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是2007年秋冬之际开起来的，在南理工附近一个网吧旁。那时一家人已在南京待了很久，爸爸离开家乡也已有一两年。起初，我和妹妹念大学时，姐姐们先后在南京结婚，妈妈也到南京打工，一家人只有爸爸还留在家乡种田，每年农闲时节到南京来几趟，背一蛇皮袋蔬菜，拎些活鸡活鸭、鸡蛋之类的东西，住五六天，就回乡下。一个人种一二十亩田，他的辛苦自不用说，双抢时常常没有时间烧饭，只能泡方便面吃，夜里躺在地上就睡。每一回双抢过后，都是又黑又瘦。但是化肥贵，农药贵，稻却不值钱，每年开春犁田，买农药和化肥的钱，都还要从姐姐那里拿。时间久了，姐姐就劝他到南京来找个轻松点的事做做，一家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好。一开始爸爸不愿意——屋后还住着奶奶和叔叔的小儿子，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在一个秋末离开家乡到了南京。
那时候妈妈在一家网吧做饭，爸爸就去网吧守夜，每月得八百块钱。时候是冬天，晚上九点半钟，他出门赶最后一班公交，中间转一次车。十一点半，要包夜的人纷纷涌到吧台，爸爸裹一件绿色军大衣，去楼下锁铁门，然后坐在吧台边一张椅子上，两手插进袖笼，默默望上网的人。他不会开电脑，也不愿去学怎样在电脑上打扑克或看电视，只是坐着，提防着有没有小偷或闹事的人。冬天的网吧潮湿温暖，因为长久没有新鲜空气流入，发酵出微弱的腐酸气息。电脑屏幕上飘着长着很长翅膀的人，手握长剑，用鼠标点一点，周身就发出一圈圈明亮的蓝光，照得日夜打怪升级的人脸上也蓝幽幽的。这些东西于他都很陌生，唯一使他感到警惕的，就是我和妹妹的大学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
妈妈在网吧做饭，以一只大电饭锅能煮出的饭为限，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卖三十来份饭菜。每个月从网吧老板那里领有限的一点菜钱，精打细算，清早去菜场买新鲜便宜的菜（她不愿买不新鲜的菜），和卖菜的讨价还价，每餐做一个小荤、两个素菜。菜做得干净，味道又好，因此很受上网的男生们欢迎，常常半个小时就卖完了。有一回饭菜已经卖完，一个男生来找她，说只想吃她做的菜，她便把留着自己吃的一点饭和雪菜肉丝拿出来，加一个鸡蛋，做了一份雪菜肉丝蛋炒饭给他，收他两块五毛钱。平常一份饭卖三块钱。她常常这样，弄得自己只能吃早上剩下的半个馒头，然后把这最后一份钱悄悄扣下来，放自己的口袋。她不识字，卖饭的钱，都是当天就报账的。
因为这层原因，大学的寒暑假，我和妹妹在网吧打过不少零工。妹妹就在妈妈上班的网吧做收银员，我则去网吧老板的妻子开的另一家网吧。网吧老板姓陈，妈妈让我们叫他陈叔叔。他的妻子我们称为白阿姨。白阿姨身条小巧，小脸，尖下巴，眼睛笑起来好看。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然看得出从小所受的柔驯的教育。她的网吧在南大附近，大学寒假我都在那里打零工。收银员们全都回家过年去了，我每天站在收银台前，开机子，收钱，打扫卫生，卖饮料。天气潮湿阴冷，门口挂着厚厚的绿色棉布门帘，帘子掀起又放下，进来的人一面哈气跺脚，一面小跑进房间上网。每天要在吧台待十二个小时，我的情绪很坏。
下午三点，白阿姨买了晚上要做的菜和三四块烧饼来，和我一起分吃。她说：“我胃不好，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我很饿，却想减肥，百般推辞不得，只好吃一块。我们坐在吧台里一起择菜。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感到不好意思，猜想大概我妈妈告诉了她什么。她有些娇嗔地劝我：“谈恋爱要看准好男孩子，像你陈叔叔，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体贴，等到结婚就不行了，大男子主义全冒出来了。”我笑笑，说：“陈叔叔人很好呀！”
