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太阳出来了，还是太阳落下去，现在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我所校对的那些稿子和床头柜上放着的汉堡和装在保温杯子里的咖啡。饿了，吃半拉；渴了，喝几口。
我只要一校对完，就叫摇篮带走，直接带到印刷厂去，所以，摇篮大部分时间都在我身边待命。他总是双手插在裤兜里，静静地待在那，偶尔拿起我放在桌边的通讯录翻着玩，他似乎对我的通讯录特别感兴趣。
在校对中间，我会停下来，给作者打个电话，商榷某一句话是不是准确，要不要删改，因为我也写过东西，我知道写东西的人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多么的自恋。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作者在跟我说完他们的作品后，总要不失时机地褒贬一下别的作者的作品，当然，说好话的时候少。不过，当面的时候则另当别论。嘿嘿，文人就这德行，别见怪就是了！
有人敲门。
来我这儿，敲门的只有一位，就是我的主治医生李斌。他很少露面，最多一周只来报到一次。这个中医学院的博士，眼圈总是黑的，显见是熬夜熬的。自从他接了我这么个病号以后，查了不少的书，尝试着开了不少的方子，苦汤子我也没少喝，但都没什么效果。别灰心，我们再琢磨琢磨，总会有办法的，他说，这已经快成了他的口头禅了。
我倒没怎么灰心，因为我压根儿就没对他抱有太大的幻想，反而跟教授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散发着的味道不是来苏水而是古龙水的缘故吧。每次我打通电话，都是一个女孩接，喜欢用热情洋溢的戏剧性语调说话。教授说那是他带的研究生，可是凭我的第六感，我总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一般来说，都是我汇报，他倾听，我想汇报什么就汇报什么，他从来不打断我，最后他只作总结性发言：记住，你以前做什么是为了挣钱，现在虽然做的是同样的事却是为开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很奇怪，每一次跟他汇报完了，我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我在跟他汇报的时候，竟没有任何的隐私保护，几乎无所不谈，仿佛我说的不是自己，是别的房间里边的别的人，从我嘴里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别人的……
在我给教授打电话的时候，伯爵就来了，他没打扰我，只是背着个手在屋里转悠，看看这，看看那，好像他进的不是一间病房，而是水族馆似的，等我撂下电话，他才冲我勾勾手指头，我明白了，他是来拿我每月给堇子的生活费，给她们送去。
他跟堇子的熟悉程度仅次于我和我的女儿。
伯爵是我十八岁进工厂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一见面就彼此喜欢上了，至于说喜欢的理由嘛，现在看来，有点荒唐，仅仅是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父亲，没了依傍，而且又都是老大。我一直喊他叫师傅，他的满头白发欺骗了我，他也答应，而且答应得特别痛快。我记得，是我们跟主任要求要上夜班的，一上就是三年，别人都不理解，觉得我们俩神经有毛病，其实原因很简单，夜班有补贴，可以贴补家用；我还记得，我们夜里休息的时候，总是上厂房的天台上去，躺着，望着高高挂在半空的月亮，听着半导体——哦，对了，那时候，半导体对我们是多么的要紧啊，是我们唯一的陪伴，可惜节目太少了，我们就把调频定格在朝鲜电台上，因为他们总播放歌曲，我们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过要学朝鲜语，以便能听懂歌里唱的是什么，于是就跑到外文书店，一人买了一本朝鲜文的《金日成选集》……
你还是不想把你的情况告诉她们娘儿俩？他把我给的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又用订书机订上，然后问了我一句。
我觉得不告诉她们比较好，不知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嘴唇翕动起来，翕动得像一条在鱼缸里游来游去的鱼。
你呀，你，伯爵瞟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一想起来，就禁不住打个寒战，他仿佛看的不是我，而是一根陈列在科技馆中的浸泡在酒精瓶里的割下来的盲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