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的陷阱和脚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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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案头摆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儒学复兴之路》、《通往解放的道路》、《邪恶之路》，一本本好像都在教我们怎么走路。如果真的按照这些书的方法去走路的话，我们真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事实上它们关注的并不是脚，而是脑袋。形而上者谓之道，与脚相关的路已经消失，大地上到处都是陷阱，我们无处下脚。地形学和地理学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吗？父母的教诲和形体训练课能教会我们正确的走路姿态吗？这些都是问题。
据说昔日云南大理国的段誉能走一种叫做“凌波微步”的步伐，它将脑袋和脚结合在一起，用脚思考，用脑袋走路，并且能轻易地绕开一个个险恶的陷阱，可惜它的具体方法已经失传。如今，人的脑袋已经变得很灵敏了，但脚依然很笨拙。行走者的脑袋一片空白，思考者的四肢已经瘫痪。脑袋和脚已经分离了，我们驮着休克的脑袋，听命于红绿灯和各种指挥棒，走到哪里算哪里；或者将脚扛在肩膀上，让脑袋四处流窜。后者是乌托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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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忠实于自己的脚而怀疑自己的脑袋。在通往城堡这个乌托邦的道路上，他一直拒绝用脑袋的方式，宁愿跟随他的K的脚，徘徊、耽搁在那个小镇上。小镇上的每一条街道似乎都能通往城堡，但实际上最后都是把K引进了迷宫。在那座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的城堡面前，K一直在走走停停。有时候，K觉得自己迷了路，迷失在小镇那种奇异的气氛中。但这种“奇异”让人着迷，使得K在迷宫似的街道上马不停蹄地走着，怀着抵达城堡的期待。K迷乱的脚步走出的线路，宛如一张卡夫卡的心灵地形图。卡夫卡试图通过K的行走，将自己的脑袋变成脚，将脚的经验变成心灵的经验。他成功地抵御了因脚的缺席而变成幻想的“道路乌托邦”，但也落入了道的迷宫和脚的圈套。连熟知地形的土地测量员K都迷路了，卡夫卡还凭什么乐观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绝望的结论：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的，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还说：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所谓的道路，不过是踌躇而已。
卡夫卡将脚（行走）的经验转换成心灵的经验的过程，表现出他对人类文明的缺德（无行）之道的洞察。他延续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主题，表达了对进化之路的绝望态度。不过，对于“绊倒”和“踌躇”的经验，他没有作过多的评价。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才停止了自己一生被绊和踌躇的行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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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已经上路。他们失去了居所，从此永远四处流浪，就像吉普赛人一样。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巴黎。20世纪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在20世纪的道路上，行走者依然被绊倒，依然在踌躇。但他们已经从卡夫卡的乡村，来到了城市的街道上。在数目庞大的巴黎丐帮和吉普赛人的掩护下，他们混迹于纨绔子弟的行列。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变成密谋家和战士。巴黎“五月风暴”，似乎成了他们最后一支挽歌。
本雅明通过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解读，捕捉住了20世纪行者双脚的全部经验。在本雅明这里，脚的经验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些词汇中：拾垃圾者（流浪者）和诗人（知识分子），街道和街垒，跌跌撞撞和游手好闲，震惊体验。在这里，诗人（知识分子）变成了行者。这既是解放也是奴役。他们从宫廷诗人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同时成了市场的奴隶。他们一改宫廷诗人优雅的方步，行色匆匆地在街道和市场中走着碎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资产者的步子，只有走走停停，等待他们悠闲的同伴（拾垃圾者）。本雅明将他们绊倒在街道卵石上的经历，当做经验的战利品。
本雅明偏爱波德莱尔德的这样一些诗句：“常看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碰撞着墙壁，像诗人似的踉跄走来”【20】；“我独自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追寻着每个角落里的意外的节奏，/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有时/忽然会想到一些我梦想已久的诗句”【21】。这跟卡夫卡已经有所区别，惊惶失措的老鼠被游手好闲的行者取代，在街道上被绊倒的经验，成了诗歌词汇的源头，成了新的美学添加剂。“震惊美学”在这里充当了本雅明将脚的经验（也是行者的经验）转换成审美经验的中介。
