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成本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既然对政府行政过程的成本进行研究，就已经潜在地把政府当作了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就如同对企业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一样，对政府的行为也要进行相似的分析研究。在研究政府成本和效益时，究竟应选择哪些指标以及如何测度，是值得探讨的。
（一）政府成本的衡量
政府直接成本很好确定，相当于政府财政支出。当然，它也有个规范问题。但难点是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较难界定。
对于机会成本，只能通过一定的假设来进行估计。当政府在进行一项工程（即有形公共服务）决策时，肯定要进行工程预算：假设用此支出建设另一项或几项成本相似的工程，然后分别对它们的收益进行估算，再把各自的收益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该项工程的机会成本。
这里的机会成本只供政府在决策时参考，便于做出决定。如果该项决策实施成功了，那么计人政府成本的只应是该项决策的机会成本和它的社会成本之差。如果该项决策实施失败了，那么政府成本就应包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
对于社会成本，可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进行衡量。只要所选指标有说服力，对其估计相对来说还容易一点。如考虑河流污染的社会成本时，对由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直接以货币量来计量；对污染造成的人们饮水不便，可以选择其他供水方式时所产生的成本来计量。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也可用类似的方法。只不过在估算当期的社会成本时，应以历史上相似的环境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来进行衡量。因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损失是“慢性”的，有一定甚至是很长的潜伏期，它在当期不能彻底表现出来。关于其指标选择，在方法上类似于前面列举的“河流污染”。如破坏植被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它的社会成本就应是泥石流发生后给人们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预防、治理泥石流所产生的费用。对于破坏植被引发的当今热门的“沙尘暴”问题，因其影响面广且程度不一，除计算“泥石流”的那些指标外，还可用由其引发的疾病（如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等）治疗费用。
至于给大部分人带来的一般性不便，我们认为可用当月用水的增加量来衡量（因为任何受过沙尘暴侵袭的人都会在当日就用水洗净）。当然，在具体操作上仍有一定的难度。
在所有衡量政府成本的指标体系中，比较简单易行的就是财政支出，可以说，财政支出体现着政府成本。这是因为：、一方面，财政是政府职能的经济体现，是行政的经济基础，“无财难以行政”；另一方面，财政又是社会利益的政治表达，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无政难以治财”。
从前者看，政府成本是政府行使其职能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职能的必要支出，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其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大小；就后者而言，政府成本是在一定的行政体制框架内发生的，因行政体制的优劣而不同，其高低取决于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在一个完善的体制内政府运行成本就低廉，在一个弊端丛生的体制内，腐败与浪费盛行，政府成本就高昂。
衡量政府成本的另一个比较常用的指标是行政经费。行政管理费是显性政府成本中的直接成本，我们可以用它来度量政府的运行成本。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可以利用行政管理费用与财政支出比例、行政管理费用与GDP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与人口数量的比例等指标来度量政府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数据，按照财政支出项目口径中的行政管理费，1978年为49.09亿元，2005年为4835.43亿元，不考虑物价增长等相关因素，增长了98.50倍，年均增长18.53%。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9.6%。
而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78年的4.37%上升到2005年的14.25%，平均每年增长0.3个百分点；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1.35%上升到2005年的2.64%，平均每年增长0.06个百分点；每万人花费行政管理费也由1978年的5.1万元上升到2005年的369.8万元，增加了72.51倍。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9.5%，其中较低的德国为6.9%；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2.3%，其中波兰为8.5%；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4.9%，其中罗马尼亚为6.5%；低收入国家为18.1%，其中印度为11.9%。而中国1978年只有4.37%，2000年为11.25%。但在中国，许多实际发生的行政支出比较混乱，例如预算外部分，目前还能估计一个大体的数字，隐性部分根本就无法搞清楚。政府成本的大小除了用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外，还可以利用一个国家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从统计资料看，目前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是很高的。尽管统计资料的来源各不相同，但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的数字大致差不多。从纵向上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1999年是1：30人（一说是1：28人）；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这个比例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跟中国比较用统一的口径，若按美国的标准，此比例为1：15，似乎比中国还高）。财政供养人员比例高意味着：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费，政府财政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费用，这往往使政府不堪重负。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其中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政府没有什么余钱去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2004年，中国有4500多万行政官员和公共事业单位人员要靠国家财政供养，按照为每人提供平均工资以及办公设施、住房、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人均大约需要财政支出2万元以上。据此计算，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达9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另外，一些地方在地改市、县改市的过程中，原有行政区划一分为二，行政编制、职工人数都随之扩大；机构级别每升一格，原有人员的职务就“水涨船高”，相应就要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目前，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仍然是适应传统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而建立起来的，虽然经过若干次体制改革，各级政府行政审批简化了许多，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显繁杂。
（二）政府绩效的衡量
政府的多元价值目标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也必然是多元的，以政府绩效的价值取向为标准，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指标体系包政治指标体系、经济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以及教科文卫指标体系4大类，在此基础上对每个指标进行细化，并根据不同的层级、不同行业、不同的部门给予指标以不同的权重进行综合。
政治指标体系是公共行政部门绩效评估的一个基本方面，这是由公共行政部门的自身特性所决定的。主要包含以下4项内容：
（1）合法性，指大众对权威的自愿认可状况。公共行政部门的合法性是一个决定其存在与否的支点性问题。
