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让我哭瞎了眼睛
严冬来临，我再次陷入困顿。比我晚下乡5年的大弟也招工回城了。
我大弟插队的地方，恰是我春天去开会的那个县，万老师就在他们县的知青办。夏天，万老师到我家来拜访，认了老乡。
我家大弟原本被招进一个街道的钣金厂，集体企业。万老师得知消息，马上写信告诉我妈，我妈觉得这集体企业太不靠谱，当机立断，动身去了我大弟的公社，要阻止我大弟办上调手续。
在公社，核实了万老师传递的消息千真万确。我妈更加焦急，就想徒步赶到大队去。在公社小镇街头，她忽见有一群知青在闲逛。我妈灵机一动，便向他们打听，他们居然都认识我大弟，说我大弟已经随生产队的大车，前往镇粮库卖粮去了。
我妈连忙托付他们，如果见到我大弟，赶紧告诉他不要卖粮，回大队退掉招工表。
我妈就风尘仆仆，赶往大队交涉。
这事以后，万老师打了包票：我们县招工机会多的是，下一批有好的机会，再让他走。”
果然数月之后，省城一个研究所食堂招大师傅，我大弟顺利通过，进了研究所。虽然干的是揉面团的活儿，但毕竟沾了一点儿仙气，有较好的氛围自学英语。这对他后来考上名校物理系以及出国留学，都大有裨益。
我的情况，比他复杂多了。我插队的地区，工业不发达，招工名额原本就少，又存在着地区本位主义，企业不大愿意招省城知青；再加上大队欠了我们家钱，根本就不想放人。几个因素叠加，我就成了受困的蛟龙。
从我大弟招工的顺利程度来看，我的出身问题，对招工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我的困境，家里也想了办法。我父母他们一批“五七战士”在我们公社下放时，多蒙原魏书记关照，现在魏书记高升至县委书记，又进一步升至地委要职。
能拯救我的，非他莫属。
我父母单位的一帮前“五七战士”，就联合在省城请魏书记“撮”了一顿，以示感谢他当年的关照。席间顺便带出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我的前途。我父母倒还没说什么，其他人则把问题说得很迫切。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是不是这样呢？魏书记当年见过我，对我有点儿印象。不过他有原则，其答复与领袖的一模一样：容当统筹解决。”
这个承诺，到底算不算数？谁也没有底。算是尽了人事吧，最后还得听天命。
入冬以后，大概是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我地区的招工指标也多了起来。又一批招工过后，连72、73年下乡的小崽子都有走的了，还是没有我。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羞辱了。
一个青年农民同情我，晚上摸到我们集体户，找我出去谈心：“他们说你的话，太不好听了，说你将来连个老婆都娶不上。”
我很感激他，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这一位，是土话中叫做“二百五”的那种人。难道只是智障者，才有正常怜悯心吗？
我们集体户去年新插进来两个省城知青，一男一女，大概在大队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草根出身，对我尤其仇视，扬言要是我通过了招工，他们就到县知青办去告。
集体户几个女生同样是草根出身，但也看不过眼去，偷偷告诉我：那两位曾经密谋，以后如何如何到大队去打小报告，“让他一辈子出不去农村，让他哭瞎了眼睛”。
人心险恶，何至于此？
我当时确实极为烦恼，一股急火攻心，视力急剧下降，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我眼睛近视，原本不戴眼镜也能对付，现在，非得戴上眼镜不可了。
寒风中，我在颤抖——是他们的诅咒灵验了？
八十七、又在读书
1975年的11月。东北的初冬，有一种近乎无限透明的清寒。夏日的繁华全消，所有的生机都已停滞。
我母亲又从单位图书馆给我借到了几本书。
一本是法郎士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老版本，里面还夹杂着许多繁体字，封面是淡青色的，有一大朵刺目的红花，保存得很好。
这类书，各单位工会图书馆都有收藏，但借阅的人几乎等于零。在封三用手工粘上去的小纸口袋里，借阅卡上是一片空白。
时代是急景凋年，行色匆匆。鲜花虽有，但人们皆已无心看花。
《诸神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主角是一个雅各宾党人，青年审判官，姓氏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甘默兰”。
雅各宾党人当年以鲜血维持专政，对盟友吉伦特派都不能相容，斩杀勿论。甘默兰是狂热分子，日日把人送上断头台，却也有私下里的恐惧：“万一失败……”
他有一个情妇，原是妓女一类，两个日日说恩爱。“热月政变”后，轮到甘默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赴弄的时候，受到愤怒民众的辱骂。甘默兰尚未就戮之时，那情妇便又投入了“复辟派”青年的怀中。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法国革命史》，上下两卷，作者是马迪厄。嗜书的青年大抵都要买一本，对那一段历史并不陌生。再看文学演绎的法国大革命史，分外有感受。
法郎士是法国作家，《诸神渴了》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凭依。据说，“甘默兰”的身上有罗伯斯庇尔的影子。可惜，这书一直不在中国“评论家”的视野内。
