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收益类型只是相对而言，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往往很难用某一种收益类型去衡量，其收益往往是综合性的，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效益评估法主要是从决策最根本的出发点考虑，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例如：国家对某一重要工程的投资，其主要出发点是经济效益，那么，就可以根据投入和产出的情况来评价决策成本的投入。再如对国家加强义务教育决策的成本投入，其根本上是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扫除青壮年文盲，那么，对其决策成本的评估就是依据其决策中所列的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平均每万人中文盲数量等指标去评价。再如对国家关于实施海洋捕捞禁捕期决策的评估，其根本出发点是保证经济鱼类的繁殖数量，以提高渔民的收入，那么就可以用决策实施后渔民实际收入的增减评价这一决策。但是，对政府决策的效应成本评估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教育成本的投入会在提高公众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会提高人员的工作技能，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会得到提高，也会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会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增加社会的安全稳定。实施海洋禁捕期在提高渔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可以有效恢复国家保护鱼类的数量。而这些是在其主要社会收益基础上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效应，这种积极效应在决策成本短期的评估中可以不予考虑，当这种效应在社会发展中明显显现后，就可以用最终的评估标准再来重新评估政府决策，并且把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应收益计算到政府决策总的收益中去。而对一项大型工程的上马，其在短期的经济效益非常明显，但经过较长的时期后，其在环境保护及相关方面产生的社会负收益（也即前面提到的政府决策的后效应成本）也会表现出来，那么这种负收益，也应该加到政府的决策成本中去。
对政府决策效益的客观评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时间基础上，短时间内看似收益良好的决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家的包袱。而一些在短期内似乎看不到收益的决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国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政府决策成本评估的模型与方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政府决策效益的多元化及不确定性。
如何对其决策成本进行评估呢，说到底还不能脱离效益问题。要关心政府的决策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来建立相关的对政府决策成本的评估模型。
1.经济效益测度模型
发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政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经济发展进行的，通过对决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可以对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我们以某城市公园湖边一片果林的开发决策的过程来对这一模型进行研究。10年前，某城市的公园湖边有一百亩荒草地，市政府从环境保护和城市美化的角度，决定将其开发成一片果林，并承包给近郊的农民承包。承包期为30年，农民每年向国家交纳20万元的承包金，在果林结果后，农民的总收入为每年100万元。5年后，随着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片黄金地段，想将这片果林开发成高档住宅。经过种种考虑，市政府从经济效益等方面出发，同意了开发商的要求，决定将其以每亩300万元的价钱承包给开发商开发成高档住宅。为了保证小区的配套道路的建设，政府还投入4000万元用于周围房屋的拆迁。开发商利用这片土地建设了20万平方米的高档住宅，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钱售出，总售价为12亿元。对此，城市的大多数公民非常不满，多次到市政府门前抗议，在市民的强烈呼吁和反对下，开发5年后，市政府从整体的城市建设出发决定将这片新开发的住宅重新规划为公共绿地，而一决策却严重损坏了刚刚人住的业主的强烈反对，在政府强有力的工作下，这片土地终于又成本为公用绿地，这里也恢复的平日的宁静。
对这一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估：
首先确立决策成本公式：y＝a＋b＋h，其中a是前效应成本；6是直接成本；h是后效应成本。
其次建立经济收益公式：W＝s（1）＋＋s（2）＋s（3）＋…＋5（n）s（n）代表决策在不同方面和收益，在本例中主要是经济收益。
则，政府决策的成效比为Q＝W/Y。
当Q＞1，则为正成本决策，说明决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Q＜1，则为负成本决策，说明这次决策的成本过高；当Q＝1，则为零成本决策，说明决策成本与决策收益相当。
对政府做出果林开发成高档住宅的决策过程中，前效应成本应该包括农民的前期投入，果林一次性投入约100万元，5年来，每年投入的人工及相关费用约150万元。事实上，政府决定开发的时候农民的果树才开始到收获期，预计每年收120万元，承包期为30年，那么，这一决定意味着农民将损失3000（25×150）万元。事实上。政府并不可能给农民补贴这么多钱，但根据机会成本的理论，政府的这种决策确实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应该全额计算在政府决策的前效应成本里面。那么可以算出，政府决策的前效应成本a＝100＋150＋3000＝3250万元。
政府决策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政府的各种论证会议费用、动员费用、宣传费用，共计约20万元，以及对周围部分居民的拆迁费用4000万元，直接成本b-4020万元。在政府决策开发期间，其后效应成本未有显现出来，暂时不计。
政府的决策收益W＝100×300万=3亿元人民币，那么这次决策的收益比Q＝3亿/（3250+4020）万-4.13。
这说明，如果政府当初的决策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其决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政府的决策缺乏全面的考虑，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政府为了挽回这种影响，不得不再采取方法来弥补当初决策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决策后效应成本。
政府在对新住宅居民实施搬迁的过程中，以每平方米4000元给予补贴，那么20万平方米需要补贴8亿元。而居民实际上是以6000元购买的新房，全体居民共为之付出了4亿元的损失，再加上装修费用，损失更加惨重。政府在居民搬迁后还要对景观的恢复做出投入，预计为3000万元。除去居民的损失不计，政府直接的投入应为，也即后效应成本，h=8.3亿元。
那么，我们重新再对政府开发果园的决策进行成本效益评估：
Q—W/Y一3亿/（3250万＋40207万＋8.3亿）一0.33可以看出，政府对果园进行开发的决策是一种负成本决策，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决策，不仅政府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小区居民和承包果园的农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述决策成本模型的例证过于典型，主要是考虑到更好的反映政府决策成本的几个组成部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可能没有前效应成本，也可能没有后效应成本，或者两者都没有，只有决策的直接成本。但不管怎样，这种通过政府决策经济收益对政府决策成本进行评估的方法，对许多政府决策是可行的，也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对经济效益的考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多元的，甚至有些决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经济目标，那么，对这样的决策又应该如何去评估呢？我们建立了另外一种评估模型。
