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宋代王安石的《桃源行》，也是题咏桃花源故事比较着名的。其主要的改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种伦理关系进行了重新构想，如：“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就是说，在王安石看来，这种理想性是因为缺乏不平等的君臣关系，代之以用亲情关系来维系社会的结构秩序；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对峙：“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那种秦时才有的战乱，在历代都无休止。总之，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经济的和风俗的理想性与王维的生命的和审美的理想性，在王安石笔下，则是转换成了政治的理想性。而在大观园中，似乎也是把人与人的理想关系放在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来予以展现。
宋元以后，文学作品塑造出了一个新型的理想世界，那就是《氷浒传》中展示的一个主要由平肚界，此正是元代高文秀的杂剧“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里”的一个独立的理想世界。对水浒”之名的意义，罗尔纲认为用了《诗经·大雅·绵》中的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是说，是借用西周的复兴故事，隹述了梁山的理想性。我想需要进一步明确是，在后来集梁山故事之大成的小说《水浒传》中，虽然其中的英雄好汉个个都来自现实生活，作品也交代了他们走上梁山的必然性，但是，在初具故事梗概的《宣和遗事》中，这黑旋风李逵双献功些好汉的名字已经先期出现在九天玄女公布的一张榜上，从而给这些好汉多少增添了神圣性。也让我们想到，他们聚集起来的梁山世界，似乎也跟神仙世界有着些微的瓜葛。
当然，就《红楼梦》而言，大观园作为女孩子居住的一个独立自足的理想世界还是比较明显的。香港的宋淇较早以现代人眼光对大观园的理想性进行了探讨，此后，余英时则把这种理想性论述得更为全面了。不过，余英时之所以强调大观园的理想性，还有其特定的现实针对性，就是借此对考证派红学进行驳诘。如果大观园的理想性得到有力的证明的话，那么，像有些红学家做的，要把《红楼梦》中所有的人事包括建筑都找到现实生活的对应物就显得非常荒谬。这样，提出大观园的理想性不但具有思想的意义，同时也是向人们唤醒了一种艺术创作的原则。
就大观园本身言，其理想性的特点固然可以说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但更是由大观园中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准则构成的。相对而言，一群较少功利性的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加上对她们抱以无限关爱之心的贾宝玉，成了这一理想世界的主体。贾宝玉与众姐妹刚入住大观园时，作者从宝玉这一角度，写出了他对生活的心满意足，“自进花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绣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第二十三回）又有四首四时即事诗来咏叹大观园的生活。
春夜卽事霞绡亡棱任铺陈，隔巷蟆更听未真。
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盈盈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
自是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夏夜卽事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鹤鹤嗔茶洛。
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亡品御香。
破5白杯倾荷露滑，玻璃揽纳柳风凉。
水亭处处齐纟丸动，帘卷朱楼罢晚妆。
秋夜卽事蜂菩轩里绝。宣哗，桂魄流光浸昔纱。
苔锁石纹容睡鹤，井飘桐露湿栖鸦。
抱衾婢至舒金风，倚槛人归落翠花。
静夜不眠因酒渴，况烟重拨索烹茶。
冬夜卽事梅魂卄梦已三更，锦厠鹬衾睡未成。
私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女儿翠袖诗怀冷8公子金貂遁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这里的“即事”，意在对生活整体的一种概括，并且以四时作为一个轮回，显示了时间上的周而复始，类似生活方式的不断循环。但我们也能从诗里感受到，这样的概括，并没有写出大观园生活中的个性化的细节，也没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可言。也许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贾宝玉诗才不高的表现，但作者也向我们说明了，他的有限诗才并没有妨碍他把“真情真景”呈现到我们面前。而恰恰是这样泛泛叙来，才揭示了贾宝玉他们在大观园中理想生活的特点之一，它的非叙事性，或者说无事可叙，此正是薛宝钗所谓的“无事忙”。而这一特点，又每每被红学研究者所忽视。