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春桥同志说……”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怎么征服我的？是怎么给我雪中送炭的？
那浩瀚的篇幅所含的信息量就不用提了，单是扉页上，罗曼?罗兰写的一句献词，就足以使我勇气倍增：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就是写给我的书。冥冥中注定。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有一本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看过一些知青出身的哲学教授，回忆他们当年，就是读了一位苏联学者写的《康德传》，才走上了哲学研究道路的。我不幸没有读过“文革”前出版的《康德传》，我读的是1948年出版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于是我这一生，就注定了要跌跌撞撞走到老。
就在我苦苦耕读之时，国家又发生大动荡。1974年1月，“批林批也”运动开始了，这是在“文革”10年中掀起的无数次运动之一，不过这次批孔，几首再次引起全国性的大震荡。
林彪在出事之后，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为什么还要批，而且还要和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绑在一起批？这是因为——批林批孔是手段，目的是批周公。
1972年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国家各方面都有了解冻迹象。
加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国对外的政策也开始缓和。此时，江青等人看不惯了，开始项庄舞剑。
这个运动，来势相当凶猛，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孔子的幽灵，与当代中国人已多年无关了，却也被拉出来，劈头盖脸地羞辱。
当时的运动一发动，媒体上就铺天盖地，连文艺作品也一哄而上，原本没提“批林批孔”的，编辑在修改时也都统统加上，以示紧跟。
早春二月，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参加本省一个边城的“文艺创作会”。这个会，相当于现在的“笔会”，也就是改稿会。会议的组织者，从全省各地区分别邀请了5位业余作者，作为特邀代表。
我上了去边城的火车，车未开时，一位30岁上下的女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那妇女是知识女性，好像在找人，看到我，就很客气地问：“您是知识青年？”
我说是。
她又问我去边城干什么。
我说开会。
她面露笑容：求您一件事，这孩子是我的侄女，托付给您，路上照看一下，到了终点，她爷爷在站上接。”
我看那孩子有八九岁了，还挺懂事，就答应了。
那妇女又说：我看了好几个车厢，就您像知识青年，我就相信知识青年。”
小女孩一路上不说话，默默看着窗外。到了终点，一位老大爷果然在那里等着，我完成了任务，那老大爷向我热情道了谢，就分手了。
这样的事，如今真是不可想象。
会议报到那天我才知道，无独有偶，我们从各地区来的业余作者，5个人里有4个是知青。那时凡是喜欢舞文弄墨的知青，那都是有点儿追求的人，我们凑到一块儿，有如他乡遇故知。
这个会，开得很不是时候，那年2月初，江青又发飙，要批判山西的一个地方戏《三上桃峰》。这个剧，本来没啥问题，江青非要说是歌颂了王光美，因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桃园经验”。“桃峰”，就是为“桃园”招魂。
这哪是政治家风度，简直是装神弄鬼。可是，她一发话，下面就赶紧传达，我们算是“文艺界人士”，会也不正常开了，先行内部传达。会议组织者给我们念文件，是“四人帮”的文艺干将于会咏的讲话，里面老是提到“春桥同志讲……”。
传达者一说到“春桥同志”，就要高8度，俨然在宣布真理。
如今，人人都可以骂张春桥。当年可不是这样，春桥同志”那4个字，是太庄严了！
我们几个知青，两天就混熟了，白天听“春桥同志”，晚上就大聊《红楼梦》。要是小组讨论，我们就更没正经的了，互相分派《红楼梦》中的角色，看谁像贾母、贾政、柳湘莲……
说到《红楼梦》里最难忘的一句，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就是那句——“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春桥同志”，您尽管庄严地发指示吧，我们就爱议论《红楼梦》，这不犯法吧？
七十二、边城的欢乐
来自全省各地区的业余作者，我来逐一做个介绍。
小葛妹妹，18岁，形象有点儿发福，加之一口京腔，引人瞩目。
小马哥，理智型的，说话带有强烈的思辨性，穿一身灰色的“风雪大衣”。我们送他外号“风雪大衣”。
还有一个，是回乡知青，业余写快板书的。我们将之视为异类，送他外号“快板书”，干什么都不带他玩。
另外还有一个，小刘，省城产业工人，为人谦和。
小葛妹妹形象独特，引起了男同胞强烈的开玩笑心，大家以在饭桌上拿她打趣为乐。小葛妹妹也不示弱，每每还以颜色。
她开会经常不守时。我们惊讶：还有这样的知青，在农村还不得懒散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还是一个知青农场的副主任，下乡才一年多，就高踞此位，算是很了不得的精英了。开会散漫，是因为处在陌生环境，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就随心所欲了。