我母亲借来的另一本书，是版本很早的苏俄散文选，封面已然失踪，里面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节选，行文空灵之至。
12月初，我回到省城，若兰忽然找到我家，跟我激动地谈起：我看了一本《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不算入流的小说，无非是“英雄加爱情”。也许是，正面人物有爱情，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所以涉世未深的姑娘看了，分外激动。
若兰念的是大学化学系。若兰的父亲是右派，怕女儿重蹈覆辙，坚决不同意她进中文系。
过了两天，晚上我去了她的宿舍，看看她的环境，见识见识大学。若兰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淡淡的忧郁，那样的环境，可以想见并非她的乐土。
若兰对我说：你有一个中学同学，跟我是同班，那天偶然聊起了你，我去找他来。”
这位同学，自打“文革”起我就没见过。据说他的父辈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就是那个著名的“三条石”之类的，因此他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运动。这次见面，他风貌大为不同，简直是神采飞扬。
我又想起了在地区勘探队的小莉，也曾是这样地说笑不止。
这毛病我后来也犯过。
见到若兰，我心中又宽慰、又感到刺痛。
她送我出来，那一片清寒的阔大校园，只有我和她踏雪而行。“沙沙”的脚步声，又显得很不真实。
八十八、死而复生
12月，我们县冬修水利，拉了10多万人上辽河，把弯弯的河道裁弯取直，把河堤修整出漂亮的斜坡来。
冬修水利，本是农业集体化的一大优势，不过，这辽河工程纯粹是“面子工程”。工地的技术员敢怒不敢言，私底下发牢骚：好好的河道，又没有洪涝发生，‘裁弯取直’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大冬天的修河堤，把斜坡做好，来年春天一化冻，稀里哗啦，所有的工，全白费。
——这样简单的真理，“掌握真理”的人却不知道。
辽河工地上，红旗飘飘，大喇叭里歌声嘹亮，工地上人潮如蚁。
大寨，当年是实干；而“学大寨”，多半就是这种花架子。
我也随社员上了工地，背着铺盖卷，来到这当年金日成秘密工作的地方，天天被这舆论轰炸，不到一个月，精神彻底崩溃。
我在“文革”前，活了13年。如果没有那13年，也就罢了。既然有那13年的和平生活，为何上苍又要罚我来忍受这永世的喧器。
那时候，我国曾经引进过罗马尼亚电影《爆炸》、《多瑙河三角洲警报》等等，看后的感觉，非常奇异。罗马尼亚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为什么他们的人民就可以在草坪上跳舞？
在我们的电影里，任何对美的追求，都是邪恶的象征。忘了是哪部影片里，一个隐蔽的阶级敌人，拉拢年轻人的手段，居然是用唱机放一支外国曲子。
坏人：“你要不要听一段音乐？”（放上唱片）年轻人：“这是什么曲子？”
坏人：“《孤独的手风琴》。”（乐声起，两秒钟）为了这两秒钟，当年我把这烂电影又看了一遍。直到30年后，我才偶然地知道，《孤独的手风琴》原来是一支苏联名曲。
如此生涯，生之何益？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开始僵化，像有一个铅做的头盔，死死压在了脑袋上。
我不想再活了。
生，还是死，这对我不是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死，也许要更愉悦一些。
我从工地逃回，一天也不想再干了。
回到家里，恍惚状态仍然存在。我去找若兰，直截了当地跟她说：“我们国家没有希望了。我想去死……”
若兰是单纯的，为我着起急来：那怎么行？你妈妈能承受得了么？”
她当时劝了我一些什么，我完全忘了，不外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一类。她不是哲学家。
可是，神奇的是，就在她娓娓动人的声音中，我的大脑皮层好像一点点儿复苏了。那个沉重的铅头盔，消失了。这种经历，在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校园之夜，仍是清寒。
若兰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袄罩，围着乳白色的拉毛围巾，端庄圣洁。此刻，她就是我的林道静。
她也有苦恼。她周边的同学，多是以张铁生为楷模的，很难容得下一个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
我告诉她，不要怕，那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要学会适者生存，掩盖自己，要像他人一样喜怒哀乐。
——当别人在倾诉时，我自然而然就成了神父。可是我劝她的，我却做不到。
自从那天以后，我和若兰，似乎是确立了一种固定的关系。高尔基说过：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复苏过来以后，继续待在家里没有走。过了几天，一大清早，广播里哀乐响起，周总理逝世了。
一个伟人走了。
全城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涌出了那么多的黑纱和白花。
我家那时已经有了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在告别仪式上，江青没摘帽子，张春桥假惺惺地扶住邓颖超。
我的小弟当时是13岁小儿，看了忍不住攘臂大骂。
国殇日，伤心人别有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