关于此我们后文会有所讨论，先来看一般红学家所总结的大观园作为理想世界的特点，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清净女儿世界。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入住在大观园中的都是些年轻单纯的女孩子，除贾宝玉外，其他男性很少进入，特别是单独进入的就更少，除非有丫鬟们带着，如贾芸进园。而贾宝玉对女性的一往情深，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从这一立场看，单单是把青春女性聚集在一起，能够暂时不受外面的世界干扰，就已经具有了理想世界的特质。抽象点说，这个理想世界就是干净清爽。用贾宝玉的话来说，女人是水做的，是干净清爽的；男人是泥做的，是浊臭逼人的。这种干净清爽，不但是青春女性的特点，也体现在大观园的许多自然景物上，如鲜花，如泥土，如流水，等等。所以林黛玉要把落花葬到泥土中，因为花与泥土都是干净的，就像她词里吟唱的：“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当初宝玉要把花撂在水里，黛玉说不好，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还是污染了，不如拿土埋上。因此说明了，在大观园内部这流水是干净清爽的。把一个清静女儿世界来等同于理想世界，这也并不是贾宝玉一己的怪癖，而是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礼教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男女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有着绝对的统治权，所谓“天有十日人有九等照鲁迅的说法，即使沦落到了最末一等，但只要你是男性，就可以保证下面还有被你欺负的人，那就是女人。
不错，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对女性加以赞美的文字，既赞美她们的美丽，也赞美她们的善良。但如果说作为男性的抒情者把女性当花一样赞美，那目的是为了摘花；赞美她们的贤惠，则是为了让她们更忠贞于自己，尽管他们自己根本不需要对女性有相应的品质。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作为祸水被谴责的，在遭到男性谴责的同时，她们也承担起男性事业的挫折乃至国家衰败命运的责任。有时候，也利用这祸水，来把女性作为打败政治对手的工具。总之，女性作为一个男性统治社会里的政治牺牲品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在大观园中，当青春女性聚集在一起，能够暂时摆脱政治纠缠，能够被一个真诚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男性所崇拜，他主要是为了她们的生活幸福而不是占有她们，由此构成的一个大观园世界，出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就足以成为一个理想世界了。
第二是低龄化的儿童世界。
如果说，贾宝玉是因为其中的青春女子的聚集而把大观园视为是一个理想世界，那么这一理想世界的人物，大多有着低龄化的倾向，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儿童世界。红学家周汝昌和周绍良都对《红楼梦》中反映出的时间顺序排出一个年表，据我的理解，这些年表可以大致反映出红楼人物的实际年龄与作品的叙事密度。
我发现，其叙事节奏是两头紧凑，中间舒缓。一般认为，《红楼梦》第一回时，宝玉是5岁，黛玉约4岁，宝钗约8岁。而当大观园建成，即第十八回时，宝玉是12岁或13岁，当时正是新年开始。同一年里，在第二十五回，贾宝玉中魔法，得到一僧一道救治，僧人曾擎着贾宝玉落草时口中衔着的那块玉石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十三载矣。”可见，当年宝玉是虚岁十三。而恰是这一年，他和众姐妹入住大观园。也是这一年，时间过得特别缓慢，从十八回到五十三回再次过元宵节，时间过去一年，回目要占去三十五回，几乎接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中叙事最密的有两次。一次即第三十一回后半部分至第三十四回，三回半的文字，写了端阳节下一天的午后到深夜，宝玉挨打成为其中的中心事件。还有一次是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前半部分，两回半的文字，写月二十五日这天，老祖宗带着刘姥姥游大观园。
由十八回往前看，那是大观园还没有建成时，即第一回至第十八回，是宝玉5岁至12岁的阶段，平均三回写一年，大致是第二回，宝玉六七岁；第三回，宝玉8岁；第五回至第九回，宝玉9岁；第九回至第十二回；宝玉九岁十岁；第十二回至十七回，宝玉十岁十一岁。
由五十三回往后看，第五十三回至七十回为一年，共占去十七回，宝玉13至14岁；第七十回至十回为一年，宝玉14岁至15岁；八十回后，高鹗续作的部分，共四十回，而宝玉出家的年龄是19岁左右，即贾政感叹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那么，从八十回的15岁到最后的19岁，长大了4岁，平均下来基本上遵循着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的叙事密度，大致是十回一年。
