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打工者都有一部辛酸史
我所居住的那个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住满了打工者。城里的房租太贵了，我们只能选择这里安身。
居住在我对门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来南方之前，他在北方一所学校上班。他的名字很有个性，叫迟刀，而他的长相也像一名持刀抢劫的凶犯。其实他很善良，他那种粗犷的外貌很容易把人误导到一些恐怖的事情上面。
有一天夜晚，迟刀突然和我说起了盗墓。
迟刀生活的那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靠近帝王之都。所以，历朝历代盗墓的人非常多。而我生活的那个省份的很多地方，还有我们家乡的很多村子，仅仅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历史久远，比如御史村、三王城、封城村、侍郎台、尚书庙等。因为这些地方历史沉淀深厚，古墓众多，所以，就有很多以盗墓为生的人。
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盗墓的故事，这些故事比狼的故事更为精彩。这些故事都是在“说古经”上听到的。这些地方的盗墓历史源远流长。
我小时候听到的最恐怖的两个盗墓故事都是关于孩子的。一伙盗墓贼掘开了一个古墓，突然发现死者是一个孩子，孩子的头顶上插着一根铁钉。这个孩子在死的时候，家人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而盗墓贼揭开了这个惊天的秘密，他是被人用铁钉楔进头顶上死亡的。据说，孩子的头顶有一个地方特别柔软，拿一根铁钉，用手指按着，就能插进去。
还有一伙盗墓贼，挖开甬道后，却发现甬道口有一个孩子的骨骼，距离石棺仅有两米远。这个孩子也是一个盗墓贼。盗墓团伙一般由几个人组成，其中有一个必定是极瘦的人或者孩子，这个人就是进入墓葬的人。盗墓贼把所有器物吊了上去后，就把这个孩子埋在了地下。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另一伙盗墓贼又来了，挖开古坟，才发现了这个秘密。
把人埋在土层里是一种最恐怖的死亡方法，这种方法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小时候听说有两户人家有纠纷，一户人家盖房打墙，就将邻居家的孩子打进了土墙里。几十年来，邻居家一直不知道当初的那个孩子去了哪里，还以为被狼叼走了。后来，一场大雨，土墙倒塌了，人们才看到那个孩子是被打进了土墙里，他身上的衣服还完好无缺。打墙的时候，铺一层土，用石墩击出土窝，再铺一层土，再击出土窝。所以，土墙很结实，虫子都叮不动，孩子的尸首才能保存完好。
迟刀说起了他们村庄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亲眼看到的。有一天，村子里一户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死了。按照北方的风俗，孩子安葬只能选择晚上，大人安葬才能在白天，否则，两个鬼会在去阴间的路上相遇，小鬼会被大鬼欺负。
那家有钱人安葬孩子的时候，陪葬了很多值钱的东西，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还有给孩子的项链戒指。不想，这些东西被盗墓贼盯上了。
孩子是在黄昏时候安葬的，盗墓贼是在凌晨动工的。
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农村的早饭是在早晨9点左右吃，那个死去的女孩子突然披头散发出现在了村道上，所有人见了，都吓得说不出话了，这可真是大白天见到鬼了。女孩子跑回家，拍打着房门，她的父母吓瘫了，一动也不敢动。后来，女孩子就在村道上游荡，村道上冷冷清清，家家关门闭户，人人躲在门后瑟瑟发抖。后来，还是村中一个老人胆子大，走了出去，和女孩子交谈，发现这个女孩子不是鬼，她是死而复生的人。
人们再去安葬女孩子的坟墓那里观看，看到昨天晚上的坟墓被扒开了，棺材也打开了，棺材边躺着一个男人，这是一个盗墓贼，他被死而复生的女孩子吓死了。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做假死。看起来死亡了，其实还没有死去，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后，又会活过来。
千百年来，盗墓贼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安葬者总在穷尽心机，死后想得到安逸；盗墓贼总是挖空心思，想盗得财宝。这种猫与鼠、鹰与兔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所以，秦始皇将自己的坟茔修建得异常牢固，而且将所有参与修建的人都作为了陪葬品，想守住自己坟茔的秘密。很多王侯将相都建有多个坟茔，希望以假乱真。至于坟墓中的种种机关：毒箭、弩弓、流沙、滚石、毒气、檑木、蛇蝎，那更是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都难不倒盗墓贼。
盗墓贼偷盗到的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段传奇。