2.预设指标测度模型
国家投资3000亿元用于西部“村连村公路”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强西部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评估这一决策，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作用也是非常积极的。但如果对决策的评价仅限于“好与坏”或“对与错”，就可掩盖决策背后的效率问题、成本问题。因为这3000亿元投入到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都会对西部大开发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如何评价这样的政府决策呢。我们不妨采用下面的政府决策成本模型来加以分析。
政府决策的效应成本：a=0；h=0政府决策的直接成本：b=3000亿（可以忽略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开支，如会议费、论证费、信息费、宣传费等）政府的收益w=s（1）+s（2）+s（3）+…+s（n）可对下列指标提出预期目标：
指标1：s（1）为公路建设的预计里程，按照乡村路的建设标准，考虑到西部环境状况，每公里约为100万元，那么，政府投入实际可以完成30万公里的乡村公路建设。这一指标主要考查各地政府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发挥的效力如何。
指标2：s（2）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量，预计会在原来基础上提高6%。
指标3：s（3）为西部地区的GDP增量，预计会在正常提高的基础上，提高1.5%。
指标4：s（4）为西部农贸市场交易量增量；预计会提高8%。
指标5：5（5）为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量，预计乡镇企业的产值会提高10%。
指标N：s（n）代表……对上述指标的论证过程也就是对政府这项决策的研究过程，这本身就是对决策的更加深入的认识。指标确立后，再按照这些预计评估的方向，根据各个部门的相关数据得出政府决策投入后实际的收益。
当Q≥n，为正成本决策，说明决策从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要求，n值越大，说明决策的收益越高，说明成本相对越低。
当Q＜n，为负成本决策，说明在决策过程中，有许多问题研究的还不够，并且从完成指标最差的方向去研究决策之所以没有达到效果的原因，便于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决策中的不足。
指标预计测度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全面的评估一项决策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评价经济效益，避免评估的单一性。同时，这一评估模型的建立，还有助于对一项决策进行综合评估，如果仅限于一个或几个指标就可能对决策的评估过于狭窄。对于一项决策，有些收益也许只有等到决策执行之后才能够发现，这些收益也可以及时补充到对决策的评估中去。对指标预计模型，其指标数量永远是开放的，只要是能够测度的方向，都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之一。这既包括一些硬指标，也包括了一些软指标，如群众的满意率，对政府的信誉度等，都可以在这一模型中很好的体现出来。
（第三节政府决策成本控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有效地降低政府决策成本，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在发展程度、政治理念、政府体制、历史文化背景、国家结构形式等方面的不同，各国政府对决策成本的认识也不一样，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充分利用好有限的政府决策成本，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却是各国政府最终和一致的目的。正是因为最终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各国决策方法、决策模式背后都可以寻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纵观政府近代以来的决策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其在决策成本的控制方面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共同的思路：占有尽可能多的信息，充分利用好现有技术手段，有效控制政府权力，渐进式的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思路和背景条件下，根据世界各国的决策过程中的突出特点，我们对各国政府决策成本控制模式分为：渐进式决策成本控制模式、信息型决策成本控制模式、技术型决策成本控制模式、分权型决策成本控制模式、回应式决策成本控制模式。
一、渐进式决策成本控制模式
西蒙在其《人的类型》一书中指出，人类提出与解决复杂问题的智力同问题的规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问题的解决要求对现实世界采取客观的理性态度——或甚至要求理智地接近这种客观的理性。
随着社会分工发展，人掌握工具所要求的知识和信息的无限发展与个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的人的自身能力与解决复杂环境以及问题的要求的冲突。在西蒙看来，公共管理学的产生是各个相互竞争的集团由于内外压力而发生的冲突。
来自内部的小集团意识与来自外部的各利益集团围绕各种有限的公共资源展开争夺，并通过影响政府行为尤其是决策以达到凭借公权力实现价值与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围绕权力的争夺必然导致政府人尤其是决策者要以极大的努力消解冲突，实现和解。在这一背景下所产生的决策必然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各方利益的妥协与调和，是一种具有有限理性的决策。
林德布洛姆在继承了西蒙关于权力竞争的观念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解决方案，而是达成和解、调停和协议。而且人们对这些达成的内容只能用如公正与否、诺言的程度、是否有重新讨论的余地以及是否解决了各种不同利益来作决定性的评价，而且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评价性的技术，更成为一种能够旨在实施影响和权力的政治分析方法。以此为出发点，他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在林德布洛姆看来，决策的制定往往是根据过去政府活动的经验，在旧有的政策基础上，经过不断的边际选择，而达成协调了各方利益的共同一致的政策的过程。通过与以往完全理性决策模式的比较，他指出由于时间、信息有限性、利益团体多元性、价值序列可变性等主客观原因限制，一个明智的决策者当然会预见到，他的决策只会部分的实现他的愿望，同时又会产生他未曾预见到的本来希望能够避免的后果。如果他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变化展开工作，则可以避免犯长期持续的错误。因此，他针对以往这种“合理全面的方法或根本方法”，提出了“连续有限比较的方法或分支方法”。
这种渐进式的政府决策模式能够节约政府决策成本，避免因决策失误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一决策模式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下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可以看出渐进式决策模式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