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玛巴拉和他的妻子（阿姆达巴著名的实业家兼慈善家和甘地的挚友）也到了那第亚，和我的同志商议以后，他们把我迁运到亚特美达巴疗养。我在这一次病中所受到的种种爱护，是无以复加的。但是我觉得热度仍未减低，身体日渐衰弱，我也知道这个病势将延长下去而且具有危险性。我在安玛巴拉的家中备受照顾，心中非常不安，要求他把我转运到真理学院去。他顺从了我的愿望。
我辗转到真理学院的病榻上时，华拉倍来告诉我们一件新闻---德国败退了，委员也宣称无须再募集补充兵。这一件新闻解除了我对于募集新兵的烦恼，使我如释重担。在这段时期中，试用水疗法使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要恢复健康实非易事，另有许多医师提供意见，而我并未采纳。甚至有二三个医师知道我曾宣誓不饮牛乳，所以劝我饮肉汁，并且引证《阿育吠陀》经中的章节来作为他们立论的援例，还有一个人竭力鼓励我吃蛋，可是对于这一切的劝告，我都答以“否”字。
我个人常认为，禁食的问题不必根据经典加以决定。它是属于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受外界权力的影响。
我初次患着这一场长期的病症，正是试验我实行这个原理独一无二的机会。某一个晚上，我完全绝望了，我感觉已接近死亡。我托人通知安娜苏雅盆（她是安玛巴拉的妹子，也是甘地的忠实女弟子，是亚姆达巴劳工运动者的首领），她急忙奔到真理学院来。华格倍·陪卡奴伽博士同来，诊把我的脉息，对我说：“你的脉跳得很好。绝对没有什么危险，这不过是你极度衰弱后的一种反应罢了。”但是我并不相信。我一夜无眠。
天亮了，我还活着，可是却怀疑我已逼近临终，因此，我将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倾听真理学院内学生们朗诵的《季达经》（薄伽梵歌）。自己不能诵念，也不愿开口说话，因为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感受到脑部异常紧张，一切关于生活的趣味都减低了。我从不愿意为了生存而活着，在临终前身体僵直无用，而且眼见身体渐渐衰弱下去，却不能有所动作，只能受朋友和同志的照顾，那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