小葛妹妹穿一身白底碎紫花衣服，在臃肿中透出几分可爱，几个男青年就要给她“安排对象”。这一安排，就栽到了我的头上。话里话外，那几个人就不断敲打。
早上吃饭，大家坐满座位，单单在我身边剩下一个空座。小葛妹妹一来，大伙立刻默不作声，就看她坐不坐。
小葛心里没鬼，坦然坐下。她的那份馒头吃不完，要给人，那几人故意把自己的碗盖住。小快板说：俺们不能要，俺们要了，也体会不到那种甜蜜啊！”
小葛妹妹气得横了他们一眼，转眼看看我，“啪”一下把馒头扔到我碗里。
满桌立刻哄笑。
青年的相聚，是暗淡人生中难得的欢快。边城数日，成了我们释放心情的好机会。
因缘际会，那几天，正赶上“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国产故事片上演。
中国到那时，已经有8年没拍故事片了，人们就只和8个样板戏为伍。这次一下就推出了4个——《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
在边城，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又添了不少新话题。
会议结束后，在回省城的火车上，小葛妹妹对我讲了她的身世。他的父亲原是北京京剧团的，下放到本地，可是本地京剧不景气，因此郁郁不得志，家里从来就不像个家，好像随时准备要打包回北京一样。
父亲很灰颓，可是要求女儿要迎难而上，不能做时代逃兵，因此小葛下乡后很争气，咬牙干，终于当了知青的头头。
到了省城，小葛和小马都没有马上走，住在了亲戚家。几个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报社，见一见文艺副刊编辑，别管认识不认识，拉拉关系再说。
然后，大家就一起到湖边公园照相。
春寒料峭，几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各自抒发着豪情。逛了一天，黄昏时分手，都有些依依不舍。
东北的初春，苍凉但又充满着希望。
回到集体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欢笑、这样的氛围了。回想在重庆时，我的一个表姐说，下乡插队，回家探亲时兴高采烈，而返回农村的路上“就像上刑场一样”。这一点儿都不夸张。
那时我们虽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但多少都不甘心于沉沦。多年以后，小葛妹妹进了北京，在广播电台一直做到退休；小马哥也进了京，在部委做了一个闲职；小刘进了省广播电台，迄今犹在岗位上。
小葛妹妹年轻时，是个相当有性格的人，但她一生平顺，原因就在于：从不跟潮流对抗，也不领潮流之先。
七十三、失恋
回到乡下，边城会议给我带来的精神动力还在持续，人极为兴奋，下笔也如有神，写作上大有长进。我急于把边城的见闻告诉给我热恋的小徐，让她知道，只要勤奋学习，将来是会找到很多知音的。
我那时不知道，所谓知音，只是在有共同命运时的惺惺相惜，但彼此地位一变化，处境一变化，也就很难有共鸣了。陈胜和他老朋友们的反目，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在一块儿锄大地了。
我那时和小徐的热恋，说来也只不过是狂热地通信，却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即便是通信，也一句不涉爱情，就是互相倾诉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二字，在我们心目中有近乎神圣的位置。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宗教叫做“学习教”的话，那我们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镇上见到了小徐时，她没有兴趣听我讲边城的见闻，而是给了我一个最后答复：“我还是想单纯一点儿，不愿意有……肮脏的东西。”
什么时候肮脏的东西？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那个时代的农村，视男女自由恋爱为“肮脏”，媒婆提亲反而可以。小徐这话，就是宣告恋爱关系结束了。
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寡言的小徐不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晕眩感，但那时年轻气盛，只说了一个字：好！”回头就走了。
走到铁路道口，一列火正在通过，我在横杆前等着，隆隆的火车轮子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我胸中蓦然升起一股悲壮感。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就这样走了，在积雪覆盖的小街上与她分手。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不到一年，见面不超过10回，连手都没握过。
多年以后，我才从王兄那里知道，原来是小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她的父亲，据说是“国民党伪连长”，这出身就够喝一壶的，再和出身不好的男青年谈恋爱的话，那不是更没指望了？
后来我分析，在那时的舆论下，恨不得全公社的知青都知道我俩谈恋爱了，给她的压力实在太大。她毕竟还是想上进的，有“作风不好”的嫌疑，前途可能会大打折扣。
她不可能说这些，说了会伤害到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只能无名地气愤。
春天开的花儿，到冬天就凋谢了。
这算是真正的初恋吧。王兄对我的这段恋情，印象很深，多年以后还经常要叨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