（2）监督机制，要确保公共权力不异化为个人投机资本，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3）回应性，政府的回应性必须基于“代表性”、“政治回应”、“责任”等。政府需要及时了解公众的需求并努力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4）程序公正规范性。对程序的把握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程序的建构状况，程序的遵守状况，违反程序的责任追究机制。
经济指标体系是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包括以下5个指标体系：
（1）国民经济指标，如GDP总量、人均值及其增长率指标，这些是综合性经济增长指标，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各方面事业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
（2）产业结构，没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同样不能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3）通货膨胀率，从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而言，不仅要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同样要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通货膨胀率则很好地反映经济的发展健康水平。
（4）就业率与失业率。就业率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繁荣，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
社会绩效指标体系是政府绩效体系的价值目标，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是社会绩效的主要内容。没有社会绩效，经济绩效指标就没有实现的意义和价值，政治绩效指标会失去社会基础。
其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1）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人均收入直接反映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它的增长率则直接反映了该国居民生活水平改变的幅度。
（2）基尼系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是一个社会稳定程度的重要表征，而维持社会的稳定是一个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3）社会保障实施情况，社会保障的责任首先是国家和政府，可以用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的筹集率、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率等来评估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
（4）社会治安情况。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确保公共安全，把刑事案件发案率或犯罪率作为测量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要指标，这几乎成为世界上的通例。
（5）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衡量此方面的指标主要是森林和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垃圾回收利用率、污水处理率、城市环境指数等等来衡量。
科教文卫指标体系主要考核政府维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具体主要包括：（1）科技发展水平与进度，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可以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估政府科技工作的成就。（2）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具有关键作用。教育发展的状况可以用教育经费占GDP或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学教育普及率、适龄儿童入学率、扫盲率或成人识字率等等指标来衡量。（3）文化事业，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一个地区的品位，可以用居民的文化消费比例、广播电视覆盖率、报刊发行量、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量等等来衡量。（4）卫生和防疫。卫生和防疫工作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尤其对于当前突发性事件频发的状况，卫生与防疫工作更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可以用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医院数量（条件和等级）、乡村卫生院和医疗点的覆盖率、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和重要疾病的发病率等等来衡量。
（三）政府行为的成本一绩效分析
是否能用一个像企业中的“投入一产出率”这样的指标对政府进行成本一绩效分析呢？许多人认为，由于政府绩效的特殊性——不可能用价值量来衡量，故不能像企业那样直接计算。不妨换个角度来考虑：政府的一切活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提供公共服务”，若分别度量出这二者的投入和产出并进行综合，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投入一产出率。对于公共服务，可用它建成后周围地价是否上升来判断这项决策是否“有效”，继而以地价上升的价值量为代表来衡量这项投入的效益，此时其成本就以它的建设成本和机会成本与其收益之差组成（前已论及它的估计方法）；如果无效，其成本就是上述的机会成本与社会成本之和，但此时该公共服务的效益为零。对于公共服务，其成本可用政府直接支出扣除公共服务支出的剩余部分来衡量；其效益不妨用源自域外的投资额来代表（因为外地资金进入本市必定要对该市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如政府绩效、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市民素质等等，而这些都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密切相关）。据此，就可以公共服务效益和公共服务效益分别占GDP的比重来分配权数对二者的效益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政府平均效益，以二者的投入占政府直接支出的比重来分配权数将二者的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政府平均成本，然后用平均效益除以平均成本，便得出政府行为的投入一产出率。
（第二节政府低成本运行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基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竞争力概念已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日益受到重视。国家竞争力实质上就是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核心问题是创造和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的政府、要素禀赋、制度和宏观经济等外部环境能对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制度也是一种公共品，政府是它的最大供给者）。因此，国家竞争力理论应寻求企业、产业和政府三者的联动机制，并使这种联动机制能经受住国际化的考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造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国家竞争力的测度
国家竞争力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需要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比较中去体现，所以它应该是可以测度的。通常的做法是，设计一套尽可能全面涵盖国家竞争力各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用这些具体的可量化指标进行评比，以得到国家竞争力的世界排名。目前，利用指标评比法来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机构或组织，比较知名的有：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经济论坛（WEF）。其中，以IMD和WEF分别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WCY）和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最具规模和影响力。2001年WCY的评价指标体系有较大改动，由4大类（经济表现、政府绩效、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314子项（见表1-2）组成；样本国也增为49个。
4大类下各有5项共20个次类指标，每个次类指标占5%的权重。次类指标下再备含不同数量的子项指标（见表1-2括弧中的数字）。其中，128个子项指标取自统计资料，115个子项指标来自企业界的问卷调查。总排名以这243项指标数据进行数值标准化转换后计算得出。
另有71项指标作为背景资料不计入换算。