细检这一时间表，我们可以发现，贾宝玉在十二三岁的两三年里，占去了大观园生活的主要时间，众姐妹跟他年龄也相仿。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固然可以泛泛而论，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所以，当我们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会把这一段生活作为黄金般的日子来追忆，理解为理想生活，也是最自然不过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贾宝玉和他的众姐妹在大观园中构筑起一个情的世界时，为情而大喜大悲时，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年龄是不相称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大观园即便是一个理想世界，它也是贾府中的一部分，一个传统的旧式家族，其实是不会允许他们这些孩子这样的为情而翻天覆地的，只有当他们年龄还很小小得让大人根本不认真对待他们的感情问题时，他们才被允许那么自由自在地在同一天地里生活。事实上，大观园既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只有这时空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中联手开拓出一片天地时，理想世界才有可能充分展开。宋淇在论到大观园的悲剧原因时，认为时间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因为女孩子长大了都要出嫁，大观园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宝玉自身也要长大，这当然是对的，但他没有反过来思考，时间曾经给与大观园的一种积极意义，更不用说，作者在写到贾宝玉刚入住大观园时，处理这一时间是怎样让它不断扩张的，甚至似乎是停止发展了，除了四季的轮回外。
也因为是对时间的这种单一的扩张，所以，贾宝玉等人的行为只具有心理的意义，也就是在相对独立的大观园中，他们行为上的成熟、在情感上的丰富只具有心理的意义，而无法用社会的责任来全面验证。这就是说，贾宝玉的忙碌，远只能是没有现实价值的“无事忙”，他也只能在抽象的心灵意义上，来发展出他对女性的尊重和感情，而不能一一落到实处。当这种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渐渐合拢时，大观园理想的破灭也就紧随其后了。清代的二知道人因为理解了大观园的非现实性，所以他既把大观园比做桃花源，又说：“大观园与吕仙之枕窍等耳。宝玉入乎其中，纵意所如，穷欢极娱者，十有九年，卒之石破天惊，推枕而起，既从来处来，仍从去处去，何其睱也。”当然他把贾宝玉在贾府的十九年全部算到大观园是不妥当的，这不但是因为计算的失误，而且也涉及到怎样理解贾宝玉人生中的现实制约性。或者说，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峙与渗透的问题。
余英时认为，大观园的现实性是因为其建造的地基就是贾赦住的旧园加上东府的会芳园，其中的天香楼、凝曦轩、登仙阁等，都曾经是贾珍等淫乐的场所。这是地理上的制约因素。另外，大观园虽然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等级秩序，没有男性对女性的欺压，但也有着秩序观念向大观园的渗透，那就是与贾宝玉的情的秩序，以此来显示出对不同人的亲近与疏远。我们看到，就人物所居住的院落，也能看出这种关系，能够看出贾宝玉和林黛玉与薛宝钗的一种微妙关系。即从距离说，怡红院和潇湘馆靠得最近；而从规模看，则怡红院与蘅芜院最大，所以余英时颇具慧眼地指出“木石虽近而金玉齐大”是能给人一定启发的。那么，有人问，贾宝玉用情的秩序来重新构架起人物的关系，其导致的亲疏远近必然也有着不平等的因素，为何就不认为这就是一种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反映，为何不直接就把它认定为另一种现实，为何还要承认它最基本的理想特质呢？或者说，因情带来的差异性如何还能体现出理想性呢？其实，这种思路正是对理想性的一种抽象化处理。我们知道，当现实中的人物是以社会地位财产等因素来构架起人物的秩序时，那么情感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秩序，就是对现实中的秩序的一种反动，没有感情带来的亲疏不平等的秩序，就无法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秩序进行一种调整和均衡。理想总是与现实相对应而产生，大观园的理想性也是在与现实的对峙中显示其意义的。在我看来，如果说大观园的理想性存有很大的缺陷的话，那是因为在政治上、主奴相互间或者自身之间不平等的基本结构在大观园中没有改变。在经济上，大观园群体的寄生生活没有改变，这样，大观园对贾宝玉、林黛玉是自由的天堂，对唱戏的龄官等来说，就是拘押他们的牢笼。而底层人的这种处境，是贾宝玉无力改变的。即便他给了晴雯以最珍贵的感情，但也无法保住她年轻的生命。他的感情无法改变许多被凌辱被欺压的女性的命运，所以这一理想世界最终走向毁灭，就有其必然性。
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是既写出了大观园的理想性，也写出了它的现实制约性以及它的毁灭，这才使这部作品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