那年初秋，母亲来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座南方城市。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此前，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与家乡相隔十多里的山下的乡镇。那个乡镇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庙会。母亲每隔几个月，就和同村的婶子们提着竹篮，去庙会上购买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盐酱醋什么的。每次去山下的乡镇赶庙会的时候，母亲和婶子们都像孩子过新年一样兴奋，她们提前几天就会做好准备，而去“上会”的那一天，都会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一直压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亲是我们村第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异常繁华的大城市。她是由在县城蹬三轮车的、见过世面的弟弟送来的。
此前，我给家中邮寄了1000元钱，这些钱足够母亲和弟弟买两张卧铺车票。可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他们买了两张绿皮车厢的硬座车票，在闷热的车厢里摇摇晃晃了30多个小时，才来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这是母亲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车。
我在火车站接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弟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他们在大街上单衣短袖的人群中显得异常抢眼和臃肿。他们站在出站口的墙边，惊恐地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用胆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我。他们一看到我，脸上的怯懦一下子荡然无存，拉着我的手用粗笨的家乡话又说又笑，惹来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们的脚边放着两个蛇皮袋子、两个帆布提包。那两个提包是我当初上中学时用来背馍的，已经洗尽了原来的黄色，变成了不灰不白的颜色。我问：“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这么远的路，太难拿了。”
母亲说：“村里人知道我要来你这里，都给你送东西，这都是你叔你婶的心意，我就都带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觉每个都沉甸甸的。我问里面都是些什么，弟弟说：“有大红枣、核桃、绿豆、坨坨馍、花生仁、辣椒面、花椒面，还有脆瓜。”
弟弟说，当时脆瓜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还没有上市，这是村里一个种脆瓜的叔叔专门挑选了几个熟了的脆瓜，让带给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种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头砸开后，香气四溢。我知道这个种瓜的叔叔，他种了一辈子瓜，小时候我们偷过他无数次瓜，我们趁着月色潜进瓜地里，摸到大大的圆圆的东西就摘下来，然后，西瓜在前面滚动，我们在后面爬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停下来，全身贴紧地面，心跳如鼓。那时候偷到的瓜几乎都没有成熟，我们到了安全地带后，将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用手抓着瓜瓤吃，吃完后满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时候，我们还偷脆瓜，没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们只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种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总会在村中悲愤地叫骂。
没想到，多年后，种瓜叔叔把他的头茬熟瓜给我送来了。
我们先乘地铁，后坐公交车，我们在公交车上用家乡话大声交谈着，完全没有顾及到身边诧异的目光。家乡话咬字很重，尾音较长，即使轻声说话，也像和人吵架一样。而南方话发音轻柔，莺莺燕燕，显得非常好听。浓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转的语言中，显得极为另类，就像鸟语林里突然传来了粗犷的叫声。
母亲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问我地铁是什么，我说，地铁就是地下跑的火车。母亲想了想后，感慨地说：“啊呀，这城里人就是行，地底下还能跑火车，我回去给村里人说，他们肯定都不相信。”
母亲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母亲站在一幢大楼前面，仰着头看着，她说：“这楼这么高，都要踮起脚后跟看，嘎嘎肯定都飞不过去。”家乡人把喜鹊叫“嘎嘎”。
我说：“城里就没有嘎嘎。”
母亲疑惑地说：“城里咋能没嘎嘎呢？嘎嘎是益鸟，专吃虫子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说：“城里没有庄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