2006年，原先的网吧停开，陈叔叔在南理工附近租下另一家门面，仍然是做网吧。几乎与此同时，白阿姨的网吧也转让了：她检查出了胃癌。事情来得这样突然，陈叔叔请我妈妈代为照顾白阿姨一阵子，等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就还让她到网吧烧饭。妈妈只好答应了。她一定想不到，这一照顾，就是无间歇的五年。在白阿姨得病后的几个月里，我曾见过她一次，虽然已经有预想，一经照面，仍不由吓了一跳。因为失去希望，她整个人迅速地垮下来，瘦得嶙峋，衣服挂在身上，像是披在稻草人伶仃的支架上。她虚弱得几乎站都站不住，由我妈妈扶着，游丝一般回应我的招呼。这次见面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可悯与可怕的印象，使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尽可能地避免与她见面。
网吧开业后，爸爸仍在那里守夜。过了一年多，白阿姨的病情逐渐稳定，大约因为我妈妈实际由照顾她一人变成了照顾他们全家，十分辛苦，他们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商量着，把网吧左边一个空着的小门面房借给我爸爸，让他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开杂货店的建议提了一个多月，姐姐们在家说起，都有些鼓舞——毕竟不要房租。大家商量着应该卖些烟酒、饮料，既然在网吧旁边，还可以卖一点零食。二姐跑了几趟工商局、烟草局，办好了应有的证件和执照，又跑去食品市场进货。终于拿到钥匙那一天，时节已是深秋。天气颇冷，南京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高大的悬铃木，树叶已完全枯脆，风一过，扑扑簌簌落下好多，人踩上去，发出清晰的碎裂声。街角卖烤红薯的香味传得很远。大姐夫从工地搞了一点石灰和几个滚刷回来，我们戴着报纸折成的尖帽子，把店里略为粉刷一遍，再拖进几个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玻璃柜，一切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店面，只有四五平米样子。当初完全是为了开一道直通到三楼网吧的楼梯，才多出了这么一块不规则的余地。店铺最里面，是楼梯下面一块狭小的空处，摆了一张小床，夜里爸爸就睡在那里。最外面并排摆两张玻璃柜，放展示的烟、零食，里面靠近楼梯的地方，也放一架柜子，放成条的烟和各种饮料。贴着右手边墙的空处，也放一张玻璃柜，暂时竟没有东西可放。左边墙是一个水池，下面放一只桶接用过的水。第一天开张，我们姐妹几个全都跑去，店里站不下，我们都在外面一块空地上站着。天灰得很，有潮湿的雾气，我们觉得冷，站在那里搓手。等了半天，终于有个人来买饮料，说道：“哟！这里终于开了一个小店了！”我们呼啦一下全涌到店里。
我们的小店没有名字。因为网吧硕大的招牌，后来给我们送货的人，都叫它“网吧小店”。店开得稍微久一点，来买东西的人渐多，里面才慢慢齐全一些：装了两部公用电话，有了放饮料的冰箱。夏天兼卖冷饮和啤酒，冬天卖面包。店里堆满装饮料和酒的纸箱，后来东西渐渐放不下，爸爸又请人在墙壁高处打了两个铁架子，搭上木板，专门放烟和酒。
平常日子都是爸爸在店里。我们住在南京城另外一端，因为离得远，晚上他就睡在店里，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他关门总是关得很晚，网吧十一点包夜，很多准备包夜的人到这时候才想起来要预备一点吃的。他还要再等一会儿，把最后两三个零星的鱼打到网里，到十二点，泡个脚，沾床即睡。早上六点半，又爬起来，上楼给陈叔叔打扫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赶紧下来，做早上第一番生意，包夜下机准备回寝室睡觉的学生，往前面土壤仪器场上班的工人。学生买饼干或者面包当早饭，工人要买包烟。这是冬天。夏天店门开的时间更长一些，晚上要到十二点半，甚至一点，他才会关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家待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找，零零碎碎看一点书，在姐姐的催逼下零零碎碎投几份简历，偶尔去面试，结果都不大乐观。爸爸缺觉，我就常去店里替他看店，让他躺一会儿，也好显得我不是那么无所事事。最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我坐308转315，315路要穿过紫金山脚，经过一段旧城墙和一大片树林，然后是植物园，明孝陵，梅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春天城墙砖缝里很多紫堇，一蓬一蓬悬在高处。树林刚刚发芽，新鲜的柔绿疏落有如薄雾，是很好看的。琵琶湖在山坡下，经过时是一个下坡的拐弯，车子冲得很快，转瞬即过，遥遥可以看见湖边新发的柳枝，绿柳之间一树开得很好的红花。这一树不知是樱花还是桃花，我常常经过，仿佛三宿桑下似的，对它也生了特别的情感，每回经过，都要特为看一眼。红花很快即落，绿叶成荫。夏天悬铃木繁茂的枝叶擦着车窗而过，燕雀湖水边风蒲猎猎。渐渐有牵牛花，大红的石蒜花，在植物园水杉林下绵延成片。冬天是梅花谷坡上的梅花。
