗟。
记过后，有了些闲时的张镜蓉，就想到让孩子们过去团聚，而张家二小姐的决定，让做爸爸的张镜蓉很欣慰。后来她果然考中了两所：华西大学、光华大学，这两所都是名校。
胆大有主见的张家二小姐，在当时算时髦人物，会英语、游泳，还会骑自行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成都，谁家有自行车是很时髦的，成都富家小姐中，有自行车会骑的更是凤毛麟角。她常和弟妹与好友蓝家姐妹、俞庆蓉、俞庆华两姊妹，到成都最有名的春熙大舞台看京戏看电影，见演员，到了很是喜欢的地步。
后来，张家几个都成了京剧票友。张耀枢、颜涓不仅爱看，还喜欢和票友们一起演。这个习惯，让他和颜涓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在偏僻的西昌时，也没有改变。他们常常在工作之余，在家里和喜欢京戏的同事张晓柳等一起唱戏，自娱自乐。
张家姊妹喜欢听京戏爱京戏，和毓如的好朋友俞庆蓉、俞庆华两姊妹分不开。当时名震成都的春熙大舞台，就是她们父亲俞凤岗修建和开设的。
春熙大舞台是浙江商人俞凤岗于1929年修建，地处春熙南段路口，是成都全市少见的三层楼。内部构造全部仿造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上海天蟾舞台，又从上海邀来京剧名角蒋叔岩、刘凤霞等主要艺人，演出京剧，这使地处内地的成都市民眼界大开。
自“春熙大舞台”建成后，就成了成都人竞相前去娱乐的场所，也成了成都最早的京剧剧场，并因此培养了一大批京戏票友。剧场建成后，开幕头三天唱主角的是来自汉口的“蒋家班”。“打炮戏”特意邀来海派名家名角百余位同台献艺，当年称得上群星荟萃。
抗战前夕京剧不景气，“春熙大舞台”又成为放映电影的场所。抗战时，上海影人剧团到成都演出话剧，张家姊妹们，没有不前往观看的。
尤其是二姐张毓如，她不仅爱看戏，还喜欢追星，一如现在的“追星族”。因为与俞家姐妹是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常常可以跑到后台去看自己喜欢的明星。而在到成都演出的京戏名角中，她与蒋叔岩的关系最好。
在春熙大舞台，蒋叔岩一挂头牌，场场爆满，观众踊跃，争睹风采，她还灌有唱片《打鼓骂曹》。毓如和她认识后，因为年龄相近，后成为好朋友，两人交往多年。
那时，成都人看京戏、看电影、骑自行车，都是很时尚的事。
家庭学佛小组
张家姊妹的时尚并没影响到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学佛。由于爷爷对每一房的子孙都要求深信因果，学儒学佛，张家上下都信佛，连家里的保姆都会诵经。尽管张耀枢那一辈有20多号人，兄弟姊妹相处和睦感情很深厚，但以毓如为中心的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年龄志趣的相近相投，大家就走得更近，从小一直到老。
他们经常一起到寺庙里放生、做善事、念佛。大姐朗如1936年出嫁后，一生在家料理家务，虔诚信奉佛法，她竟能将《地藏经》完整背完。而星如在后来的时日中，在自己的梦里，都能完整地把《大悲咒》诵出来。
由能海上师等曾经创办的少城佛学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在上世纪30年代后，常常也请高僧大德来讲经，如法尊法师、王恩洋居士等。他们姐弟四人，常邀约去少城公园的佛学社听经。继而在公园里的鹤鸣茶社，喝茶聚会聊天，成了家庭学佛小组常做的事。
张家人爱在少城公园聚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心中那一份怀念。因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建在里面，姑丈颜楷曾是保路运动的风云人物，而那纪念碑其中一面的字，就是他的手迹。
加之当时的少城公园，原本就是教师、学生、文人墨客聚集之地，有很多知名文人为公园赋诗、写辞等，所以公园充满了文化气氛。他们姊妹的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张耀枢考上大学的1938年，姊妹几个还在外祖父刘豫波书房见到了时年82岁的外爷，给爱道堂监院能潜法师题写的书法：
幽兰香淡悟真空，紫竹林边露气融。
石不点头花不笑，一齐浑入静虚空。
能潜法师雅正 咸荥并题
时年八十二
而这时候的游永康（出家前隆莲法师的名字。——笔者注）在省政府工作，还没有在爱道堂出家，她刚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皈依给了爱道堂的昌圆法师，并得法名：隆莲。不过她已跟刘豫波先生，学习了好几年的诗词和水墨画。后来张游两家各出一位著名高僧：隆莲法师（俗家名游永康）、昌臻法师（俗家名张耀枢），造物如此，岂非偶然。
因缘际会的交往
游永康到成都所交往的人中，都与张家有着很深的关系。
张耀枢外祖父刘豫波老先生，在四川高师教书的时候，班上一个叫游子九的学生，其文品人品就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游子九毕业后，在省城做了十年的督学，和刘老先生交往甚深。1931年，游先生带着22岁的女儿游永康从乐山来到成都，住在成都西御街租的一个小院落里。自己在省政府教育厅当秘书，女儿则被介绍到成都县女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师。
在游永康讲学之余，父亲还将她带到自己的老师刘豫波老先生处，跟随时年75岁的刘老先生学习诗词和水墨画，游永康的诗词创作直接受益于刘豫波老人，游永康叫他刘太老师。
刘老先生不仅文章道德一流，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为四川省佛教会的名誉会长。他在教授游永康学习诗词书画的时候，也常常给她讲佛法。游子九曾将女儿的诗词和考卷印成小册子，取名为《志学初集》。刘老先生对游永康的才识很看重，还用他的兰草体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了一首诗：
乐府清声发，诗城雅意深。
即此养生诀，造化入讴吟。
不栉称进士，春风道德林。
1936年初春，游永康跟随父亲再上成都。
这一次，她是受聘到成都女师，任监学兼教语文、代数课。张耀枢的姑丈颜楷先生夫人邹辛士，也在此校任教。成都女师是专门招收女学生的中等专科学校。当时能够进校读书的女学生非常之少，学校只有两个班。学生少，老师自然也少。
在游永康去之前，只有邹辛士先生在任课。游永康去后，就负起另一个班的教学。邹先生擅长诗词歌赋，书画等，是出名的才女，而游永康也是才识过人，两个人多有唱和，在交往中渐成至交。当时颜楷先生已经去世，邹辛士先生和儿女颜济、颜沖生活在一起。她知道游永康在刘豫波处学习过，而自己的丈夫尤其服膺槐轩之学，与刘门之人交往很深，还和豫波老一起卖字画做善事。所以，对刚到校的游永康很照顾。
游永康叫她邹先生。邹辛士也是佛教徒，游永康因为长期素斋，不大适应学校的伙食，不到一个月，就面黄肌瘦。邹辛士常常叫颜涓、颜沖到成都女师去请游永康到她家里吃饭。逢上下雨，寝室漏水，她也会把游永康叫到家中去住。两人虽相差近15岁，但却颇为投合，其友情延续了几十年。
1941年农历6月17日，游永康在爱道堂堂长昌圆法师处出家，出家地点武胜街莲宗院，得法名：隆莲。因为爱道堂是十方丛林，师父一般不在寺里收弟子，所以昌圆法师恪守佛门规矩，特将她带到莲宗院剃度，由此与爱道堂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几十年后，曾经的游永康已是受人尊敬的大德高僧隆莲法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