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少年小偷的名字叫蟋蟀。在盗窃团伙里，处于最底层的少年小偷，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一种小昆虫的名字，这些昆虫以草木为食，如蟋蟀等；再高一级的，则是乞丐团伙里的小头目，每个人负责一个小分队，他们的名字以小动物为名，这些都是肉食动物，如螳螂等。而更高一级的，则是瘸狼这样的大型肉食动物。
蟋蟀走在我视力所及的范围，穿过了两条街道，来到了我们今天行窃的地方。蟋蟀的脚步放慢了，他不时地回头观望着，看起来像一只惶恐不安的兔子。
我一直在想着，蟋蟀为什么会那样问我？他是老大派来的暗探，还是听到了别人的议论？也许整个团伙里小偷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只有我还蒙在鼓里，以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卧底。我就像那只被猎人追赶的鸵鸟，把头埋在沙窝里，却把肥大的屁股露在外面，以为别人看不到自己。
我想着想着，禁不住冷汗直冒，算了，暗访到此结束，赶快逃离这里。
然而，又怎么才能逃离呢？
后来，那件突然发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八，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我在看到大街上红红火火的气氛，看到人们采购年货的喜气洋洋的情景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日来到了。
然而我的生日只能自己独自度过，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在出外采访的时候，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在没有采访的时候，我就买一碗兰州拉面给自己过生日。
每年的生日，母亲都会给我打电话，然而，今年的腊月二十八，我暗访盗窃团伙，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母亲一定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无法打通，她老人家一定很着急。我该怎么办？
我正想着母亲，突然看到前面一阵骚动，蟋蟀跑向了一条巷子里，边跑边回头，满脸惊恐；北京猿人和大学生发足追赶，跑成了一溜烟。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奔跑，也身不由己地跑了起来。
北京猿人和大学生很快就在人群中追上了蟋蟀，他们一人拉着蟋蟀的一条胳膊。蟋蟀挣扎着，哭喊着，身体扭动着，像一条被海水冲上了沙滩的鱼。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蟋蟀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小偷。”
北京猿人打了蟋蟀一巴掌：“胡说，快点回家，你妈还等着你。”
蟋蟀挣扎着喊：“不去，不去。”
北京猿人和大学生一人拽着蟋蟀一条胳膊，拖着蟋蟀向前走去。蟋蟀的眼睛望向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但是人群的眼睛一片茫然。
人群里突然挤进了一个人，有40开外，此前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叫蜘蛛，是个团队小头目，莫非今天是他在暗中监视我？蜘蛛一脸都是歉意，他抱着双拳，向周围的人连连作揖，他说：“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是这孩子的伯父，孩子有神经病，跑出来几个月了，我和他父亲，还有哥哥一直在找，今天终于找到了。”
蟋蟀还在努力地喊着：“他们是小偷，他不是我的伯父。”
北京猿人又打了蟋蟀一巴掌：“再胡说，看我扒了你的皮，快回家。”
蜘蛛在前面分开人群，北京猿人和大学生在后面拉着蟋蟀，人群纷纷向两边闪开，蟋蟀挣扎的哭喊声被闹嚷嚷的市声湮没了，他们像一叶扁舟，犁开了海面，眼看着就要驶入茫茫大海。
我站在人群外，心如火焚，不知道该怎么办。
蜘蛛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他站在道路中间，出租车在他的面前戛然而止，蜘蛛拉开车门，看到车里坐着乘客，只好又关上车门。他一连拦住了三辆出租车都是这样。临近春节，出租车供不应求。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开了，一个神经病少年，临近春节，被家人千里迢迢地找到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人群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了，他们心情轻松愉快，宛如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南来的北往的，继续各人忙各人的事情，走亲访友，置办年货。
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蟋蟀的身边，我看着惊恐不安的蟋蟀，问北京猿人：“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北京猿人扭头不理我，我看到他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鼓起并蠕动着，他情绪很激动。蟋蟀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全身抖动着，他用羊羔一样无助的眼神看着我说：“叔叔，快救救……”大学生一把捏住了他细细的脖颈，将他后半句话生生捏了回去。蟋蟀吐着舌头，脸色憋得乌青。
