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菊
1966年夏日的一天，北京，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一位面容冷峻却又严慈的73岁老人，正端坐在自名为“静坐斋”的书房里凝神沉思。蓦地，“咚咚咚——”急剧的砸门声骤然响起。
老人从神游中被惊醒，忙站起来去开门。门开了，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拥了进来。虽然各个还是孩子，却一脸的严肃，怒目而视。“请问你们——”不等他问明来意，领头的学生已挥起戴着红袖标的胳膊，高声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要造反，造你的反！”
那是个满街红绿走旌旗的岁月。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没有人能够阻遏。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训甚严，于是一拱手：“既然要造反，那就请吧。”
孩子们异常活跃，快速行动，把他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三代积累的书籍字画，以及他本人倾尽毕生精力收藏保存的，从戊戌变法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付之一炬。要知道，那些葬身火海的古籍要能保留到现在，他随便拿出一幅或一本来，都可能造就一个百万富翁。看着红色的火焰在书房里跃动，他心想：珍本古籍，用途不大，名人字画，附庸风雅，多年来也不曾悬挂，还是随你们的便吧。
可是，就在一个孩子要把两本很寻常的字典抛人火堆的时候，他突然扑了上去，奋力抢夺：“这个可不准烧！”可他很快被年轻气盛的孩子们推搡到一边，差点儿挨一通打。毕竟已经73岁了，身体不济，无奈的他只能站在一侧，一边看着字典化为灰烬，一边难过地嘀咕：“你们烧我的东西没啥，但这两本字典不是我的，是我借的，你们叫我如何去向人家交代？”
字画墨宝，他不心疼，而两本满地可见的字典，却让他落了泪。现在想来，他的举动真是有点儿可爱。这位老人，就是被颂为“一代直声”的学者梁漱溟。
“文革”结束后，他拒不参加一位曾丢弃原有学术立场著文批孔的哲学家的寿宴之请。93岁高龄应邀授课，仍是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他朗声背诵梁启超的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一时间，全场学子肃然动容，掌声如潮。
心灵智语
“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多么有力、多么激昂！但回望现在，我们似乎无奈。学者为了生活而奔波，学者为了名誉而抄袭，也许这就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