到了店里，收拾店铺。所做的都很简单，无非是擦擦玻璃柜子，擦擦零食包装袋上的灰。店里卖的零食也简单，饼干、薯片、多味花生、鸡腿、火腿肠、辣豆干、棒棒糖一类的。隔半个月，把柜子里摆的烟都换上新的，旧烟上蒙的一层灰擦掉。这里面临大路，卷闸门打开，什么遮挡的东西也没有，是很容易落灰的。看看什么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上货。这种小事，爸爸是很少做的。只有逢烟草公司送烟来，他很快就把烟按价格分类理好。有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卖得不是很快的零食，姐姐进货如果进多了，他就很不高兴，反复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劝他，不进零食，柜台总不能空着，慢慢卖，也是卖得掉的，放在那儿又不碍事！他说，占用我店里的成本！我实在忍不住笑了，你店里那一点东西也叫成本！他只要卖点烟，卖点酒，卖点饮料，就最高兴了。
柜台收拾好了，我卖一点东西，看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长日无事，来买烟和饮料的人多一点。有阵子附近修地铁，常有工人来买烟。他们抽五块钱一包的，多是绿南京或黄果树。也有抽三块、四块一包的红梅。最便宜的是两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烟质很粗，地铁修完以后，就很少有人来买了。学生们喜欢的是七块钱一包的软壳红塔山和紫色一品梅，讲究一点的，抽十一块的红南京。南京人特别喜欢抽红南京。我们每个星期在烟草公司网站上能订到的红南京数量有限，爸爸就把烟留着，专门卖给学生，十二块钱一包。学生都是很好说话的，十二就十二。本地人则不行，他们要把你数落一顿，“十二！怎么能卖十二！人家店里都卖十一块五！”有的拿了烟丢下十一块钱就跑了。所以他不高兴卖给本地人。他每回睡觉前，都要嘱咐我：“眼睛要会看人，望见那本地人不要卖红南京给他！”我感到很心烦，我眼睛不会看人！心情不好时，我统统都说没有。
很多时候没有人，我坐着翻几页书，就看不下去了。我在店里和店外的空地上晃，小声唱从前学的校园民谣，故意把声音压得哑哑的，觉得那样好听。爸爸每天困守在这里，不知道是怎样忍受这漫长的无聊的。除了买东西的，这附近很少有他认识的人。批发部送饮料的总是把水搬下来，收了钱就走了。曾经有一个自称是芜湖老乡的小伙子，和爸爸说的话多一点，显得很熟的样子。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两个姑娘来上网，问我借三百块钱。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那么熟络，使我觉得自己如果竟然问他借钱干什么，就是对他面子很大的过不去，于是我默默从盒子里拿出三百块给了他。这个小伙子一个星期以后就辞职跑了，剩下爸爸骂了我两回呆子。
我的呆由来是因为起初爸爸常常给人赊账。有些人来买东西的次数多了，混到脸熟，就开始记账。一些是天天来上网打游戏的男生，一些是土壤仪器厂的工人。这些学生们把家里给的所有钱都奉献到网吧了，赊账时软磨硬泡，有的甚至直接问他借钱上网，承诺家里一来生活费就还。他磨不过人家，就把账记在烟壳子背后。开始他们赊个一百块就还，渐渐赊得越来越多，记满几大张之后，终于消失不见了。这事使得他很受了几天打击，有一回我去看店，他吩咐我写几张“拒绝借款、赊账”贴在玻璃柜上。我说，语气太硬了，写“谢绝”？他说，不，就写“拒绝”！
中午土壤仪器厂的人会跑出来买酒。他们喝白酒，把酒瓶塞进外套，带进厂里偷偷喝。有一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爸爸说他在厂里有亲戚，如果不是这么每天死醉，早该爬上去了。他经常买一瓶酒寄在店里，中午拿一只带盖的小玻璃杯来，倒一杯回去喝。他说话永远带一股潦倒的酒气，似乎随时都是才刚喝完一杯起来的样子。有好几回，脸上都撞破了，还是跑过来，努力镇定住可能有的一丝尴尬，说和我爸爸很熟，忘了带钱，问我赊烟和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