我抓住了大学生的手腕，让他被迫松开了蟋蟀的脖子，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大学生看了看我，没说话，北京猿人愤愤不平地说：“这狗崽子想逃走。”
北京猿人的话音刚落，街口突然驶来了一辆警车，凄厉的警报声像鞭子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北京猿人脸色铁青，大学生脸色苍白，蜘蛛像一头被点着了尾巴的猪一样，拼命逃进了人群里。
可能有人拨打了110，我想。
巡警将我们四个人带进了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和我上次走进的那个派出所不是一家。盗窃团伙的势力范围很广阔，涵盖了好几个派出所的管辖区域。
蟋蟀先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北京猿人、大学生则在留置室里等待着询问。北京猿人趁看守的警察不留意，悄悄地竖起了两个指头。两个指头代表着，等到我们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就按照第二套说辞。这些说辞里包括：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做什么工作、刚才在一起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话等。为了应对警察的审讯，盗窃团伙里早就有了好几套八面玲珑的说辞。第一套说辞是我们都在郊外的一家工厂打工，郊外确实就有这样一家工厂，连经理的名字年龄我们都了如指掌；第二套说辞是我们刚刚在某某饭店吃饭认识的，某某饭店在什么位置、饭菜的价格，我们也一清二楚。还有第三套，第四套……如果小偷小分队被抓获，只要负责人审时度势，暗示大家按照哪套说辞，大家就都有了应对之策。
我是最后一个接受询问的，北京猿人和大学生被叫走后，再没有回来，不知道他们被放走了，还是被看押在另外的房间。
我走进指定的房间，看到房间空空荡荡，靠墙的地方摆着两张简陋的木头桌子，桌子后坐着两名警察，年轻的一位埋头书写，年长的一位看着我，他的眼神像鹰一样尖锐。
年长的那位问过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你做小偷几年了？”
我摆着手说：“我没有做过小偷。”
“没有做过小偷，怎么和小偷在一起？”
我向他说起了自己这些天的经历，说起了自己如何打入盗窃团伙，如何和各种各样凶恶的盗窃分子周旋，他不相信，他说临近春节，报社早就放假了。
我说出了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还说了那名警官的名字，我说我的情况他全部知道。我还说起了我工作的报社的名字，还有报社的值班电话、报社领导的名字。我说我的情况他也知道。每次我出门暗访的时候，报社只有极少数几个相关领导知道我去了哪里、去干什么。
年轻的警察出去了，年长的警察留下来和我聊天，他问我都暗访过一些什么，暗访过的那些行业内都有些什么秘密。我说起了我以前暗访的一些经历，说了职业乞丐里的金字塔结构，说了职业卖血者的无奈和无助，说了键盘手和酒托的无耻与秘密……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偶尔拿起笔在纸片上划一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年轻的警察进来了，他悄声向年长的警察说着什么，我看到年长警察的眉毛轻轻地跳动了一下，点点头。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得到了验证。
那天，在派出所里，我还与蟋蟀单独交谈过。蟋蟀的经历让我震惊不已。
半年前的夏天，北方一个炎热的午后，知了在树叶里长声嘶叫，野狗躲在屋檐下吐着舌头。初二学生蟋蟀和一名同班男生翻越校园的围墙，来到了集市上。
农村的集市，十天才有一次。他们像飞出笼子的鸟雀，在短短的街道上，从这头转到那头，又从那头转到这头，目光浏览着有限的商品。后来，他们停在了一个卖枣沫糊的老头儿跟前，老头儿的枣沫糊放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
那时候，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们问老头儿：“还有没有枣沫糊？”老头儿说：“有啊。”他们摇晃着葫芦说：“这才有多少啊？能够我们喝吗？”老头儿是个倔脾气，他说：“你们喝完了，我一分钱不要；你们喝不完，喝多少碗算多少碗的钱，一碗五毛。”
他们提起葫芦掂量掂量，感觉没有多少，就放心大胆地坐下来，让老头儿把枣沫糊倒在瓷碗里。老头儿盛一碗，他们喝一碗，转眼间每人已经喝了四碗。蟋蟀站起来摇摇葫芦，感觉到里面的枣沫糊并没有少多少。他的手伸进口袋里，口袋里只有两元钱。他悄悄地问那个同学，那个同学说他只有一元钱。
怎么办？到了现在，就是把毛驴吆到了半坡，能上去要上，不能上去也要上。坐下来，喝！
每个人又喝了三四碗，他们感到肚子里像揣着一个篮球，压迫得五脏六腑都不舒服。站起来，接着喝！
后来，他们一个人喝了十一碗，一个人喝了十碗，老头儿惊讶地看着他们，背着葫芦扬长而去；他们相互搀扶着，慢慢地挪向学校的方向。
他们异常痛苦地走到了街口，听到上课的铃声响了，然而，他们像临盆的孕妇一样行动困难，他们知道今天晚上回到学校一定会受到老师的惩罚。
后来，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街道边的石头上，呼呼地喘着粗气，惴惴不安地想着将要到来的惩处。那时候，乡村老师打起学生来，都比较狠，而家长丝毫也不会见怪，他们信奉“沟板子底下出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