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外宣布病假一年后，不几天发现有糖尿病症，于是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传说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这一来引起舆论界的注目。上海《民国日报》就登出了邵力子写的随感录，题为《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张国焘也在《向导周报》上问他：目前怎样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有新的觉悟呢？这反映了各方面对他的关怀，希望他能进步，起来革命。可是他不觉悟，1923年1月5日作了一篇《杂感》登在《努力》36期上，申辩说自己住院与“取缔新思想”议案无关，并称“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炎附势；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眼里算不得危险。”次日出院又发表了一则《胡适启事》，称这次诊断的结果不是糖尿病；承谢各地朋友慰问云云。综上所述，可见北洋政府之反动，就连胡适这样的和平改良主义者他们都不能容许，更何况持革命立场的人物了。后来北洋政府为了拉拢他于4月4日发给一个三等嘉禾章，以表扬他办“鲁案”出了力。但他不要，公开在《努力》47号上声明说：“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从中反映出胡适与北洋政府的对立情绪这时也是很僵的。
这期胡适在家虽说是养病，但诸事繁杂舞墨弄笔也是闲不住的。《努力》还要他包办，按期交稿，他的侄子胡思永又死了，准备将棺木运回安徽去，朋友、学生们来访，要求作文、作序的更忙得不可开交。如此下去对病体显然不利。因此与夫人商议，决定到杭州去休养，行前向南方的朋友写了信。陈衡哲等也希望他早日南下，同游西湖。今年科学社也准备在杭州开年会，一定很热闹的。
同年4月21日，胡适离京南行，先到上海，月底到杭州小住，后又折回上海。这次南来顺便想会一会郭沫若和郁达夫，把过去在报刊上打了八九个月的笔墨官司作个小结。于是5月15日主动写信向他俩致意，他在信中说：“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20天无一日不病，已有10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接着对他在《努力》上发表《骂人》，批评郁达夫的文章作了解释，并称“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最后说不要因为一点小笔墨官司就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郭、郁二位的回音。郭说：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最后我虔诚地默祷你的病恙痊愈。郁信云：5月15日的来函接读了。我也想来看你，不过因为刚从浙江回来，事拢不能来访。接着解释在《创造》二卷一期上骂“恶劣分子”的话，宣称：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又说：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并称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最后说我们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从上面双方交往信中可看出彼此都是动了气的，互不相让才演出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官司来。好在大家都有革新的理想，愿意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矛盾是会逐步解决的，但需要一定时间，解铃还需系铃人。据胡适日记云：“5月25日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5月27日，郭等三人来访。”可见双方对和解还是有诚意的。
此事是由郁达夫1922年8月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阳楼日记》而引起的。在这篇文章里他指责少年中国学会余家菊在翻译德国哲学家威铿著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时内中有许多错误，并举出《绪论》里的四句话为例，将原文重译出来与余的译文作比较供大家参考。按说纠正别人错误这是正常现象无可厚非。哪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题发挥，不指名地对胡适进行了攻击说，“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又说：“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人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明眼人一看，不难认出矛头指的是谁。可是人们会问郁达夫为什么要攻击胡适呢？这事需倒退三年说起。原来郁在留学日本时对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是十分推崇和满怀敬意的。他1919年秋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考试结束后于10月13日写信给胡适，提到有“会会面的愿望”。那时胡适正忙于教学，及为杜威作翻译，可能没注意到这样一位有志于学的青年，于是没有回信，也没有接见。郁对此事甚感失望，结果是月底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激发起献身新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要与胡适等人争个高低。后来与郭沫若等同组“创造社”在中国文坛上开始活跃起来，故于1922年8月写了《文阳楼日记》向胡适挑战。
当时胡适名满天下，岂容后生之辈无端攻击，但又不好发脾气，于是在《努力》“编辑之余”发表一则《骂人》的短文，以长辈的姿态把郁达夫教训了一番，他说：我们细细考察以后不能不替原译者（余家菊）说一句公道话，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郁先生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接着把原（英）文、余的译文，郁的译文均提出来，并指出余译错误之所在；随后将自己的译文附上，请大家评论。胡在最后很婉转地批评说：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并称：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况且我们都是初出学堂门的人有话好说，何必骂人。郁达夫看过胡适文章后，据郭沫若说：“达夫挨了骂，他便异常的悲愤，写来的信上说他要跳黄浦江而死。我得了信，又看了胡适的那段杂志，不用说也很悲愤。”于是郭也参战，抓住胡适将“while”译成“虽然”之误，又“回敬”了一下。其后，张东荪、成仿吾、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皆加入战斗。很是热闹了一番。
这次胡适南下，采取主动表示愿意和解，不仅写了信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但冰冻三尺，非一日寒，解决问题还要有一个过程的。据徐志摩日记云：10月11日，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郭沫若，中有田汉，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谈话亦能融洽。”可见双方会晤时的尴尬场面，是很别扭的。过了两天，郭沫若请胡适等人吃饭；徐志摩日记云：请在美丽川，适之说诚意话，沫若拥抱而吻之。此事胡适也有日记，他说：“沫若邀吃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等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大家话明气散！两天后，胡徐回请，作陪的有田汉夫妇与任叔永夫妇。至此，由《文阳楼日记》所引起的这一文坛风波逐渐平息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两派的政治倾向也日渐分明，终归走不到一起。郁达夫由创造社分裂出来，同年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胡适建立起新的友谊；1945年殉难于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