本雅明在流浪者脚步的尘土中，看到了最令人心醉的东西。他还庆幸于孤独的脚步隐形于城市里脚的风暴中产生的安全感。他看到了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在城市边缘游逛，就像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游逛；他们走进市场，自以为在观察，实际上是想抓住市场这个买主。本雅明还认为，百货商店是对游手好闲者的最后打击。他不知道更大的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等待着他。他的这句话可以看做自己对自己的预言——噢，死亡，老船长，时间到了，让我们起锚吧。
游手好闲者最后的旅行：死亡。【22】
游手好闲者的脚步是自由散漫的、毫无目的的，是一种付出了经济学代价的政治学。但它最大的敌人无疑不是市场和百货商店。在军事学面前，他们显得软弱无力。希特勒用一种无数人整齐划一的“齐步走”，将游手好闲者嘈杂的脚步埋葬了。其实，水泥街道在突然变成广场的时候，是最适合于齐步走的地方。本雅明因此离开了街道，向西班牙乡村逃亡。他的“最后的旅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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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的本质是行走者遭受的伤害。它是从脚上升到头部的。对震惊的研究不是本雅明的创建，他不过在转述弗洛伊德而已。本雅明的功绩在于，他将震惊体验转变成了一种审美形式，一种与行走方式相关的叙事结构。震惊是对物理时间意义上的记忆的中断，也就是对行走者脚步的抑制。它可以导致shock、遗忘乃至疯狂。对震惊体验的表达，就是对这些潜在威胁的释放。在震惊面前，行走者的脚步被耽搁下来，慌乱的双脚原地踏步。时间中止了，地上留下了脚印的迷宫。这既是行走者面对震惊的自然反应，也是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总之，行走者迷路了，他无法义无反顾地前行了。他只有用一种梦的形式、一种梦游者的迷乱的脚步，来应付突如其来的震惊体验。
伟大的行者尤利西斯，正是在迷路之中突然被一种柔情拽住了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位迷路者，他的迷路的经验完全融进了小说叙事的结构中。他的叙事在震惊事件面前毫无节制的耽搁，彻底摧毁了史诗的均衡（还有后来的乔伊斯）。但尤利西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对目的的偏爱，都远远胜过对迷路本身的偏爱。正因为如此，对于街道上那些精明的行走者来说，陀氏笔下的迷路者成了白痴。
真正迷恋于迷宫的是博尔赫斯。在他的笔下，世界的道路就像八卦迷阵，就像没有边界的太极，就像印度的克里希纳的幻化宇宙。在其中行走就是一种冒险。由于寂寞和孤独，人们将这种冒险当成了快乐。
在《死亡和罗盘》中，博尔赫斯试图表明，真正的迷宫恰恰是直线。这是一条凶手的秘密道路。凶手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迷宫，我们不可能逃得出去”【23】。于是，他用罗盘、直尺和两脚规，在城市的迷宫图上绘制了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沿着这些秘密的直线，他制造了一个个死亡的故事。直线、理性和逻辑，正是杀害迷宫的凶手。
在迷宫中漫游的行走方式就这样被扼杀了。漫无目的的游逛者、漂泊者，被视为妨碍速度的祸根，是浪费和邪恶。在这个世界上，如今只剩下了唯一一种可以流浪的形式——商品和货币。
博尔赫斯说，到了结束的地方，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语言。
语言，肢解了的语言，别人的语言，是时光和世纪留给迷失在道路上的行者可怜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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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眼疾的缘故，博尔赫斯一直在自己的脑袋图书馆里旅行。他将双脚长久地闲置了起来。他成了一个隐者，一个修士，隐居在大都市的秘密深处。尽管他十分迷恋中国文化，但他依然无法成为一个“道士”（走路的人）。他倒像是一位藏传密宗的隐修者，用书写的笔杆，画出了一个个奇妙美丽的“手印”。这是一种炼金术士的图案美学，也是一种脑袋寻求永恒不朽之路的基本仪式。没有确定的路线，只有一个幻想目的地。
在迷宫中行走，乃至迷失，是对资产者的线性时间、效率、目的和直线的抵抗。只要是在尘世的道路上，这种抵抗仅仅停留在脑袋上是不管用的，必须落实到双脚。这就是“隐修者”和“道士”的区别。
“道士”最初也是一个隐修者，所有的名山幽谷之中都有他们的踪迹。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云游，双脚履虚乘风，是另一种形式的“坐忘”。当他们出没于都市街道的时候，他们才成了真正的“道士”，双脚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地上。这里没有名山幽谷，只有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幽坊曲巷、燕馆歌楼，将“道士”们的双脚勾引得不停地颤抖。
