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母亲的祝福后，我便开始准备行装，并得知一个名叫汝那伽特的律师将于9月4日搭船到英国去。我去看我哥哥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劝我不要错过和这样一个同伴共同旅行的机会。于是我打电报给哥哥，求他准许我同行。我又找到一个世交，向他借旅费及杂用费，我请他向我的哥哥索偿。那个朋友不但答应帮助我，同时还对我慰勉有加。我的行囊准备得很充实。我的朋友们为我包了一个床位，和汝那伽特律师同一房舱，他们把我介绍给了他。他是一个处世经验很丰富的中年人，而我，只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16岁青年。9月4日，我们从孟买起航，在月底到了南安普敦（或译作扫桑波敦，伦敦西南的海港，为大西洋航路的重要起点）。在船上，我穿着黑色西装，我的朋友们特地为我做了一套白色的法兰绒衣裤，预备我在登岸时穿的。我们下船是在9月末，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那样的服饰。当时所有的行李箱甚至钥匙都交给旅行社，因为我注意到许多旅客都是这样办理的，我也就照办了。我觉得一个人穿着白色服装浑身局促不安，到了旅馆，才知道我的行李要等到第二天后才能送到。我在南安普敦打电报给梅笪博士，他当天晚上8点钟即来看我。他很诚挚的欢迎我的来临，但是看到我的白色法兰绒服装时，也不免笑了。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无意中把他的一顶高帽子弄糟了，因为我看见它光滑异常，用手逆势抚摸一下，弄得毛绒都倒竖起来了。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这是我见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题。
我不时惦念着我的家乡，尤其怀念我的母亲。晚上，我禁不住热泪流淌，想起家里的种种往事，令我不能入眠，这样的苦痛是无法解除的，而且也想不出抵制或减轻的方法。这里的一切，无论是人物、房屋和生活的方式，在我看来仿佛都是不可思议的。我对于英国式的礼仪一无所知，非得样样自己留意学习不可。还有一件不如意的事，那就是关于我的素食誓愿。我所能吃的菜肴，都是淡而无味甚至令人作呕。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夹缝中。我在英国不能忍受一切，但是此时想回到印度去，也变为不可能的事了。我既然到了英国，就至少要住上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