在满街闹鬼的都市街道上，“道士”们在履行着行走和捉鬼的双重使命，这使得他们的双脚和脑袋同时得到了满足。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迅速地加入了鬼的行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道士”内心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秉性。迷宫变成了一张清晰的地形图，目的变成了欲望，欲望变成了目的。他们穿越迷宫般的小巷，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目的地，行走本身已经丧失意义。马车、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的发明，也因此变得十分迫切起来。人们看起来正在飞快地行走着，交通工具使他们有了将双脚闲置起来的现代化方式。传统意义上的“道士”（深知行走方式的人）就这样消亡了。他们成了一个脑袋瘫痪了的“熟门熟路”的都市行者（新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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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那些深知行走方式的道士迷路了。
有两种“熟门熟路”的行走方式。
一种是“道士”的方式。他们熟记了目的地的坐标和矢量，熟悉到已经完全不用记忆，双脚自然而然地调整着方位。他们看似熟门熟路，结果常常令人失望。
另一种是女人的方式。她们的双脚神使鬼差地走着，没有坐标，没有矢量，只有一个朦胧的画面。结果总是她们最先抵达梦想的目标。
这是一种令道士们吃惊和焦虑的行走方式。为了消除这种焦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们的双脚上做文章。比如缠足，增加她们行走时的疼痛感，消解她们双脚探路的灵敏性，让她们跟自己一起迷失在尘世的道路上。这当然是中国的方式。但在西方文明史上，对女性的“文化缠足”、“政治缠足”的程度，同样是令人吃惊的。
19世纪末，为了捍卫自己的双脚，西方女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首先是要求免遭缠足（文化和政治的缠足）。伍尔芙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似乎以为，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就能逃避缠足。美国的妇女是大胆而又勇敢的。她们走上街头，像“道士”们一样行走。我们惊奇地发现，街道上除了增加了一批肉乎乎的大脚板之外，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女性们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们一边反对“缠足”、呼唤“放脚”、主张大踏步地走路；另一方面，她们也在自责，用一种新的缠足方式（高跟鞋前端狭窄的部分，可以将自己的脚指头缠住），来控制行走的速度，跟“道士”们拉开了距离。
女性行走的故事。正像伍尔芙所说的那样，当走过一座墓碑或路标时，她们不会想到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而是喃喃地问墓碑，是否见到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从这里走过，是否见到一条小狗从这里走过。但历史从来就对这些温柔的故事不感兴趣。
从反缠足、争房间，到在街头迈开大步往前奔，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的，其中有着许多令人心酸的故事。并且，她们的第一步总是用“疯狂”、“癫痫”、“麻风”这些异端的肉体形式作为代价的。
在行走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一位烈士：普拉斯。所谓烈士，跟道士不同。道士是将道路变得遥远的人，烈士是将道路变得最短的人（骑士是依附在马脚上的人，教士是不会走路而教人走路的人，战士是只会齐步走的人，隐士是拒绝走路的人）。
普拉斯厌倦了行走，她迅速缩短了脚下的道路。
这个女人尽善尽美了
她的死
尸体带着圆满的微笑
一种希腊式的悲剧结局
在她的长裙的褶缝上幻现
她赤裸的
双脚像是在诉说
我们来自远方，现在到站了
——普拉斯《边缘》（赵琼、岛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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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斯用一种如此决绝、简单的方式，彻底抛弃了脚下的陷阱，彻底废弃了那条暧昧不明、充满凶险的“道”。这正应了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24】普拉斯从自己的脚底下彻底地废弃了行走的道路。在双脚的云游中，她就像一首死亡的赞美诗。
《圣经》中的《传道书》，也是在教人如何走道的。其中有一些话，好像就是在夸奖普拉斯的。“快跑的未必能赢”（9章）；“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4章）；“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7章）。普拉斯说：“未来使我厌倦。”她不相信未来。她对毁灭的“末世论”兴趣更浓。
普拉斯的方式或许很好，但并不是唯一的。金斯伯格和克鲁亚克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他们唱着撒旦化了的“所罗门之歌”，在路上狂奔。汽车就是他们的双腿，自己的肉体成了行走的燃料：
穿越黑暗的虚无
飞越堪萨斯却从没移动
在灵魂黑暗的虚无里
…………
忍受流浪汉浪迹天涯
的所有孤独
…………
没有谁会在天空中
对我匆匆一瞥
什么也没有，除了月光中的云以及
云层下
人世间的污言秽语……
——金斯伯格《飞越堪萨斯》（文楚安译）
在路上，这一群看似热闹实则孤独的精灵，既像走路又像飞翔，既像皈依又像逃亡。对于他们这种自然而然的步子，人们困惑不解，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垮掉的不是他们，垮掉的是行走的方式，垮掉的是我们脚下的“道”！
一条条布满陷阱的道路，至今依然在我们的脚下延伸。我们不知道如何走路，我们成了无德之人。我们也不懂什么是“道”，我们成了瞎子。众多的瞎子，在一条拥挤的康庄大道上疾走如风。那是一条引向灭亡的大路。
引向得救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